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中國這樣徹底地表現如下這個理念：‘整個世界是一個舞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過是演員。” ——明恩溥《中國鄉村生活》 

“……事實上一切反常的舉動都被稱作瘋狂，瘋狂使臆造出來的似是而非的東西變得像真的一樣。請允許我提醒您注意，如果這就叫瘋狂，它也就是你們職業中唯一的理性。” ——皮藍德婁《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

義和團多戲緣，不辯真幻。聚眾起事唱戲，練拳如演戲，附體之神多為戲中人物，特技招式，亦如戲之所演。戲弄試將虛幻變成真實，義和拳想將真實變成虛幻。義和團運動的戲劇性格，有其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中國鄉村戲劇組織鄉村的公共生活，並作為民間意識形態提供給鄉民集體認同的觀念、價值與思維模式，其中包括肯定現實秩序的正統觀念與否定現實秩序的烏托邦因素。戲曲為義和團運動的發生準備了社會公共機制與文化意識形態基礎，同時也塑造了這場運動的形式與觀念。義和團運動的心理經驗具有明顯的戲劇性格，它通過表演創造出一種“真實的幻覺”， 其中有自由也有虛妄，最後自由也變成虛妄。本文研究的宗旨不僅限於揭示戲曲與義和團的關系，還在於通過分析這個有趣的個案，提示中國文化的某種深層問題：中國文化性格中的某種戲劇化傾向甚至中國文化的戲劇性格。

一 義和團的戲緣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公元1896年3月28日，劉士瑞在山東單縣城關火神廟“唱戲四天，以聚會友”。[1]義和團運動從此開始了。60多年後，幸存者們回憶起那段風起雲湧的日子，大多想到“唱戲”。

“單縣城西的大刀會都是劉士端、曹得禮領導的，曹得禮帶領了大刀會群眾在縣城西南火神廟地方唱過一次對台戲，群眾有幾千人。火神廟唱戲聚眾是在哪一年記不清了。當時我約33歲左右。自從開了這一次會後，大刀會就成立起來了，名聲也傳開了。唱的是兩出戲，一為梆子戲，一為柳子戲”。[2]

口述者王粹文已經104歲了，年代記不準確，但事件無誤。同時接受采訪的86歲的吳元漢、82歲的張玉書、80歲的塵勞汗、張起合，74歲的劉志榮，都證明了這件事：每年要為火神爺唱四次戲，1896年那年多唱了一次，名目是給大刀會的祖師爺唱的。場面很熱鬧、聚集了好幾個人，神棚四周插著許多大刀、紅櫻槍、紅旗，唱戲的時候、“大刀會提出要坐江山”，混在人群中私訪的朝廷官員毓賢發現，大刀會是要造反了。[3]

大刀會唱戲聚眾，起事多與演戲有關。“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大刀會在城西火神廟唱對台戲。西邊唱的是柳子戲，戲名《黃貓拿兔》，東邊是梆子戲，戲名《打登州》。唱戲後，大刀會的人即在城南開始打教堂。”[4]一年以後，登州的《山東時報》載文報道，大刀會公然在單縣唱戲四天，聚眾十余萬不止[5]。

唱戲聚眾，看罷《打登州》，自己恍然也變成了瓦窯寨英雄，徑直去打教堂、燒洋樓了。單縣的大刀會總借唱戲起事，茌平的神拳也唱戲。光緒二十四年五裏莊唱戲迎神拳，“各地的大刀會都來聽戲”。[6]神拳首領朱紅燈領人罰張官屯的天主教徒包戲唱，賀神拳[7]，82歲的徐慶士在文化大革命興起那一年回憶，他14、15歲那年6月裏人們祈雨唱戲，第二天神拳就來了[8]。

唱戲聚眾，聚眾舉事，義和團運動與戲劇的關系，還不僅限於此。1896年天大早，饑民四野，人心慌慌。魯西南的大刀會眾聚集在安陵崮堆一帶，口述史的資料記載劉士端“穿著戲衣，騎馬拿刀，自稱黃帝”。[9]穿上戲裝起義，儼然自己變成了戲劇中的英雄。可惜天下了一場雨，大刀會眾都趕回去務農了。老百姓開玩笑說：“安陵崮堆拉大旗，淋散了。”

大刀會、神拳，從山東到山西、從河南到河北，“先學義和拳，後學紅燈照，殺了洋鬼子，燒了天主教”。當時直隸省灤縣志記，一拳首綁了教民到神壇前候審，拳首“用紅布蒙首束腰，並用紅繩盤束胸際，仿戲劇武生裝束，立白木凳上翹一足，口中則仿戲劇武生科白口吻，詢問某奉教若幹年及其它瑣事。少頃，則定罪曰：殺無赦。”[10]修縣志者說拳首都是“無知村豎”，裝神弄鬼，“兒戲國事”。義和拳星火已燎原。他們穿著紅襖、皂靴，背著大刀、紅櫻槍、打著各色旗子，有的還仿戲中武生裝扮，將小旗插在背後[11]。義和團一路燒洋樓、掀鐵路，毀電線，殺洋人與教民，1900年夏應詔進了都城北京。李伯元的《庚子國變彈詞》說北京城裏，“一時大街小巷，全是拳民，風聲所至，四方來附者，一天總有三四千人，輦轂之下，愈聚愈多。每團必有壇主一人，其壇主之有錢者，更為黨羽制備衣履刃矛，那打扮賽如戲上唱小生的一般，手持木棍，招搖過市，美其名曰‘二郎神棍’。”[12]

穿上戲裝，分不清是世間生民還是戲中英雄。神拳無敵，刀槍不入，須有神靈附體。大刀會、神拳、義和拳，都講燒香叩頭、念咒吞符、降神附體。然而，神拳所請之神，大多是戲曲中人物。龍顧山人的《庚子詩鑒》記“習拳者持咒面東南方，三誦而三揖，即昏絕於地。頃之手足伸屈，口作長歔，一躍而興，舞蹈不已。問其名，則關平、武松、孫悟空、黃天霸之類，皆戲劇中習見者”。[13]男練義和拳，請神多為戲中男性英雄；女練紅燈照，附體之神，則多為女角。十八、九歲的閨女練紅燈照，“一身紅裝，扇扇子，扇碗”，據說由此“就升了天，淩空駕雲，遂成了神仙”，或“手裏提著小紅燈籠，胳膊上挎著毛籃子。”據說“槍子一來，用扇子一扇，槍子就掉在毛籃裏，打不著她”。她們也設壇演拳，神附了體，口中就喊“樊梨花下山”、“穆桂英下山”，“有的說是胡金嬋”。都是劇中巾幗英雄。[14]降神附體，恍惚迷離，已不辯真幻，《河塑前塵》的作者王錫彤記河南滑縣一帶義和團活動，他們所降之神，也“大抵見於《封神演義》、《西遊記》、《三國演義》、《施公案》，否則戲劇上所有者，而以世俗所敬祀之關爺為多。”[15]關爺即關羽，是民間崇拜的武神、財神、又稱關聖帝君，關帝，清代幾乎每個村子裏都有關帝。義和團多供關帝。陳恒慶《清季野聞》記北京拳民六月四日祭關帝生日，擡著紙馬紙衣入關帝廟，還揚言“關帝座下之馬，汗流至足，殆赴天津大戰，殲洋人盡之矣。”[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