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六年，文化部前部長龍應台昨天下午在北京，以「傾聽一個人的記憶」為題演講。她強調，面對集體記憶可能「被塑造、被遺忘」，每個人心中應有把「自覺之劍」，並透過探索歷史真相來淬煉劍鋒。

龍應台先以自己當年回大陸探親故事為例，指出外婆就埋在親戚家旁的竹林裡，然此事卻是在一個十分不經意的聊天被提及；她也以宜昌興建鐵路挖到抗戰遺骨說，三千名將士白骨就在當地，但這段歷史卻被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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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是學歷史的。自一九三九年考入大學到現在已搞了半個世紀，所以也可說是個不折不扣的史學職業工作者。但是半個世紀中，我個人返回祖國大陸參加史學會議，連這一次才是第三次。我回來的目的，第一當然是學習。第二則是作點學術報告。可是我自己不免要問問自己：這大把年紀了，還要學習些什麼？學無專長，又能報告些什麼，我自己的回答則是，我不應該來此學習一兩個專題，我所要學習的，應該是詳細了解祖國大陸史學界整個的學風和情況。第二點，那我又能報告些什麼呢？萬裏歸來不容易，向濟濟群賢獻醜，報告一點個人研究的牛角尖，滄海一粟，我想也有點辜負大會主持學長們邀請我的美意。所以我想講點大問題、大題目。大題目是不會有結論的。胡適說“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可是求證是無止境的，今天我只想提出點“大膽假設”，以就教於祖國史學同文。

4.1 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

我們對中國近現代目錄學有興趣的朋友們，大致都不會否認一個現象，那就是國人以漢文治國史最弱的一環，便是近代中國外交史。筆者本人甚至不知輕重大放厥辭的說過。若論在外交史上的成就，中文著作中，簡直沒一部可讀之書。這雖是個人不學而又長個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亂語，例如數十年老友王爾敏教授這本新著《晚清商約外交》便是一本極為可讀之書，但在下這句信口之言，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內外教書的經驗，有感而發。因為我們在外國大學裏教授中國外交史（尤其是中英、中美外交史），或東亞國際關系史一類課目的參考書目（syllabus）中，有時為文化自尊心所驅使，實在想列入若幹“中文著作”以光門楣，但是有時除一些史料書之外，勉強列入的中文著作，實在有違心願。其原因就是，你把勉強選入的書目，和同一類的西文書目並列，二者之間的功力與火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就談晚清外交史吧，有哪一本“中文著作”和摩爾斯那三大本的《大清帝國國際關系史》相比，不是個娃娃呢？…

在海外教授文史數十年。單在大學本科所授的史學課程便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亞洲史”、“中國通史”、“中國近代現代當代史”等十余種之多。在教學期中，個人對美日各時期所用各種教科書，總嫌其不合己意。有時竟隨教隨評之——縱是近年所用最權威的著作《劍橋中國史》，亦無例外。這種既教之、復批之的論學方式，在科舉考試中，可能就構成“罵題”之謬說。伹為學若有主見，不願人雲亦雲，實自覺亦無可厚非也。加以學生以及知友，亦每多好之者，這往往就是鼓勵了。以致樂此不疲者數十年。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縱是全校必修科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校中當權派雖強力幹擾，務期統一教學，余亦每以補註方式，增抒己見。雖每犯眾怒，而終不盲從也。至於自授各課，講義則多自編：“教科書”就是附庸了。如此數十年，初不意講義及所編之參考史料，裝於紙箱中竟意高與身齊也。…

《晚清七十年(一)：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後才執筆編寫的。作為一個以歷史為專業的教師，我個人自二十四歲開始在大學教授歷史以來，至此已四十余年。在此將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什九是在美國紐約的兩所大學裏度過去了。在哥大研究院專授兩門課，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門可說是包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的漢學概述，另一門則是包含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學。上課時往往是推著整書車“史料”進課室的。在紐約市立大學則前後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課，後二十年則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學院作專任。其中十二年則兼亞洲學系的系主任，並負責設計和教授多種課目。在紐約市政府和聯邦政府所主辦的中學教師訓練班中，也曾擔綱教授多種課目。總之，四十年中在紐約市大所設計和教授的課目幾近二十種之多。作為一個“課目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