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外那幾天沒事，讀了不少西方媒體關於中國地震的報道，突然想起90年前卡夫卡寫過的一篇荒誕小說《萬裏長城建造時》。小說的敘事者 “我”，一位中國的南方人，像許許多多的天朝百姓那樣，在“蒼穹幾乎遮蓋不了”的土地上修築帝國的城墻。為如此廣大的帝國修築一座圍墻，工程已浩大到超越任何一個個人的努力與想像。無數歲月裏無數代人，永遠激情澎湃，像螞蟻那樣勞動，毫無遲疑地犧牲，究竟是因為什麽？那種將個人微弱的力量統一在一起的令人敬畏的、難以捉摸又難以抗拒的、堅定如一又變幻無常的集體意志，是令人羨慕，還是令人恐懼？

這種心態耐人尋味。卡夫卡的想象與困惑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始終對東方奇跡般的“集體主義”感到吃驚。汶川大地震後，中國舉國之力抗震救災，無數解放軍戰士、無數災區民眾、無數志願者、捐獻人，表現出的賑災壯舉，再次讓西方人看到那種東方式的、可敬又可怕的集體主義精神。我們註意到西方媒體關於四川地震的報道，主要內容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最初關於“事實”的描述，其中多表現出道德意義上的同情；二是關於“意義”的反思，道德意義上的同情淡化，文化反思出現，他們開始關註中國救災活動中表現出來的“集體主義”與“愛國主義”熱情；三是意識形態性宣傳，在中國人的“集體主義”與“愛國主義”熱情中，他們發現後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壁壘與中國威脅的陰影。

起初他們感動，既而開始反思，最後竟然發現恐懼。在西方媒體的相關報道中，我們總結出這三類反應。首先是感動。不論是CNN關於那位可敬的書記的感人事跡的報道，還是《時代》稱讚“中國社會在救災過程中顯示出了高度的文明”，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表現出的大勇無畏大愛無私，都讓西方人看到了“人類精神最光輝燦爛的一面”。這種反應的精神基礎是倫理意義，是人道主義與普世道德。像伏爾泰所理想的那樣，世間原本只有好人與壞人的區別，沒有法國人與中國人的區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像當年歌德所說的，人類不同民族在情感與人性深處是相通的。

這是最初的、直接的、純粹情感性的反應。所謂“深度報道”尚未開始。如果有人在集體抒情的浪潮之外，進一步追問，那種面對災難的無畏，面對他人的無我，究竟是因為勇敢還是懦弱，人道還是不人道？這種動人的壯舉在哲學或文化價值上的意義是什麽？困惑就開始出現了。西方人註意到一種令人震驚的集體主義激情，正通過抗震救災運動席卷中國。這種激情的起點是高尚的道德意義上的利他主義與自我犧牲主義，而終點可能是危險的政治意義上的集體主義與集權主義。

我們註意到西方媒體關於四川地震最初的讚美之後，開始出現“深度的懷疑”。這種懷疑主要集中在抗震救災運動的集體主義激情上。集體主義激情在本質上與西方現代文明的價值基礎相矛盾，同時也喚起了西方傳統的中國形象記憶。啟蒙思想家奠定的西方現代文明價值基礎強調個人，主張個人價值優先於群體，不管是國家還是社會價值。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擁有絕對的自由與幸福的權利。任何要為他人或匯集他人之名的集體犧牲個人的提法或主義，都是騙局。這是個被追問的哲學或文化價值的問題。如果每一個人都為他人犧牲，那麽誰又是那個他人呢？如果每一個人都為他人的利益自我犧牲，個人最終變成犧牲品，那麽誰來享用這種犧牲呢？如果他人成為空洞的集體，這一集體的名義是否可能被竊取？

西方現代文化在確認個人主義價值基礎的同時，也開始在東方與古代尋找排斥性的“他者”。他們認為，集體主義道德為集權主義政治奠定了社會基礎。西方現代文明是個人主義的，東方野蠻的專制主義是集體主義的。從波斯帝國到中華帝國的專制君主，總是別有用心地將暴政建立在民眾無條件的自我犧牲精神上。而這種暴政的合法性總與巨大的災難與巨大的運動相關，比如說治水。因為面對巨大的災難，組織巨大的運動，都需要“把一切權力集中在一個指揮中心”，於是，專制帝國的不可思議的權力及其暴政就出現了。

巨大的災難與抗災的努力，可以讓我們的心靈強大，但未必能讓我們的思想強大。分析西方媒體有關中國的報道，關鍵不是看他們怎麽說，而是揭示他們為什麽這麽說，其知識與價值的背景或根據是什麽。在西方現代文化無意識中，集體的力量有洪水猛獸排山倒海的強大，這種力量既可能創造奇跡，也可能摧毀人。個人在集體激情運動中的高尚表現，往往不是因為無私與勇敢，而是因為無知與恐懼。個人意識不到個人的價值，仍在蒙昧中無謂地犧牲；巨大的災難帶來的恐懼難以承受更無法擔當，懦弱恐懼的個人只能逃避到貌似高尚勇敢的集體主義中，尋求庇護與安全。

倫理區分善惡，政治區分敵我。普遍人性是普世人道主義的基礎，在倫理道德層面使用它是高尚的，但在政治哲學上使用它則是幼稚的。當西方媒體開始在集體主義與集權主義意義上討論中國抗震救災事件時，這已經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倫理，也不僅是哲學與文化問題了。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哲學認為集體主義是“通往奴役之路”，不同形式的集體主義都將導致集權主義而所有的政治集權主義都以模糊的道德集體主義為基礎。

西方在中國強大的抗震救災運動中，看到集體主義與集權主義的強大，也看到這種強大中蘊涵的“中國威脅”。雷蒙•阿隆曾區分過三種不同的敵我意識，一是絕對敵我，二是政治敵我，三是價值敵我。絕對敵我表示一種似是而非的天生的憎恨，政治敵我的憎恨則是由一些具體的政治沖突與爭端造成的，而價值敵我產生自倫理價值方面的差異。後冷戰時代意識形態壁壘勢必讓西方將中國當作威脅。這種威脅有倫理道德意義上的，有文化價值意義上的，但更多是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在抗震救災的運動中表現出的那種洪流般的集體主義激情，可以讓人戰勝災害、忘記痛苦，也可以轉化為一種強大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力量，挑戰西方霸權。

我們知道，西方人在西方、在西方的知識與價值體系中看中國，很難理解中國。尤其是中國的集體主義激情。那種由無數個人匯集起來的排山倒海的力量，修築巴別塔、金字塔、萬裏長城的力量，究竟是怎樣被調動的？人的天性像塵埃，是什麽集體意志將個人組織在一次“偉大的工程”中，讓他們感到自豪與興奮，甚至體悟到生命的意義，勇於犧牲？是什麽領袖的魅力，時而暴虐無常時而又和藹可親，讓個人“深懷失望，又充滿希望”，在順從中獲得自由，又在屈辱中感到尊重？《萬裏長城建造時》沒有寫完，卡夫卡在想象的盡頭發現荒誕。

可是，如果西方很難理解中國，中國就可以理解西方嗎？面對西方媒體上出現的三類反應或意見，我們不能只看他們說什麽，還應該設法了解他們為什麽這麽說；了解他們面對中國、言說中國的知識與想象背景。簡單反應，忽而喜悅忽而憤怒，幼稚的詛咒與歡呼，沖動的對立與敵意，都難以在這個世界上獲得和平的生活。在日漸全球化的時代，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距離不再是地理的，而是心理的。

最後，問題是我們就真能夠理解自己嗎？災難降臨的那一刻，我們可能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危淺與卑微，但萬眾一心的抗震救災運動卷起的激情，很快就淹沒了觸及人性的沈痛，代之而起的是集體的狂奮。激情澎湃的人們為“興邦”忘記了“多難”；為了“萬眾一心”忘記了“人各有志”；為了集體抒情忘記了個人思想；為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忘記了個人的自由與權利……

卡夫卡發現荒誕的地方正是思想無法進行的地方。太令人困惑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一旦有所依托有所尊崇，不管是集體還是皇帝，“……我們的生活就頗為自由，無拘無束。但這並不是不道德，在我所走過的地方我幾乎從未遇到過比我的家鄉更為純潔的道德……”因為“半文明的教育把那多少世代以來深深打進人們頭腦的信條奉為崇山，高高地圍繞著它們起伏波動，這些信條雖然沒有失去其永恒的真理，但在這種煙霧彌漫中，它們也是永遠模糊不清的”。如果有一天有某人說出與大家不一致的話，我們就毫不留情地趕走他，於是，“大家開了心，並且跑回去享受美好的節日。古老的事情早已聽到過，昔日的傷痛早已消弭。記得在我看來雖然乞丐的話無可辯駁地說出了恐怖的生活，但大家卻笑著直搖頭，什麽也不願聽。我們這裏的人就是這樣來抹殺今天的現實的。”（愛思想網站 2008-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