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5日在金手指傳播公司三年戰略研討會上的講演

我一直都非常關註金手指。我知道張建華董事長是一位有著全球眼光的文化經營人才，經過這十年來發展實踐的磨礪，他不僅在經營中國文化產業方面，而且在帶領金手指這個團隊方面，都有可圈可點的業績。所以我認為，這樣的領導帶領出來的中層幹部，要麽你已經是文化產業的人才，要麽你有成為人才的潛質，你們都可能成為文化產業的精英。今天的對話，是這麽一個層面上的對話。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先說說中國文化產業所處的大的背景。

中國的文化產業，我認為它實際上是和新世紀的太陽一起冉冉升起的。在2000年之前，中國沒有文化產業這個概念。我們國家為什麽會出現如此尷尬的這麽一個局面？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可能對今天有一個整體的把握。

新中國自成立那天起，就面臨一個重大威脅，這個威脅就是人們熟知的“和平演變”。由於這一歷史原因，中國基本上在意識形態領域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處於對恃狀態。西方國家企圖把中國納入到自己的價值體系，一直在考慮怎樣把西方的文化思潮引入中國，以西方文化為主流的文化體系來影響中國。正是為了防止西方國家對我們進行的這種文化侵入，提出了“防止和平演變”的策略，采取了對西方文化排斥的態度，目的是防止和平演變。這種對和平演變的防止，自建國到冷戰結束，基本上沒有停止過。為了防止和平演變，國家若幹年來閉關自守，既控制自己的人走出去，又阻止外面的世界闖進來。改革開放以後，國家進行了一系列的經濟體制改革，但在文化領域仍然還防範得挺嚴，實際上是這個慣性的延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發生在1989年的六四風波，就是國外的意識形態進入中國後，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帶來的一次重大挑戰。所以我說，我們國家文化產業的舉步不前，和國家當時所處的歷史背景是關。

然而，當我們邁進新的世紀之時，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冷戰也早已結束，中國的對外開放也在向縱深推進，世界也已經融入為一個大家庭。處在新的環境裏，國家對文化產業也有了新的判斷。新的形勢需要我們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是被動的防禦還是選擇主動的出擊？被動的防禦只能在整個政治經濟社會處於封閉的情況下進行。而在進一步對外開放的形勢下，這種防禦實際上也只存在著一種沒有根基的自我感覺，已經不存在原有的基礎了。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國家終於選擇了主動走出去的策略，把中國的文化產業推向世界。2000年，國家第一次把文化產業納入到國民經濟總體對象，文化產業的概念在“十五”規劃中開始提出。

和其它產業相比，文化產業算是一個幼稚的產業。但由於有了比較好的經濟環境，以及人們對文化消費的沖動，因此文化產業的發展極其迅猛。從它的發展總量看，超過了其它產業的增長率。然而盡管文化產業的發展較快，但它所存在的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又導致它依然是弱小的，所謂的歷史因素，正如我剛才說到的，我們整個的傳統體制、管理體制還在發揮著作用，舊的觀念還在制約著我們的發展。再看現實因素，總的說來，我們的文化產業還很不成熟，在很大程度上還處在一種自發的狀態，在國民經濟總量上所占的比重也還非常的小。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法國、日本等，他們的文化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GDP中，已經占到了很大的比例，有的甚至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而我們卻只占到3%左右。要使一門產業成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支柱，它必須要占到國民經濟GDP的5%以上，我們這種現狀和西方文化強國比起來，差距確實是太大了。但正因為這樣，我認為我們國家文化產業的發展是大有前途的。從政治上考慮，既然國家對文化選擇了從閉關自守到主動進取再到積極進取，那麽國家就一定會把文化產業作為一個重中之重的產業來對待。因為發展文化產業太重要了。它不僅僅是關系到國民文化素質的提高，國民經濟的增長，國家綜合實力的增強，還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

如果我們把中國的經濟放在國際上看，我還認為中國的經濟是一個暴發戶的形象。為什麽這麽說？大家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初始階段的那些萬元戶吧，這些萬元戶雖然有錢，但他們卻缺少文化，他們沒有文化積累，由於那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各方面的漏洞都還很多，他們的暴發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含著投機取巧、見錢眼開等因素。再看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雖然國家經濟總量已經進入世界前三強，但是在科學發展上、可持續發展上存在一些問題，有些問題甚至很嚴重。如透支資源、環境犧牲等因素。這樣的增長形象就有點象當年的暴發戶。這種暴發戶形象我們一定要扭轉。基於上述原因，就必須要求我們要把文化產業做大做強。要做大做強文化產業，改革先行，就必須搞好文化體制的改革。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2006年聯合下發了《關於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幹意見》。從那個時候起，就正式啟動了文化體制的改革。今後的這幾年，將是文化體制改革的關鍵時刻。那麽伴隨著文化體制改革所取得的每一個成就，我想都將會殺出文化產業發展的一片新天地。所以我提醒大家，請一定要多關註文化體制改革的每一個微妙動向，把握好文化產業發展的機會。

這裏我們可以把文化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做一個比較。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發展的特點是“預見性”。只要你有預見性，你的發展就領先了。比如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的民營企業，他們都是在國家政策出台之前就搶先了一步，因此他們的發展就遠遠領先了。如眾所周知的“溫州模式”。“溫州模式”可以初始於1979年，那個時候溫州就在努力發展中小民營企業，而中央正式推出發展中小民營企業卻是在80年代末期，而這時溫州的民營企業早已發展得蓬蓬勃勃了。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文化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整整比經濟體制改革滯後了20年。從人們的關註度看，大家更關心的是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的維系應該說比經濟還要緊密一些，文化體制改革雖然在強勢推進，但由於受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影響，文化體制改革遠比經濟體制改革艱難。由於國家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現在已經有了一定的經濟總量，已經有了一定的老本，所以在文化體制改革方面，官方的緊迫感就沒有像搞經濟體制改革時那麽強烈了。經濟可以立竿見影，文化卻需要一個過程，雖然各地政府把文化體制改革吼得很兇，但是實際動作卻很小。結合民營企業成長的歷程，我還感覺到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對民營文產企業的等級歧視。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國家重要的資源配置仍然放在國有文化企業方面，而把民營文化企業僅僅放在次要的位置。這裏我舉一個例子：一些地方的文化產業協會會長的配置就很不合理。一個文產協會，它的會長、法人為什麽非要配置給一個長期在體制內做行政首長的公職人員，而又為什麽不通過民主選舉，把這個位置配置給長期從事文化經營、知道中國民營文化企業的辛苦甘甜、苦樂哀悲的這麽一些人呢！我並不是說長期搞行政的領導就不能當文化協會的會長，而只是列舉一種普遍現象，那就是歷史形成的等級歧視。這種現象，再從正面來理解，那就是因為文化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政府在這方面總是對民營企業不放心。這實際上是一個傳統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