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五人六”

有兩件事，“奠定了”我對耶魯的基本印象。

那一年，剛接到耶魯的聘書，新來乍到，為新學年的任教課程匆匆準備了一套教案，自己湊合著新編了一套教材，便等著開學前夕，提交給某個上級方面審定、通過，然後再——有點臨深履薄的戰戰兢兢——給學生開講。

——沒有動靜。開學了，問遍了身邊的同事、系裏的頭腦，都說：不需要給準審定，開講就是。“教研組的審定都不需要？”“不需要。”“教什麽和怎麽教，也不要開會討論討論？”“沒有必要。”問多了，反而被同事白眼：怎麽，你像是屈慣膝頭的賈桂，被人管慣了，一下子覺得沒有審查、管束就不舒服，是不是？——正是。當初到美國留學，我頭一個不習慣的，就是從選課到選保險、選住地、選室友，什麽都得自己去“踹”(Try：試)。我沒有想到，踏上耶魯這樣的講台，對於自己這樣的教壇新丁，竟會是這樣的“自由放任”。坦白地說，第一次登上耶魯的講台，“人五人六”地給學生開講，心虛得很。“自由”得一下子如此沒了邊兒，台下坐著的，可都是從美國包括世界各地千挑萬選而來的一堆聰明腦袋，自己這副“人來瘋”又慌不擇言的蠢樣子，可不要露大怯了吧？

我漸漸明白，在耶魯，你不必害怕表現自己的“人五人六”。重視教學、張揚學術個體的自主及其自由發揮，正如重視學校作為社會個體的自主權利一樣，正是所謂“耶魯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最終一般社會上的人士將會了解：只有在學校擁有全部的自治權利、每個教師及學者皆有研究自由的條件下，整個社會才會有完全的自由與平等；而這正是耶魯的真正完整精神所在。”這是主導耶魯歷史上最著名的“抗命”事件之一的耶魯老校長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Brewster)當年說過的一段廣被傳揚的話。

越戰期間，耶魯漠視政府對反戰學生不得給予獎學金的規定，堅決遵循以申請者的學術成績為評估唯一標準的原則，最後不惜以丟掉聯邦政府一大筆資助而陷入經濟困境為代價。當時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都不敢違命，唯獨耶魯逆流而上、特立獨行，布魯斯特校長因而被全美知識分子和大學校長們視為“英雄”。

其實，對教學的“放任自由”，並不等於耶魯忽視對教學質量的掌控。這種掌控，實際上從教職員遴選的一刻就開始了。日後的教學觀摩、學生評估、年度審核等自然也是教學管理的重要一環，但其中最最重要的，還是這個——對每一個教學、研究個體的充分信任和尊重。即便是我們這樣職位不高的語言教師，和很多大學不同，在耶魯，特別是在孫康宜擔任系主任時的堅持下，每個人擁有寬敞的獨立辦公室，被視為不可或缺。我們中文項目的主持人——擁有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的牟嶺，多年來更是堅持課型獨立、教學自主、充分放手的領導方略，使耶魯中文項目成為獨樹一幟、成果斐然的中文教育重鎮。後來受聘到耶魯任教的年輕老師就曾這樣驚呼：耶魯把一門課交給你，就是真真正正、實實在在地交給你了！耶魯對語言教師的重視和尊重，真真讓我們受寵若驚……

耶魯最重視本科生教學。任何名家大師，都必須首先給本科生開課並建立教學口碑，方能找到自己在學校的位置。於是，這樣效果殊異的課堂畫面，常常就會在耶魯校園裏出現：解構學派名教授布魯姆(HaroldBloom)的西方文學經典課程在校園裏最叫座，一開課就成校園盛事，這不算驚奇；史景遷(JonathanSpence)教授的“明清中國史”課、“現代中國史”課，本屬“非主流”學科，一門課每年選修的學生卻動輒四五百人，最高達到過六七百人，每每要動用全校最大的階梯課室，一門課的助教隊伍往往比普通一個系的教員都多，則就成為耶魯校園裏眾口交譽的一道教學景觀了！另外呢，據說在某個斯拉夫語系，一位學有專精卻缺乏教學口碑的老教授，每年選課的學生寥寥無幾，有時對著空無一人的課室，他也照樣哇啦哇啦地開講……

鼓勵學術個性的張揚極致同時也包容可能的千奇百怪，這就是耶魯。

一位老友送兒子入學，離開前的感慨讓我大吃一驚：原來，每年耶魯新生入學的傳統程序有一個小高潮——新生及其家長約三千多人，全被邀請到校長的家裏做客。“三千人？到校長家裏做客？”聽來讓人匪夷所思。“一點不假，有酒水供應，有畢恭畢敬的招待服務，當然是排了不同的時間段，但校長和夫人真的就一直站在那裏，和每一個學生、家長都握了手，說了話。唉，我服了，你們耶魯……”

這確是我聞所未聞的新鮮事。向同事打聽，他們並不詫異，告訴我：重視校園生活裏的個人化接觸、個人性的互動，正是耶魯的老校風，老傳統。我心裏一驚：我本來以為，如此強調教學個體及其個性，此地的校園生活，應該是人際疏冷，很有點“各人自掃門前雪”味道的。在我後來成為學校的12所寄宿學院之一——塞布魯克(Saybrook)學院的“教師會員”(Fellow)之後，我才發現：不然也，此大不然也！

耶魯的寄宿學院之所以稱之為“College”（學院），與其校園規劃及其校園氛圍的開放性剛好相反，反而是相對封閉、自成體系的一個小團隊、小社會。每一個學院以上鎖的高高院墻相區隔，各自有自己的徽標旗幟、飯廳、圖書館，自己的活動社團也包括自治的管理組織——學生會、樂團、歌隊、讀書會、演劇社等，更有各自的傳統節日。住宿學院形成一種相對獨立、自足的學習生活環境，其學生與學生之間、學生與教員之間的個人聯系，是極其緊密的。每一個學院除了有舍監(Dean)等管理人員外，還有一個“主人”(Master)——由一位現職教授的家庭長住在學院內，他（她）的家居生活幾乎是半開放的，學生和教師會員的各種活動，都在這個“主人”家庭的客廳舉行。比如每周一次的“主人下午茶”活動，每月一次的“教師會員”活動，常常圍繞一個特定的主題，請當時該領域最富有盛名的專家、人物前來演講，然後在喝茶、餐聚之余舉行沙龍式的討論。

確實，這種家居式、沙龍化的學術氛圍和聯誼方式，人際間那種溫馨互動，正是我參與塞布魯克學院的“會員”活動以後，留下的最深印象。我們這些有幸被選聘為“會員”的教師，學院會提供我們免費餐票到學生餐廳吃飯，就是要鼓勵我們多跟學生作個人化的接觸，並隨時參與到學生各種即興的“餐廳討論”和餐廳活動裏去——據說，餐廳裏各種學生的即興活動，正是耶魯校園的特色之一。

頭幾年，為了珍惜這種參與校園生活的機會，幾乎每接到塞布魯克學院“主人”教授發來的各種“下午茶”、“會員聚會”通知，我都盡力安排時間，“人五人六”地整裝出席——場合是隨意的，但大家一般都穿得很正式。團團圍坐在學院“主人”的客廳裏，品著茶和咖啡，吃著小點心，我聽過墨西哥前總統（現任耶魯“全球化研究項目”主任）對伊拉克戰爭和布什總統提出的嚴厲批評；聽過一位學生以吉他彈唱方式向所有教師會員朗讀她新寫的音樂劇劇本（耶魯有全美一流的戲劇學院）；參與過“耶魯—南非—中國河南艾滋病防治計劃”的課題討論；還聽過法文系一位老教授朗讀他新譯的一位法國新銳作家的最新作品……後來我發現，校園裏這種沙龍式、討論會式的小型學術活動，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光是塞布魯克學院的節目就讓我有無以暇及之感。今年諸事紛忙，便缺席了幾次“會員聚會”。在校園裏好幾次碰見塞布魯克的“會員”同事，都問我：怎麽老不見你來？我們等著你加入“中國話題”呢！

我赧然抱愧。確實，每次塞布魯克學院的“會員聚會”，鄙人常常需要——“代表中國”。在與社會、文化相關的各種討論話題中，相熟的會員免不了都會捅捅我：“中國怎麽樣？”“中國怎麽看？”

嗬，可不真要“人五人六”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