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opia”——中文烏托邦

好多年前，當時我人在普林斯頓，孫康宜老師說過這樣一句玩笑話：如果你也能來耶魯，我們這裏，可就要變成一個“中文烏托邦”啦！她用的是“Utopia”這個英文詞。我確是在孫教授當系主任的任上，因緣際會，經歷了整個約談、試教、評估的全過程，應聘到耶魯任教的。命運的這番厚待我至今心存感激，但我最是感念的，真的就是孫老師話裏的那番深意——在這片紅塵萬丈的洋風洋水之中，耶魯，確是我輩漂流人打著燈籠、踏破鐵鞋、穿越兩洋水土雲煙，尋覓經年而難得一見的一片人文世界的“香格裏拉”——我的“母語烏托邦”。

說起客居異域的生活——無論是留學、移民或是逃難、流亡，人們可以用各種字眼來形容：“失根”、“截肢”、“離土的移植”、“永遠的邊緣人”，等等。英文裏，則喜歡用本來專門形容失國失土的猶太人的字眼——“Di-aspora”，直譯乃“離散無家”，有華裔漢學家更直接把它譯為富有感情色彩的中文成語——“花果飄零”。這些字眼裏共有的悲情，說的其實都是同一件事情：失根，就是失語；反之一樣，失語，就是失根。只要想想，任何一個思想成熟、出口成章的成年人，忽然要用三歲孩童牙牙學語的稚嫩腔調，去和那個“紅須綠眼、嘰裏咕嚕”的世界打交道——這是當年初出國門的康有為、梁啟超們筆下早就描寫過的尷尬，就可以明了其中的難堪了。所謂“寄人籬下”，首先，就是硬要縮起自己母語高揚的腦袋，把那個被截掉舌頭的身軀，塞進那道“嘰裏咕嚕”的洋文籬笆的孔眼之下啊！二戰中流亡巴西的名作家茨威格，在當地受到“國賓”式的禮遇卻最後自殺身亡，史家分析其真實原因，大都聚焦於這個話題——母語，母語國度的淪喪和母語環境的失落。他在絕命書中如此嘆息：“我在自己的語言所通行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淪亡，我精神上的故鄉歐洲已經自我毀滅……”在鋪陳了這麽一大番失語苦痛以後，你忽然發現，自己在此地的職業——在美國最頂尖的大學裏教授中文，你是在用自己一種與生俱來的優勢，去面對那個“失語失根者”的先天劣勢；母語，不但不是你融入“主流”的障礙，反而成了你在此間“主流”中安身立命的最大資本，同時，即便在一個占據著最優位置的一流學府那些聰睿透頂的學生面前，你都可以照樣昂起母語的驕傲頭顱，用母語去傳道、授業、解惑……“Utopia”——理想化的人間樂土。——有什麽樂土，比能讓自己的母語在異國的職業疆域裏盡情馳騁，是更大的人問樂土呢？因此，我的老詩人同事鄭愁予先生，曾一再對我們說過這樣的話：我知道，有人是看不起語言教學的。可是，在此地，對於我輩，我以為沒有什麽比教會美國孩子說中文、用中文、熱愛中國文化，是更有成就感、更值得你交付心血與生命的職業了！我的個性很“酷”的同事康正果，則為此說過一番很動感情的話：“我從來沒有感到我與母語如此親近過，從來沒有從母語中得到如此強烈的自我認同感。”

自然，我知道康宜老師說的“Utopia”，並不僅僅指的這個“母語優勢”。我想，她要說的，首先就是我上面提到的，耶魯的這個中文的同事圈子。噢噢，這是一個什麽樣的同事圈子呢？

雖然同在一個系裏做事，平日各忙各的，其實很少機會聚頭。我們之間互通信息，常常就靠著系辦公室門口那個對外張開大嘴的方格子信箱。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早晨上班，我常常會在自己的格子裏收到剛剛打印出來的中文稿子，康正果的格子裏也會有同樣的一份，那是孫康宜老師送來的她新寫的中文稿——有散文，也有學術論文。她想請我們先幫她看看，提提修改建議。孫康宜，都知道她是西方人文學界中少數幾位貢獻卓越、備受尊崇的華裔漢學家。她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眾多英文著述，是今天任何一個修讀相關專業的研究生的必讀教本。幾年前由她主編出版的皇皇大著《中國古代女詩人全集》，最近由她主編的《劍橋中國史古典文學卷》，都是在整個國際漢學界引起廣泛矚目的大事。“孫康宜請你改文章？”這一定是“我的朋友胡適之”之類的自我誇耀故事吧？

坦白說來，開始我真的感到很吃驚，也有點不太習慣。因為我自己，多年來早就養成了“初稿從不示人”的毛病。但是，這確是真實的孫康宜。從認識伊始，康宜老師就懇切地要求我們幫助“敲打”她的中文。她告訴我們：因為在美國大學校園裏用英文教了幾十年書，英文寫作很順溜，中文則快忘光了。她是從1994年前後，才重新開始中文寫作的，所以，她由衷地把自己當做初學者，誠懇向我們求助。由康宜領開了頭，這方格子信箱，從此真的就成為我們幾位寫作者隨時傳遞彼此的文字初稿，並常常刀來劍往的加以切磋敲打的好處所。有時候，我們性格犟直的“關西大漢”康正果，一句話就能嗆人一個大筋鬥，但“翻過筋鬥”以後，虛懷若谷的孫康宜，下一回準能給你拿出更亮眼的稿子來。有一回，康正果看過我的稿子，不客氣地說：至少要刪掉兩千字，這稿子才能成型。我吭吭哧哧地“瘦身”，那稿子，果真就變得神清氣爽哩！——“Utopia”。這方格子信箱，可不就成了我們這個“母語烏托邦”裏一片栽種文字的好秧田麽！

“達達的馬蹄，是我美麗的錯誤”。這個現代漢語詩壇裏的經典句子，已經成了在耶魯任教超過30年、剛剛榮譽退休的老詩人鄭愁予的招牌標記。——和這樣的“經典作家”一起共事，是一種什麽滋味呢？常常，有台、港學生這樣問我。我自己，大學時代就偷偷為鄭愁予的詩集著過迷（“偷偷”，是因為那時候國門初開，我僅有的“港台書刊”，都是香港學生給我偷帶進來的）。當年作為加州大學的研究生，我還專程前往耶魯，拜見過這位台灣來的“詩壇祭酒”。如今，一下子成為同事，而且按照系裏的安排，我倆同教四年級高級中文課，他開“現代中國小說選讀”，我開的則是“當代中國小說選讀”——兩門課如此單列並置，結構上就形成一種相互打擂台的競爭關系。我，作為小輩新人，何以自處與相處呢？想到關於各種大學中文項目裏諸多人事糾紛的逸事傳聞，連身邊的朋友，都為我暗暗捏上了一把汗。可是，月明星朗，雲淡風清，什麽也沒有發生。或者說，各呈異質異態，本身就是耶魯校園的常態。用愁予老師日後的說法：“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會成為一個問題。”而且不是一般的“相安無事”，竟是“相得益彰”之後更熔鑄出了一個綿長有序、豐沛滋潤的話語環境：喝過了魯迅、胡適之的苦酒清酒的學生，再到莫言的“紅高粱”裏和韓少功的“馬橋”裏打打滾，撒撒野；想在王安憶綺麗繁覆的“王琦瑤”以後喘一口氣的，就不妨到沈從文的“翠翠”渡口上，盡情享受湘溪沅水的疏淡清洌……“中文156”、“中文157”兩個相連的課號，連結起了耶魯校園內最有悟性、最敢標新立異的一批好學生——非能人即異人，此乃大學裏學中文的洋學生的共有特征；愁予老師（包括幾位年長的老師）的誠摯與胸襟，給我們這些後輩立起了楷模，使得耶魯東亞系的中文部，多年來成為以“地利人和”享譽“江湖”的好團隊、好處所。“我在國內的任何單位還從未遇到過這樣和睦的一個集體。這裏只有工作和學問上的合作，從無覆雜的人事糾紛，在互相配合的中文教學中，母語的紐帶極大地凈化了我們的同事關系。”（康正果《母語之根》）而我和愁予、正果——我們三位負責高年級教學，更在共同的話題、共同的面對之中，成為學生們的好朋友，同時彼此成為有好學生共同引介、有好朋友來訪共同迎送、有好酒好茶共同分享的知己莫逆了。

說起好酒好茶，正果兄是愁予的酒友。我不嗜酒，卻時時可以成為他們一位淺嘗輒止的“酒伴”。有我這麽一個資淺酒伴的最大好處，就是出門在外，他們倆盡可以放歌縱酒、一醉方休，而不必擔心惹上在美國很當一回事兒的“醉酒開車”的麻煩。

那一年美國獨立節，愁予拽上正果和我上他的美國親家的莊園去喝酒——那個美國家庭每年此日都在家中大擺燒烤筵席，廣邀各方親友一起在牧場邊上放焰火狂歡。二位資深酒徒，那晚喝了洋酒喝白酒，喝了冒煙兒的再喝點著火的，趁著酒勁把彼此一生的好話歹話、秘密私隱全都說了個夠，末了還說：沒醉沒醉，小意思小意思。愁予搖甩著鑰匙堅持要開車，誰說他醉就罵誰。鑰匙總算被他的孝順兒子一把奪了過來。那晚，鄙人開車把兩位酒徒送回家，據說康正果進了家門就趴在光地板上睡到了天亮；愁予更絕，第二天見到他，“喝醉酒？我昨晚壓根兒沒喝過酒，醉什麽？”——全忘光啦！自此成了通例，每年獨立節，總是我們三家結伴出行，他們倆必定要敞懷豪飲，大醉而歸。愁予親家的聚會筵席於是成了我們自家的酒會雅集，哪年缺了誰還都有個惦記。我的女兒甚至從此就和她每回必帶的好朋友凱麗有了約定：每年七月四日，“一定要跟爸爸的叔叔們去看馬！”

自然，我這個車把式也不是白當的。某日，居然發現：酒齡和詩齡同歲的愁予先生，愛喝酒卻不好茶，可家裏，又偏偏多的是台灣友人送的上好烏龍茶！乘虛而入，莫以此甚也！從此向愁予討茶葉，準是一討一個準，並且絕對是一等一的上品好凍頂。愁予夫婦呢，倒也從未把我當外人。那年夏天，我拿出當過10年知青的能耐，只花了兩天工夫，幫他們在後院挖了一個其大無比的魚池，還搭配好了小橋流水、青石護欄。愁予為此驚呼：“文革”真厲害，能把你這樣的文弱書生，改造成這樣能幹的“藍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