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中國近現代目錄學有興趣的朋友們，大致都不會否認一個現象，那就是國人以漢文治國史最弱的一環，便是近代中國外交史。筆者本人甚至不知輕重大放厥辭的說過。若論在外交史上的成就，中文著作中，簡直沒一部可讀之書。這雖是個人不學而又長個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亂語，例如數十年老友王爾敏教授這本新著《晚清商約外交》便是一本極為可讀之書，但在下這句信口之言，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內外教書的經驗，有感而發。因為我們在外國大學裏教授中國外交史（尤其是中英、中美外交史），或東亞國際關系史一類課目的參考書目（syllabus）中，有時為文化自尊心所驅使，實在想列入若幹“中文著作”以光門楣，但是有時除一些史料書之外，勉強列入的中文著作，實在有違心願。其原因就是，你把勉強選入的書目，和同一類的西文書目並列，二者之間的功力與火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就談晚清外交史吧，有哪一本“中文著作”和摩爾斯那三大本的《大清帝國國際關系史》相比，不是個娃娃呢？…

在海外教授文史數十年。單在大學本科所授的史學課程便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亞洲史”、“中國通史”、“中國近代現代當代史”等十余種之多。在教學期中，個人對美日各時期所用各種教科書，總嫌其不合己意。有時竟隨教隨評之——縱是近年所用最權威的著作《劍橋中國史》，亦無例外。這種既教之、復批之的論學方式，在科舉考試中，可能就構成“罵題”之謬說。伹為學若有主見，不願人雲亦雲，實自覺亦無可厚非也。加以學生以及知友，亦每多好之者，這往往就是鼓勵了。以致樂此不疲者數十年。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縱是全校必修科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校中當權派雖強力幹擾，務期統一教學，余亦每以補註方式，增抒己見。雖每犯眾怒，而終不盲從也。至於自授各課，講義則多自編：“教科書”就是附庸了。如此數十年，初不意講義及所編之參考史料，裝於紙箱中竟意高與身齊也。…

《晚清七十年(一)：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後才執筆編寫的。作為一個以歷史為專業的教師，我個人自二十四歲開始在大學教授歷史以來，至此已四十余年。在此將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什九是在美國紐約的兩所大學裏度過去了。在哥大研究院專授兩門課，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門可說是包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的漢學概述，另一門則是包含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學。上課時往往是推著整書車“史料”進課室的。在紐約市立大學則前後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課，後二十年則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學院作專任。其中十二年則兼亞洲學系的系主任，並負責設計和教授多種課目。在紐約市政府和聯邦政府所主辦的中學教師訓練班中，也曾擔綱教授多種課目。總之，四十年中在紐約市大所設計和教授的課目幾近二十種之多。作為一個“課目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