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皮書”的上遊

有一回，系主任向我提出：因為學生要求者眾，要我開設一門廣東話的“獨立輔導課”(IndependentStudy)。後來，因為每年的“獨立輔導課”修讀的學生竟也有八九名之多，系裏就決定：把這門廣東話課，變成耶魯課程表“藍皮書”上的一門正式課程。按照慣例，每個“藍皮書”上新開的課目，都要先行向校方提出一套包括學術緣由、教學目的、教學要求之類的正式申請。廣東話——我的母語，在耶魯校園開設的50多種外語課程中，實在是一個邊緣而又邊緣的方言語種。我，可以向校方，提出一個什麽樣的開課申請呢？

那個夏天沒有教暑期班，便顯得特別漫長。酷熱裏讀著雜書，在這座被稱作“榆城”(ElmCity)的古樓古街之間悠蕩，留心著要為“藍皮書”準備開新課“緣由”，便稍稍涉獵了一點關於耶魯漢語教學的書籍。這一“涉獵”不打緊，這門不起眼的“廣東話課”，竟然牽出了一整頁與耶魯關系密切的海外漢語教學史和傳播史，並且，首先就與我們現代漢語學的奠基人——趙元任相關。

趙元任（1892-1982），稍稍知道點現代文化史的人會知道，他曾是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齊名的民初“清華國學四大導師”之一，現代漢語的拼音系統、語法系統，包括台灣現在還在使用的漢語註音符號等的具體創建者和設計人；也是現代中國音樂的奠基者之一，他創作的藝術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賣布謠》等，至今仍是各種華語音樂會上的保留曲目。據《趙元任年譜》記載，趙元任曾在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應聘在耶魯教授中文兩年。“到耶魯後，元任的精神一天一天地好起來了，因為這裏的人事和討論的興趣使得他有意思”（見趙夫人楊步偉《雜記趙家》）。趙元任在耶魯開設了兩門課程：高級中文閱讀課和中國音韻學課。在中國音韻學課程中，趙元任在“國語的古音和今音的區別”題目內，突出了對廣東話的研討，“10月以後，開始講授廣東話。”（《年譜》249頁）兩年後，趙元任轉赴哈佛任教，更利用哈佛的暑期學校開設強化型的粵語課程，“集中12周開設了600小時的課”，並“親自灌錄粵語學習唱片，請留學生中的廣東人譚小麟和鄔勁旅等做發音人。課程結束後曾帶學生到廣東人開的中國飯館，用粵語會話……”（見《年譜》265頁）在以後漫長的伯克萊加州大學任教生涯中，“粵語課”更是和“國語課”、“音韻學課”一起，是趙元任終生常設的三個主要任教課程之一。

趙元任為清代“乾隆三大家”之一、寫有“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詩句的趙翼的後人。祖籍江蘇常州，生於天津。本非粵人，卻以對語言的驚人敏感和聰睿，利用方言調查的過程掌握了幾十種方言，猶對粵語的運用得心應手。粵語號稱“最難學的方言”，光是音調就有八個（也有“七調說”和“九調說”）。據趙元任《我的語言自傳》記，“我到廣州兩個星期後，就能用廣東話演說了”。不獨此也，他連廣東話語系的三水話和中山話都能分別掌握，在赴耶魯任教前夕順路出席舊金山的“太平洋科學會議”時，在海船上完成的提交論文，題目就是《中山方言》（見《年譜》242頁）。據我目前查閱到的材料，在美國大學校園開設專門的粵語課程，趙元任，絕對是史上第一人。在那以後，接續趙元任的耶魯粵語教學業績的，則是耶魯漢語教學史上的另一位重頭人物——黃伯飛(PorkeWung)。

“黃伯飛”何許人也？今天一般讀者也許會對這個名字很陌生。這位出版過《詩與道》、《抒情短詩精選》等著作的老詩人和老教育家，從上世紀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曾主導耶魯中文項目長達40年之久。據沈從文《記胡也頻》一文的介紹，黃伯飛曾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文學青年聚居的“漢園公寓”的主人的兒子，是直接在新文學熏陶中成年的“小弟弟輩”。當時在那所公寓出入的，除了沈從文以外，還有戴望舒、王魯彥、朱湘、焦菊隱等現代文學史上熠熠閃光的名字。上世紀80年代初沈從文訪美，驚喜萬分地在耶魯遇見黃伯飛，才續上了這一段“隔代之緣”。原來，從1942年“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軍方為了培訓派往東亞和中國作戰的軍兵，國防部曾一度出資，在耶魯大學設立大型中文教學項目，黃伯飛因此應聘參與其事。於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耶魯，成為當時西方世界最大規模的中文教學基地，接受中文特訓的學生最多時達四五百人之多，任教的老師則多達三四十位之眾。這，恐怕是今天任何一個漢語教學項目（包括國內），都不可能有的規模了。如今，樓下的東亞系辦公室裏還掛著一張1953年拍攝的，耶魯中文項目（當時叫“遠東研究所”）教職員在戰後合影的黑白照片——可能是此一中文教學基地完成歷史使命的“畢業照”。26位風華正茂的華、洋教員，臉上帶著一種戰後似乎略帶疲憊的安逸氣息。我知道站在後排中間那位高挑個子、戴黑邊眼鏡、滿臉書卷氣的英俊男士，正是黃伯飛；而站在他旁邊的，還有另一位華文世界的知名人物——40年代末與蕭乾、陸鏗等齊名的中央社戰地名記者趙浩生。順及，已退休多年的趙浩生夫婦（妻子是日本人），同樣是耶魯東亞系中、日文部的元老級人物，同樣在此地任教超過30年。今天，耶魯東亞研究中心有專門設立的“黃伯飛獎學金”，而海外世界多年來通行的粵語教本和《廣東話詞典》，正是黃伯飛當年在耶魯開設廣東話課所使用的講義，並最終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我知道，我的“藍皮書”新課申請，已經擁有足夠多的“緣由”了。在視傳統如命的耶魯，還有什麽，比延續現代漢語一代宗師趙元任及其後繼者黃伯飛在耶魯早已開設的歷史性課程——一門富有古音韻學意義的方言課程，更有分量的理由呢？

但是，差一點，我就犯上了“數典忘祖”的大錯誤。

因為查出了“典”——趙元任及其中文課、粵語課在耶魯的歷史出處，粵語課開課順利，自不待說。自此，我在以後的說話、為文中，便理所當然地，把趙元任視作“教美國佬吃中文螃蟹、包括吃粵語螃蟹的第一人”。事實上，這也是漢語教學界多年來“約定俗成”的說法。可不是麽，現在許多西方院校還在采用的低年級中文入門的教本，其中的發音、語法規範及其例句，大都基於趙元任在1921年前後在哈佛編寫完成、1922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而由紐約哥倫比亞公司錄制的《國語留聲片課本》。這個教本裏最有名的例句，是趙元任把中文聲調的“陰陽賞（上）去入”，以各種諧謔好玩的“五聲五字”的例句，讓學生練習：比如，“葷油炒菜吃”，“偷嘗兩塊肉”（現代漢語的普通話實際上已經消失了入聲字，所以講“四聲”，一般人對第五音已無法辨識）。——這是現代漢語教學史上第一本被廣泛認可的、為“國語”正音、定調的有聲教材。連當時為教本作序的胡適也說過類似的“中國第一人”，“不作他人想”之類的話。我的“趙元任第一人說”，有什麽錯處嗎？

“你老兄，一個不小心，可就要把耶魯的‘漢教’歷史，”他說的是行話，“——大大矮化啦！”友人崔君，為了完成他的“海外漢語教學史”的研究論文，正一頭紮在耶魯檔案館的故紙堆裏，某天，有根有據地澆了我一瓢冷水。

原來，話題，還得追溯到容閎當初在耶魯引發的笫一波“中國熱”上。一位名叫特韋契耳(JosephH．Twichell)的牧師——他是當初最早向容閎伸出援手的美國人，1878年4月10日在耶魯肯特俱樂部的一次演講中，對容閎當年在耶魯所引起的廣泛關註，有極生動的描述：“1854年容閎的畢業，是那年（耶魯）畢業典禮上的大事件。至少許多人是這麽看的。而有些人來參加畢業典禮，主要就是為了看一看這位中國畢業生……”（參見容閎《西學東漸記》附錄，引自鐘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正是有感於此，耶魯校方在1872年由容閎主導的“晚清留美學童”抵達耶魯五年之後，由校董會通過，於1877年，正式設立中國語文歷史方面的教席。耶魯，由此也成為全美國第一個，擁有中國研究方面的專設教授的大學。

原來，第一個在美國大學開班教授中文，第一個教美國人吃“中文螃蟹”的，是美國人衛三畏。他在耶魯校園踏出的漢語足跡，比哈佛、耶魯年代的趙元任，早了四五十年！

我承認，我至今還是一個“人來瘋”型的、一上講台就喜歡把自己的過剩卡路裏統統傾瀉到課堂上去的傻用勁的老師；我也不想諱言，將近10年來，我擔任的課程始終在耶魯校園裏維持著它的“火”——每每要擔心人滿為患，而語言課程，卻偏偏是必須維持“小班制”的（順及，為了這個原因，也為了學中文的學生人數增長迅猛，必須不斷給高年級課程擴開新班，從今秋開始，只好忍痛割舍粵語課了！）。都知道語言教師在大學裏“人微言輕”，但我從來不敢輕慢自己的工作。在這片容閎、詹天佑、林徽因踏過的土地上，在這個衛三畏、趙元任、黃伯飛、趙浩生以及鄭愁予站過的講台上，我學會了謙卑。我知道，在紐黑文海濱這座調子灰黑的古老校園裏，母語的暉光不但照臨著我，也照臨在青石壁上、常青藤上、哈克尼斯鐘樓的尖塔上、舊校園中心的“嘉馬地校長環形石椅”上。也許你並不自覺，自己其實同樣是站在歷史的隊列裏；歷史，就在校園的某個轉角處，與你交會，顏色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