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濤的《尼采六論》讀後

對於“永恒復返”，《尼采六論》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人都是會死的，永恒對個體生命的拯救不過是一種意願，而意願並非事實，甚至也不能算是信仰。“個體通過永恒獲得意義，永恒卻需要個體去意願”，這便是尼采的困境。再說了，就算生活在復返，可我自己怎麼能知道這一點呢？“除非我還記得上一次生活，我就不會意識到自己是在第二次過同樣的生活。”如果一次次生活之間並無記憶關聯，則每一次都僅僅是這一次，“永恒”豈非自我欺騙？

但是，人有兩種獨具的能力：記憶和聯想。人的記憶又分兩種：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死亡中斷了個體記憶，使生命意義面臨危機。但集體記憶——文化或文明的積累——使個體生命經由聯想而繼承和傳揚著意義。因而，從來就不是“個體通過（假想的）永恒獲得意義”，而是：個體通過真確的意義而獲得永恒。…

——斯坦哈特的《尼采》讀後

凡說生命是沒有意義的人，都要準備好一份回答：你是怎麼弄清楚生命是沒有意義的？你是對照了怎麼一個意義樣本，而後確定生命是沒有它的？或者，你幹脆告訴我們，在那樣本中，意義是被怎樣描述的？

這確實是老生常談了。難道有誰能把制作好的意義，夾在出生證裏一並送給你？出生一事，原就是向出生者要求意義的，要你去尋找或者建立意義，就好比一份預支了稿酬的出版合同，期限是一輩子。當然，你不是債權人你是負債者，是生命向你討要意義，輪不上你來抱怨誰。到期還不上賬，你可以找些別的理由，就是不能以“生命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來搪塞。否則，迷茫、郁悶、荒誕一齊找上門來，弄不好是要——像糜菲斯特對待浮士德那樣——拿你的靈魂做低壓的。…

一些當時看去不太要緊的事卻長久紮根在記憶裏。他們一向都在那兒安睡，偶然醒一下，睜眼看看，見你忙著（升遷或者遁世）就又睡去。很多年裏他們輕得仿佛不在。千百次機緣錯過，終於一天又看見它們，看見時光把很多所謂人生大事消磨殆盡，而它們堅定不移固守在那兒，沈沈地有了無比的重量。比如一張舊日的照片，拍時並不經意，隨手放在哪兒，多年中甚至不記得有它，可忽然一天整理舊物時碰見了，拂去塵埃，竟會感到那是你的由來也是你的投奔，而很多鄭重其事的留影，卻已忘記是在哪兒和為了什麼。…

據說，過去北京城內的每一條胡同都有廟，或大或小總有一座。這或許有誇張成分。但慢慢回想，我住過以及我熟悉的胡同裏，確實都有廟或廟的遺跡。

在我出生的那條胡同裏，與我家院門斜對著，曾經就是一座小廟。我見到它時它已改作油坊，廟門、廟院尚無大變，惟走了僧人，常有馬車運來大包小包的花生、芝麻，院子裏終日磨聲隆隆，嗆人的油脂味經久不散。推磨的驢們輪換著在門前的空地上休息，打滾兒，大驚小怪地喊叫。…

藝術要反對的，虛偽之後，是熟練。有熟練的技術，哪有熟練的藝術？

熟練（或嫻熟）的語言，於公文或匯報可受贊揚，於文學卻是末路。熟練中，再難有語言的創造，多半是語言的消費了。羅蘭·巴特說過：文學是語言的探險。那就是說，文學是要向著陌生之域開路。陌生之域，並不單指陌生的空間，主要是說心魂中不曾敞開的所在。陌生之域怎麼可能輕車熟路呢？倘是探險，模仿、反映和表現一類的意圖就退到不大重要的地位，而發現成其主旨。米蘭·昆德拉說：沒有發現的文學就不是好的文學。發現，是語言的創造之源，便幼稚，也不失文學本色。在人的心魂卻為人所未察的地方，在人的處境卻為人所忽略的時候，當熟練的生活透露出陌生的消息，文學才得其使命。熟練的寫作，可以制造不壞的商品，但不會有很好的文學。…

編輯同志：好！

我一直慚愧並且懷疑我是不是個音樂盲，後來李陀說我是，我就不再懷疑而只剩了慚愧。我確實各方面藝術修養極差，不開玩笑，音樂、美術、京劇，都不懂。有時候不懂裝懂，在人們還未識破此詭計之前便及時轉換話題，這當然又是一種詭計，這詭計充分說明了我的慚愧之確鑿。

現代流行歌曲我不懂，也不愛聽，屢次偷偷在家中培養對它的感情，最後還是以關系破裂而告終。但有些美國鄉村歌曲和外國流行歌曲，還是喜歡（比如不知哪國的一個叫娜娜的女歌手，和另一個忘記是哪國的胡裏奧——伊格萊西亞斯）。也僅僅是愛聽，說不出個道理來。…

母親去世十年後的那個清明節，我和父親和妹妹去尋過她的墳。

母親去得突然，且在中年。那時我坐在輪椅上正惶然不知要向哪兒去，妹妹還在讀小學。父親獨自送母親下了葬。巨大的災難讓我們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甚至把墻上她的照片也收起來，總看著她和總讓她看著我們，都受不了。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無言：沒有一句關於她的話是恰當的，沒有一個關於她的字不是恐怖的。

　　十年過去，悲痛才似輕了些，我們同時說起了要去看看母親的墳。三個人也便同時明白，十年裏我們不提起她，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