進入21世紀以來，以體制改革為起點，以經濟全球化為語境，中國文化產業迅速興起並蓬勃發展。一個樂觀的評估是：文化產業增長勢頭強勁，總量和規模逐年遞增，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持續增強；文化企業迅速成長，骨幹企業開始壯大，生產能力極大提高；文化與科技的融合日趨緊密，產業門類漸趨齊全，新興產業異軍突起；投融資體系建設與文化資源開發走向規範，集群化趨勢基本形成；文化產品出口增加，文化貿易繁榮；文化市場空前活躍，文化產品和服務內容日益豐富。據統計，2004年以來，文化產業年均增長率在15%以上，比同期GDP增速高6個百分點。原文化部副部長歐陽堅認為：“總體看，我國已步入了演藝、影視、出版、藝術品、動漫遊戲和網絡文化生產及消費大國的行列。”[1]可以說，文化產業已經改寫了中國文化和中國經濟的版圖，也有力地參與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當然，大國不是強國。據2004年的評估：“我國的文化產業競爭力在世界15個主要國家中以0.22的競爭力指數排名倒數第一，比同屬於第三世界國家的南非和印度還分別低0.01和0.02。”[2]這一狀況至今也還沒有根本改變。數量的巨大和競爭力的低弱，是本文論評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背景。

1、文化產業政策的中國特色

推動中國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原因很多，政府主導下的政策松梆、政策推動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在任何現代國家，文化政策作為公共政策的組成部分，都是體現政府意志、推動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但在中國，黨和政府是如此迫切地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為此制定的政策又是如此之多且確實發揮了重大作用，則又有其深刻的歷史因素和複雜的體制因素。

早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上海等沿海城市，文化產業就曾有過局部的輝煌。1949年以後，執政黨基於其革命理念和迅速建成強國的抱負，繼續用階級鬥爭的方式，試圖用政治動員而不是市場的方式推進經濟發展。

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引進了蘇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管理體制，直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市場意義的文化產業已基本上不不復存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建立了從中央到基層強大而嚴密的管理系統，並將所有的文化機構和文化生產企業納入到意識形態的管理系統之中，成為計劃體制的“事業單位”。

文化為政治服務、為革命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文藝是“階級鬥爭的晴雨表”，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新聞出版是黨的“喉舌”等，是這一時期文化生產的主導觀念，並有制度化的落實和保障。

文化資源為國家所有，文化生產和傳播主要由國家投資並由國有事業單位完成，各種文化生產者均為宣傳文化系統的“國家幹部”，文化消費與政治宣傳、思想教育緊密相聯，與文化有關的一切基本上被視為意識形態行動與公益性行為，以至於公民的文化消費基本上不花錢或只花不多的錢。總之，這一時期的文化高度政治化、國家化，而支撐、規範、調控文化發展的，則是黨的文化政策。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曾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3]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黨中央制定出各種文化政策，並由全國各級黨政管理部門嚴格執行落實。文化產品與服務的題材、內容、形式和風格，乃至演員工資、劇院票價、電影放映時間（通常兩個半小時）、作家住房等，都必須有政策依據。

這種以統一的文化政策、嚴密的文化管理為特征的“計劃文化”，保證了中國的文化建設較好地配合了黨和國家的需要，也部分滿足了人民的文化需求，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如生機不足、產能低下、產品和服務單一等嚴重問題。

如果說，西方文化產業隨工業化、城市化而來並在工業文明的後期迅速發展，那麽，當代中國文化產業則是改革開放的後果。在政治主導、政府掌握一切產業和資源的管理體制中，沒有黨和政府最高權威機關的認可，沒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松綁，發展文化產業是不可能的。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理念，和以政治運動為治國方式的“極左”路線，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建設四個現代化為發展目標的新的政治路線，中國文化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中國在“文化為人民服務”時期的芭蕾舞劇之一《紅色娘子軍》）


有三種力量直接推動了當代文化產業的興起。

其一是文化開放。政治和權力放松了對文化的控制，意識形態部分地退出社會生活，文化的審美屬性、娛樂屬性、商品屬性、經濟屬性等因此得以呈現，無論是國家政策還是文化研究，都日益關註文化的多方面價值以及在滿足公民多方面需求上的功能。

其二是長期受到壓抑的公民文化需求的初步釋放，文化消費開始形成。1979年，廣州東方賓館開設國內第一家音樂茶座，這是公認的文化市場出現的標志；台灣歌星鄧麗君的歌曲磁帶以各種非正式的方式進入大陸，通俗音樂、輕音樂開始流行；生活類出版物出現，通俗雜志大量湧現；電視機開始走進普通家庭；香港、日本等境外的電影、電視劇進入大陸，等等，逐步形成了一種不同於傳統的以政治思想教育為主的“生活文化”形態。

其三是文化事業單位轉型。這一方面是政治路線改變之後的直接後果，另一方面也與政府急於減輕財政負擔、不再承擔文化生產與消費的全部經費有關。1978年財政部批準《人民日報》等新聞單位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1979年，中央電視台播出第一條外國商業廣告。

在經歷了一系列試點探索和廣泛實驗之後的1998年，國家提出要在三年內取消部分事業單位政府財政撥款，要求電視台等事業單位要在三年內全面實行自收自支。上述三種力量都把文化體制改革提出上了日程。

早在1980年2月，全國文化局長會議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任務：“藝術表演團體的體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問題很多，嚴重影響了表演藝術的發展和提高，需要進行合理的改革。”改革開放的時代就是解放的時代。1980年以來，中國文化日益突破僵化的觀念與體制的緊身衣，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