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聽見火車淒厲的叫喊，就對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離家出走的夢，有時果然在外溜達一夜。最愛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還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橋。我喜歡趴在欄桿上，看橋下那兩條向遠方伸展的鐵軌，讓南來北往的火車噴出的蒸汽和煤屑撲上我的臉。但是第一次坐火車的記憶卻不愉快，甚至還有恐怖。九歲時隨母親返鄉，在老北站的昏暗燈光下，幾個犯人五花大綁，先是面壁而立，然後被吆喝著上了我們這節車廂，就坐在我和媽媽的對面，悶悶地不發一語，瞪了我們一路。“三年自然災害”留給一個兒童的視覺底色，就是昏暗燈光下的五花大綁，以及押解人員黑森森的槍口。成年後不幸染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惡業，七個字，除最後一個，字字犯忌。但是看同行註解“國家”與“社會”，用英文、法文、德文下成百上千個“註”，中國學者在後面跌跌爬爬，撿拾不已，卻也還是按奈不住。有一次在家給研究生上課，聊起國家稅收和黑社會勒索保護費有何差異，竟然發生思維短路，脫口而出：“什麽是國家？合法的黑社會；什麽是黑社會？還沒有合法化的國家。”兩個外省來的好孩子大吃一驚，趕緊低頭，望本子上搗蒜般地猛記；我自己也嚇一跳，情知失言，一不小心把我火車上的童年創傷用“學理語言”說破了。

一

1966 年大串聯，我還沒有進中學。父親為了讓我“經風雨，見世面，在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毛澤東語），湊了二十塊錢，安排我和鄰居一個高中生出去串聯。我們是在那一年 11 月 16 日離開家門的。“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內電車要買票，到火車站乘火車反而不用買票。車站內人海鼎沸，洶湧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擊著破舊的老北站。就象海潮沖擊一段已經潰決的小岸，哪有一個穿鐵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攔！學生們沖上站台，黃軍裝，紅袖章，指點著橫臥在他們腳下的條條長龍，想上哪一列，就上那一列，指點江山，意氣風發，確實比 1949 年這個城市的小市民擠在外灘大樓前軋黃金好看。那時我童心尚未褪盡，小男孩對充滿軍事色彩的“八一”聖地比北京還要向往，於是先擠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車。結果發現人太擠，無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車。此時正好一列長長的悶罐車在站台另一側拉著汽笛開進，於是別轉身隨眾人湧入，一屁股坐了下來，管它向北向南、蘇州杭州。車停處，還真是杭州，這就是我的串聯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開始還很自覺，總是在浙大、杭大圍著大字報轉。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後還是去西湖、六和塔探頭探腦，參與了“遊山玩水”。大串聯歲月，“遊山玩水”是個很不好的字眼。後來聽我愛人說，她們當時就比我們革命，在杭州一個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終守在大學的大字報區，拼著命抄。為此，我很長時間覺得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學生比大學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幾十年後我讀到盧森堡名言：“當大街上只剩下最後一個革命者，這個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與偏執，驗之文革，確實如此。

一星期後，我們又去擠南下廣州的火車。那時從上海方向過來的 49 次特快是中午 12 點半進站，列車一停，所有的車門、車窗統統關閉。裏面的小將們大概是擠苦了，視外面的小將如虎狼，堅拒不納，成冷戰狀態。雙方僵持了好幾分鐘，終於有一個臥鋪車窗開了一條縫，卻只伸出來一個茶缸，成千上萬個革命小將就湧向那條縫，爭著給那個茶缸注水。水一滿，茶缸一縮，窗戶又要落下，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北京小將將一根扁擔伸了進去，眾人齊聲發喊，如撬杠般將窗戶縫越撬越大。但是到一定高度，支點與力點拉開距離，扁擔就使不上勁了，雙方又成僵局。塞扁擔的紅衛兵一看我這個小不點兒，立刻把我高高抱起，象塞一件小行李一樣，將我往那條縫裏活活塞了進去。我進去後，立刻返身抱住那個正在關窗戶的人，使出吃奶的勁將他往後拖。如此裏應外合，這節臥鋪車廂終於擠進了二、三十個人。火車因此在杭州站晚發一個多小時。但待列車長鳴，車廂一晃動，大家前仰後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紅衛兵戰友。剛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車下派”與“車上派”相互擠插，逐漸安頓下來。我記得有兩個細節很感人。當時坐在下鋪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學的高中生，站在一邊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擠。她們見我還是個孩子，站得時間太長，拍拍腿說，“你就輪流坐我們的膝蓋吧。”那樣的單純爽朗，在今天的中學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陣曖昧的哄笑，但在當時卻很平常，誰也沒有往其它方面想。頭頂上還有兩個上鋪，擁擠著一個工人家庭，是內遷支援廣州建設去的，拖兒帶女，還有一個老人。底下的紅衛兵就相互約定，人家是花錢買臥鋪票的，我們沒花錢，再擠，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鋪位。就這樣，底下的人站著，上面的人睡著，兩天兩夜到廣州，大家成了好朋友。文革是萬萬應該否定的，但萬萬不能象今天這樣簡單否定。如此否定，難免會有報應。近年來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視作報應一端。比如當時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養活一大群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甚至人類學家。法國革命再壞，畢竟養活了二百年近千名歷史學家，因此而逐漸消歇，不再卷土重來。中國的文化革命卻成了一口廢井，上面一層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種假冒偽劣的文革臉譜，淤塞不見底，“淺”不忍睹。

廣州給我的印象很奇怪，怎麽會有那麽多的前朝建築？真是一個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紅海洋中很不協調。我們住沙河，到市區必經過一條“先烈路”，而“先烈路”紀念的並不是江姐、劉胡蘭，而是國民黨，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軍將士公墓等。那些建築的風格也很獨特，既有南國風味，還有明顯的西洋風格，兩者糅合，不協調，卻也不難看。我對廣州的這一早年記憶，後來在美國南方遊歷時得到印證。那裏也是與北方不一樣，到處是紀念南北戰爭的建築，而且總與北方說得相反。從此我對南方這一簡單的地理名詞有了一種說不清的感覺，總覺得凡地處南者，有“它者”意蘊，被遮蔽著，卻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東西在底下蠕動，溫暖曖昧，使人不敢遽斷。

兩年一過，老毛變臉，“現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一揮手，把青年學生往向鄉下攆。那時坐火車就是另一番滋味了。上海有幾百萬知青下鄉，幾乎是哭喊著從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舊的老北站，就是這一喧鬧的碩大產房。誰也受不了這樣的分娩，何況三、五天就要來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這一光榮任務轉移到遠在北郊的彭浦貨車場。彭浦貨車場空曠，潦草掛幾條紅色橫幅，就算給孩子們送行。送的人多了，熱烈歡送”這四個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塊“黑龍江”，明天蒙一塊“雲南”，後天再蒙一塊“內蒙古”，下個星期如果又是“黑龍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幾個地名拿掉就是了。弄堂裏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兩三個小時去看熱鬧，回來說：“先是鑼鼓喧天，口號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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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火車上的記憶 1

朱學勤：火車上的記憶 2

朱學勤：火車上的記憶 3

朱學勤：火車上的記憶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