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文化產業在當代中國崛起的外部動力，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也指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他還明確提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要求。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一方面使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越來越多地分享一些基本的信念、價值、經濟—貿易發展帶來的好處、通訊—交通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喚醒了非西方文明的國家民族觀念，喚醒了非西方世界對於自身權力和利益的自覺。在反對西方的權力優勢、維護和爭取平等權利的爭鬥中，文化實際上成為凝聚人心、捍衛自身利益的一個工具。近年來大量有關文化產業的論著都一再強調這樣一個事實：當我們圍繞要不要“文化產業化”時，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文化產品已憑借經濟和技術優勢，利用各種手段和方式占領全球大部分市場，並將其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社會制度輸送到這些國家和地區，以自己的強勢文化改造落後的弱勢文化。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僅僅靠阻礙外國文化的滲透和文化殖民是無濟於事的，應當大力發展民族文化工業，增強文化的自主創新能力，建立完善的文化產業體系，參與全球文化競爭。

在現代性結構中，文化有其獨立價值和地位，但現代中國，這一現代要求一直受到更為緊迫的國家建構與發展的壓力，社會活動領域的分化程度很低，無論是“文化失敗”還是“文化先鋒”，其“文化”概念都包含著重大的國家和社會使命，文化產業在中國的異軍突起和備受矚目，也正是因為不是就文化談文化。從經濟上說，改革以來的巨大成就並不能掩蓋資源消耗過大、低勞動力成本投入、科技貢獻率低、加工貿易占主導地位、服務貿易發展滯後等問題。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促進工業由大變強，振興裝備制造業，淘汰落後生產能力；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近年來，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經濟質量成為經濟領域的頭等大事，一些較發達的地區紛紛提出“騰籠換鳥”、實施產業轉移、產業升級工程，加強自主創新、建設科技強省（市）。在此過程中，文化創意產業都認為是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綜合競爭力、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途徑。

從政治上說，與文化產業興盛的同時，文化多樣性受到充分的重視。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我們主張，各國人民攜手努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為此，應該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文化上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提倡文化多樣性與維護中國主權、反對國際霸權和強權政治相關，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鄧小平一再強調：“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我們並不反對西方國家這樣搞，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51]“西方民主那一套我們不能照搬，中國的事情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辦。中國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同社會主義法制相輔相成的。中國正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52]19世紀以來，西方國家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主導全球進程，固然是基於強勢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力量，同時也是民主、人權、自由、現代化等價值觀的吸引力、強勁勢頭及其榮譽的反映。20世紀末，從後共產主義的東歐到後官僚威權的拉美國家，從最貧窮的赤道非洲到新富有起來的工業東亞，都踏上民主的進程。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政體並未退出歷史舞台，但在道義上，卻難再理直氣壯。我們當然不能認為民主只是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不能否認後發現代國家面臨的建設民主政治的深切願望，但在西方國家全力推進“民主化”的過程中，又確實包含著西方權力的擴張。堅持中國特色，走自己的路，需要文化上的自我辯護。

文化是當代國際競爭的軟實力，文化產業是當代競爭的先鋒，文化產業的競爭與經濟、政治領域的競爭密切相關，正是基於這些認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明沖突”論在中國影響極大，很少有人同意其“文明沖突”論，但確有很多的論者致力發掘文化沖突。如果說亨廷頓此論明顯表示“我們”與“他們”之分，表達出對其他文明特別是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防範，那麽中國文化思想對“文明沖突“的興趣則與現代中國一直面臨的與西方文化的競爭有關。冷戰的世界以意識形態劃界，意識形態是政治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是與社會階級聯系在一起的，由於改革前的中國長期把文化基本理解為意識形態，因此意識形態的對立也包括著文化的對立。冷戰結束後，階級論的文化同樣可以轉化為中西文化之爭。也就是說，在不同階級的意識形態對立與不同傳統的文化對立之間，存在著同構現象，當代中國文化有著鮮明的連續性。

但文化畢竟不只是利益和權力。當代國際競爭之所以要利用文化形式，一方面在於文化產業內在地具有“非領土的擴張”能力。借助全球市場和傳播技術的推動，文化產業正在把世界變成一個經驗的領域，經由社會分化而產生的界限或區別已經變得模糊，在精英與大眾、現實與影像、政治與廣告、經濟與文化、生產與交換、東方與西方之間，出現了“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後現代”趨勢。另一方面也因為文化比利益與權力更多地蘊涵著超越國家、民族的人類共通性，可以便捷地穿越民族國家、文化傳統和政治體制的障礙。“文化戰爭”具有武裝占領、經濟掠奪不具備的優點，即它不是用強力壓服，而是用人類的普遍情感和共通價值觀吸引對方，更能實現競爭的文明化。總之，西方文化產業不但包含著西方權力，它本身就是西方權力的一部分，但就西方文化產業的內涵而言，它確實也部分地表達著普世價值和人類情感。文化與利益、權力的結合並不意味著文化就是利益和權力，它還有利益和權力之外的價值、情感。從而，文化產業競爭不完全是經濟、政治的競爭，提升中國文化的競爭力需要我們摒棄非此即彼的“鬥爭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