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名稱】明清史
【專 題 號】K24
【復印期號】2005年01期
【原文出處】《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年05期第50～56頁
【作者簡介】何芳川，北京大學　歷史系，北京　100871
何芳川（1939—　），山東菏澤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日 期】2004-07-08

我們正在迎來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鄭和遠航600周年。
倘若歷史在時光的隧道中回流，跨越六個世紀的時空，展現在人們面前的，將是一幅波瀾壯闊的圖景：一支規模空前的遠洋船隊，“雲帆高張，晝夜星馳”，從中國的海岸向南、向西，駛向遙遠的天際。這是一支龐大的海上商隊，其基本成員卻是軍人；這是一支雄強的海上武裝，肩負的使命卻是和平。
六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能聽到鄭和船隊對歷史的訴說；而太平洋、印度洋的風濤轟鳴，正是鄭和遠航的巨大回響。
那轟鳴與回響，凝聚成為今天對昨日的深刻領悟，領悟出我們人類的祖先是怎樣在自低向高的文明階梯上，走過艱難，走向輝煌！
　　　　一
自從有人類文明以來，文明之間就有交流、交匯。在整個文明的交流與交匯史上，唯有以鄭和遠航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對外交往最文明。因為，它最和平。
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它的朝霞時期，那些處在農耕地帶的民族，率先進入了文明時代，創造了不少上古文明的奇葩。然而，那些遊牧圈的族群，則站在文明的門檻上。它們正處在原始社會的解體階段。此時，對於這些族群來說：“戰爭以及進行戰爭的組織現在已成為民族生活的正常職能。鄰人的財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貪欲，在這些民族那裏，獲取財富已成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們是野蠻人；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戰爭成了經常的職業了。”（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0頁。）因此，幾乎所有古代遊牧族群向農耕文明地帶的遷播與擴展，都伴隨著暴力、戰爭與文明的破壞。有的如汪達爾人，一路殺來，留下一路文明的碎片。
自中古以降，人類文明發展到古代形態的成熟期，逐漸形成了規模不等的文明圈。舉其大者有三：伊斯蘭文明圈、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和中華文明圈。次之，還有印度教文明圈、佛教文明圈、美洲印第安文明圈，等等。在三大文明圈中，由於伊斯蘭文明圈的居中地位，西方基督教文明與東方中華文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彼此幾近隔絕，難以交匯。
伊斯蘭文明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在世界中古史上，它曾經創造了璀璨的文明成果，並在世界文明的交匯史上發揮過極為重要的作用：它與中華文明的交流，結出了豐碩成果；特別要指出的是，許多古代希臘、羅馬文明的精華，恰是由伊斯蘭文明保存下來，反饋歐洲，催發了那裏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
然而，當伊斯蘭文明崛起的時段，廣大穆斯林在聖戰大旗下東征西討，建立了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國。這一過程卻絕非和平，而是充斥著戰爭、暴力、劫掠和殺戮。或許，這是人類在文明提升歷史進程中所難免要付出的代價？
西方基督教文明也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它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給人類貢獻了一個近代世界，使人類在文明的階梯上，躍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在這一文明崛起乃至興盛的整個歷史階段，幾乎每一頁都書寫著血和火，乃是不爭的史實。
例如，罪惡的黑人奴隸販賣；
例如，對美洲印第安人滅絕性的殺劫；
更駭人聽聞的是，基督教文明擴張的代價，竟曾是破壞基督教文明。例如，十字軍東征，竟令君士坦丁堡毀成一片廢墟。一位目睹十字軍暴行的拜占庭作家指出，甚至伊斯蘭教徒都比這些騎士更仁慈、更溫和些。
所有上述文明史上的反文明記錄，給人類留下了一個難以磨滅的記憶基因，那就是：每當一個文明崛起及興盛的時候，特別是大規模文明崛起及興盛的時候，一種巨大的威脅也就悄然逼近了。
然而也有例外。
在一部人類文明史上，中華文明在對外流播其影響時，其主流與基調卻是和平的。鄭和遠航，就是一個鮮明的體現。讓我們先看史實：
鄭和船隊，無疑是古代世界規模最大的外交使團與商隊；但同時必須看到，它又是古代世界規模最大的海上武裝力量，追隨鄭和遠航前後近30年的數以萬計的人員，絕大部分的身份乃是“下番官兵”，是軍人。鄭和本人，乃是武將軍職“總兵官”（註：《明史·鄭和傳》。）。這才是一支真正的無敵艦隊。它如果以戰為業，在海外從事什麽“聖戰”之類，所向披靡，那麽，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區，還有一片凈土麽？！
但鄭和七下西洋，真正意義上的對外戰爭僅有一次，發生在錫蘭（今斯裏蘭卡）。而且事實上，那也是鄭和的一次被迫無奈下的防衛性奇兵制勝，他將兵禍壓縮到最小限度（註：參閱《明史·鄭和傳》；《罪惟錄·錫蘭國》。）。
鄭和船隊所到之處主要的作為，幾乎永遠是友好交往：饋贈禮品，迎送使節，和平貿易，宗教禮儀，等等。對於亞非地區那些正處在文明前夜或文明初階的居民而言，其“尚武”、“兇悍”、“好鬥”、“狂暴”的負面狀態，在鄭和遠航活動的全方位文明流播面前，無疑受到一次洗禮。
“天書到處多歡聲”（註：馬歡：《瀛涯勝覽》。），鄭和的對外交往，一路留下的是中華古代先進的文明，一路留下的是友好的歡聲。
所謂“天書”，指的是大明皇帝的國書。大明天子用“敕諭”的形式，致信各國君主，確實是有些居高臨下的、不平等待人的味道。作為今天的中國人，我們對此引以為訓。但是，當我們細品這些信件的內容，就會為其中深深浸透著的誠摯的和平、友好願望而感到欣慰。這些願望集中到一點，就是中國願與各國一道，“共享太平之福”。
明太祖朱元璋強調其對外方略說：“中國奠定，四方得所，非有意臣服之也。與遠邇相安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註：《明太祖實錄》，卷37。）
明成祖朱棣命鄭和下西洋，“敕諭四方海外諸番王及頭目人等，……祗順天道，恪守朕言，循禮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淩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註：鄭鶴聲、鄭一鈞《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上冊，齊魯書社，1980年，第99頁。）。
明宣宗朱瞻基也要求“諸番王”，“其各敬天道，撫輯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註：《明宣宗實錄》卷67。）。
四代三帝，一以貫之，再三宣示其“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是何等的堅定、清晰！這是大明帝國對外的基本國策，也是古代中華帝國對外的基本國策。鄭和及其統率的龐大遠洋船隊，正是這一基本國策的忠實執行者。
“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理念，是古代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一個基本特點和優點。這種理念，根植於這個偉大民族的生存環境之中。作為古代世界最發達的農業社會和農業文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古代文明程度最高的農耕民族。農耕民族是束縛在土地上的民族；是受制於播種與收獲的民族；是期盼不違農時，四時安平的民族；是不冀攻掠而但求穩守家園的民族。這個民族所創造的文明，在其精神層面就必然凝聚出一個突出的理念，就是“和為貴”。“共享太平之福”，就是“和為貴”在大明天子處理對外關系中的基本理念，也就是鄭和及其追隨者偉大遠航活動的基本理念。當大明帝國崛起於雄強之際，它擁有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力——鄭和遠航船隊，追求的乃是一種文明的理想，是止戈為武，是和平，是“共享太平之福”。
　　　　二
鄭和遠航，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它擁有一種強烈的、自覺的文明使命感，即致力於提升遠近諸國的文明化程度。
首先，在物質或器物文明層面，鄭和船隊往海外諸國大量的中國精美產品，刺激了各國不斷提升的物質文明的社會需求。
以絲與瓷為代表的中華物品，深受各國人民的喜愛，例如：
“中國青瓷盤碗等品，絲綾絹燒珠等物，甚愛之。”（註：馬歡，《瀛涯勝覽》。）
“最喜青花瓷器”（註：《瀛涯勝覽校註》，鄭鶴聲、鄭一鈞前引書，中冊（上），第607頁。）；
“好市華人磁甕”（註：張燮：《東西洋考》，中華書局，1981年，第86頁。）；
“中國人往賈者，冀其復來，臨歸，輒留數人為質（註：鄭鶴聲、鄭一鈞前引書，中冊（上），第620頁。）”；
諸國的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均深受中國影響，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國銅錢並布帛之類”；蘇門答臘“國中一應買賣交易，皆以十六兩為一斤”。
為此，鄭和特帶領鑄幣工匠，前往馬六甲，以鬥錫仿鑄類中國銅錢之錫幣。
在制度文明層面，鄭和遠航所致力於宣揚和推廣的，主要是中華帝國長期構建的“華夷秩序”這一古代國際關系體系。大明帝國在內部構建強化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的同時，也在致力於這一體制的外延即華夷秩序的維系與強化。作為帝國的代表，鄭和在這方面的使命是十分明確的。
“皇帝敕諭四方海外諸番王及頭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體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載之內，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處，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業，不致失所。今遣鄭和賫敕普諭朕意。爾等祗順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不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淩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攄來朝，鹹錫皆賞，故茲敕諭，悉使聞之，永樂七年三月□日。”（註：鄭鶴聲、鄭一鈞前引書，中冊（下），第85頁。）
上述這條資料，十分典型。它清晰無誤地昭示出這樣一個重要的信息：鄭和船隊，反復遠航，要整合、維系、推廣的，就是以中華帝國及其代表——中華帝王為核心的、大一統的國際格局。
展現在各國人民面前的鄭和統率的遠洋船隊及數萬官兵，規模龐大，氣勢雄威，組織嚴密，軍容嚴整，更是中華制度文明的外在表現。正是這些外在表現，展示了中華帝國在制度文明建設方面的成就與引力。其結果，是一眾諸國紛紛遣使隨鄭和船隊來華朝貢，是各國對這一制度文明的認可和對華夷秩序的不同程度的接受。
在精神文明的層面，鄭和遠航的使命感就更加強烈。
這個使命感，直接來自大明帝國及其統治者的精神追求。
中華為禮儀之邦，禮樂文化是它在精神文明的最高體現。中華帝國的對外活動，就是希望將這種最高境界的禮樂文明廣為流播。即所謂：“東滄海而西昆侖，南雕題而北窮發，無有遠邇，莫不尊親玉帛，會車書同，興太平之禮樂。”（註：《明成祖實錄》，卷三十。）
明成祖永樂大帝這種追求尤為強烈，“恒遣使宣敷教化於海外諸蕃國，導以禮義，變其夷習”（註：鄭鶴聲、鄭一鈞，前引書，第856頁；《南京弘仁普濟天妃宮碑》。）。這就是所謂“德澤洋溢乎天下，施及蠻夷”；顯然，“導以禮義，變其夷習”，就是要用中華那一套禮樂文明、儒家倫理道德，去影響諸國，促進其文明化。
鄭和“才負經緯，文通孔孟”（註：《鄭和家譜》。），且與佛教、伊斯蘭教深有淵源，乃是執行這一海外文明化任務的最佳人選。果然，鄭和對此一使命是須臾皆在念中，以致勒石紀事時，也念念不忘：“宣德化而柔遠人”。（註：《天妃靈應之記》。）
鄭和所到之處，第一件事就是“開讀賞賜”。即宣讀大明皇帝的敕諭，就是其“宣教化”，推廣中華精神文明的開宗明義第一章。
“宣教化”還有一項重要內容：“所至頒中華正朔，宣敷文教。”（註：《明史稿·鄭和傳》鄭一鈞，前引書。）所謂“正朔”，即中國歷法。鄭和出使諸國，要代表大明皇帝“頒正朔”，要求各國接受並遵行中國歷法。乍看來，“頒正朔”不過是贈送一本中國歷書給各朝貢國，似乎很簡單。實際上，這“正朔”內容極為豐富，集中了中國人民從千百年實踐對季節、氣候的規律性認識，歷書內容還包含許多倫理道德、禮儀習俗，等等，是中華農業文明的集中體現。中華帝國正是力圖透過“頒正朔”的活動，將中華文明流播四方。
應該說，在鄭和那個時代，中華帝國與亞非諸國之間，在文明梯次上的落差是很大很大的。這樣巨大的文明差距，使鄭和船隊大規模的訪問對那些國家形成了巨大的文明沖擊。一時間，“願比內郡依華風”（註：鄭一鈞：《論鄭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396頁。），“仰慕中國衣冠禮儀，乞冠帶還國”（註：《明成祖實錄》卷四十。）之類的記載比比皆是。在這股“依華風”的熱潮下，各國紛紛遣使來華。其中，國王親自率團來訪者就有四國八次。渤泥國王麻那惹加納乃因病客死中國，臨終上表，願“體魄托葬中華”（註：胡廣：《勃泥國恭順王墓碑》，《皇明文衡》卷八十一。），對中華禮儀文明傾慕之心至死無悔。
地處越南南部的占城，在鄭和到訪時尚“不解正朔，見月起舞”（註：費信《星槎勝覽》。）；若幹年後，“上元煙火，已知節候”，“久與中華往來，漸沾王化”。“前後難以概視耳。”（註：嚴從簡：《殊域周咨錄》。）
遠在南印度的柯枝，在“依華風”勁吹之下，亦有變化。鄭和船隊的到訪，令當地民眾“順附如歸，鹹仰而拜曰：何幸中國聖人之教，沾及於我。乃數歲以來，國內豐穰，居有室廬，食飽魚鱉，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長，熙熙然而樂”（註：《明史·柯枝傳》。），這條史料，雖或有誇張，然從物質到精神，中華文明的積極影響，仍是顯而易見的。
在這裏，我們還要強調指出的是，鄭和遠航所實行的文明流播，乃是一種寬容的、多元的文明化業績。在促進與提升遠近各國文明化的時候，尊重和註意各國國情，采取相宜的措施，也是鄭和遠航活動的一大特點。
例如，錫蘭（今斯裏蘭卡）已有久遠的佛教傳統。國王亞烈苦奈兒卻“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兇悖，靡恤國人，褻慢佛牙”（註：鄭鶴聲、鄭一鈞，前引書，中冊（下），第1956頁。），在對鄭和的作戰中，輕易失敗被俘。鄭和在該國的活動，則是弘揚佛法，布施佛寺，推動佛教文明進一步發展、繁榮。
又如，“1405年鄭和訪問爪哇後，1407年在舊港便產生華人回教社區，接著在1411年，在安哥、安卓爾、裏汶、杜板、錦石、惹班及爪哇其他地方，回教堂紛紛建立起來”（註：鄭一鈞：《論鄭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教研究權威哈姆加指出：“印尼和馬來亞伊斯蘭教發展，是與中國一位穆斯林有關，即鄭和將軍。”（註：範金民：《明初睦鄰友好的傑出使者——鄭和》，載江蘇省鄭和研究會編：《睦鄰友好的使者——鄭和》，海潮出版社，2003年，第38頁。孔遠誌：《鄭和與印尼、馬來西亞》，《鄭和論叢》第一輯，雲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08頁。）
　　　　三
幾乎與鄭和遠航活動的同時，西方基督教文明圈開始了另一項偉大的航海事業。1415年，就是鄭和首航十年以後，葡萄牙人占領了北非的休達，由此展開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的航行。由“航海者”亨利王子倡導的這項事業，其結果是瓦斯科·達·伽馬繞航好望角，於1498年開辟了新航路而抵達印度。
與達·伽馬繞航好望角堪稱雙星遠航的，是哥倫布於1492年“發現”美洲。
從歷史長河上看，鄭和遠航與西方的大航海事業，可說是同步展開。
鄭和與他所代表的中華帝國、中華文明，在當時的遠航競賽中占盡了風流，卻在歷史長河的文明競賽中終成輸家，竟然在此後的數百年間逐漸失去了命運之神的眷顧。
包括我本人在內，人們常常以一時的成敗論英雄。當我們歡呼鄭和首航即遠達南印度的古裏（即卡利庫特）時，我們看到的是葡萄牙人遲後九十多年才到達這個港口。但我們卻忽略了一點，即：鄭和走的是千百年來亞洲各國船長和海員們所熟知的航線，是一次駕輕就熟、老馬識途之旅；而遲到的葡萄牙人，在幾十年裏一直在和陌生的海域拼搏，在風濤怒吼中開辟自己的新航線，錘煉自己的創新精神。
從“航海者”亨利到達·伽馬與哥倫布們的這種創新精神，根植於其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環境之中，而這一文明環境在中世紀晚期正在悄悄地發生著質的變化。
大致在公元11至13世紀，歐洲進入了貿易和城市大發展時期，從意大利牽頭，到西歐廣大地區，新型的工商業都市迅速發展。城市工商業資產階級的雛形——市民力量的勃興，支撐了半獨立的自由城市直到城市共和國的湧現。這一勢頭雖經14世紀百年戰爭與黑死病瘟疫的雙重巨大破壞，但並未受到結構性的打擊。同樣的勢頭雖然在中國也曾有過萌動，卻受到大一統的帝王集權的致命扼制未能展開。居民10萬人以上的城市在唐代已過10座，宋代更達40余座，但在國土遼闊，人口數以千萬計的大一統中央帝國之中，微不足道。城市湧現在哪裏，皇權就控制到哪裏；在中國，都市是皇權更為集中掌控的基地。
在社會經濟發生帶有質的變化的基礎上，西歐政治、思想與一般文化領域也隨之出現了重大變化。從14到16世紀，由意大利半島開始，一場被稱為“文藝復興”的活動在歐洲展開。這是一次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準備，一次近代西方文明的啟迪。
人們首先向歐洲中世紀的禁欲主義發起了沖擊。在這方面，財富觀的巨大轉變尤其值得註意。布魯尼指出，財富本身無善惡屬性，財富是外在幸福和力量，乃道德之基礎（註：轉引自黃邦和、薩那、林被甸主編：《通向現代世界的50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72-73頁。）；索德裏尼認為，“財富是使人愉悅的幸福之泉”；羅倫索·瓦拉更大聲疾呼：“想用守貧、節欲、順從三種德行使我們就範這是不能容忍的！”（註：黃邦和等，前引書，第73頁。）在這一社會思潮大變異的背景下，哥倫布這位偉大的航海家則公開聲稱：“黃金是一切商品當中最寶貴的，黃金是財富，誰占有黃金，誰就能獲得他在世界上所需的一切。同時也就取得把靈魂從煉獄中拯救出來，並使靈魂重享天堂之樂的手段。”（註：郭守田主編：《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中古部分），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304頁。）
與財富觀轉變的同時，人本主義也成為這一時期歐洲流行的社會思潮。但丁這位“中世紀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最初一位詩人”（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30頁。），就將神本思想轉變為人本思想，認定上帝賦予人“意誌自由”；彼得拉克也認為，宇宙以人為中心，人有思想和行動的自由。文化巨人莎士比亞的觀點則最具代表性，著名的《哈姆雷特》中，他這樣宣告：
“人類是一件多麽了不起的傑作，
多麽高貴的理性，多麽偉大的力量，多麽優美的儀表，多麽文雅的舉止，…天使，…天神、宇宙精華，萬物靈長！”
在政治方面，人們提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如吉羅拉莫主張：“主權要掌握在全體人民手中”。這一思想的最初具體化，就是高揚起“捍衛城市共和國”的旗幟。它的進一步發展，則是馬基雅維裏的開明君主制學說，主張君主要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和政治權利。
歐洲發生的所有上述這一切上層領域的變化，在中國均與此不同。遠的不說，從漢代的董仲舒到明代的王陽明，儒家的義利觀一直居社會思想的統治地位，即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自是所不論”（註：《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七。）。這種過分壓抑功利的思想，在南宋以來的理學那裏發展到了極致，這就是所謂“存天理，滅人欲”。明代黃綰，終日不食，罰跪自擊，“以心中發一念人欲用黑筆點之；以心中發一念天理用紅筆點之”（註：祝瑞開主編：《宋明思想和中華文明》，學林出版社，1995年，第253頁。），達到了荒謬絕倫的境界。我國的大航海家鄭和，就是在這般與哥倫布、達·伽馬有天淵之別的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環境中生長的，而且由於他的特殊身份，儒家理學的這一套，在鄭和的頭腦中更加上一層皇權的陰影，因而只會更加上一層皇權的陰影，因而只會更加封閉與偏執。
正是在上述文明走向的巨大差異的背景下，西方推出了它的大航海活動。這是一個從經濟政治到思想文化正在全面向近代轉軌的文明所推出的航海活動。特別要強調指出的是，這個轉軌中的文明，直接地為西方大航海提供了兩大具體優勢。
一個是在思想解放的環境下，新的科學觀，尤其是地圓說理論大為推廣與流行起來。這一理論，逐漸為當時歐洲的知識界所接受，成為一種主流觀點，甚至一直影響到羅馬天主教會的高層。紅衣主教德·阿依就寫了《世界的樣子》，這部出版於1410年，相當於鄭和第二次遠航歸來不久的著作，對航海家哥倫布有著直接的啟示。據統計，在這部書和另一部書《自然史》上，哥倫布曾作過2000處眉批（註：轉引自黃邦和、薩那、林被甸前引書，第53頁。）。在眾多的“地圓”說著述中，主教大人的這部著作非但不能歸於上乘，而且還存在著一個重大的錯誤，即它將歐亞間的海域寬度錯估，使之變得比實際遠為狹窄、“短小”。這個可怕的錯誤，對哥倫布造成了一個可喜的影響：它大大鼓勵了哥氏的膽氣與雄心。也就是說，如果不是這個錯誤，哥倫布有無膽量跨海西航，還是個問題。
另一個則是在政治方面。乍一看去，鄭和與西方的大航海活動，背後都有一個強大政治權力在支持。鄭和是由大明帝國的皇權直接指令出海，而哥倫布與達·伽馬的身後則有葡萄牙、西班牙兩個王權的支持。然而，當我們深入剖析這兩種支持，就不難發現，在東方的皇權與西方的王權之間，存在著背道而馳的文明拉力。
馬克思在討論印、中兩國舊生產方式解體緩慢的原因時指出：“因為這裏直接的政治權利沒有給予幫助”。（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頁。）
豈止是“沒有給予幫助”！毋寧說給予的是巨大的阻礙。我們知道，鄭和遠航是得到“直接政治權利”的幫助的，而且遠不止是幫助，而是直接的創意、指令、組織與一切保障。然而，這一航行，卻與舊生產方式解體無關，相反，在皇權直接支持下的鄭和遠航，是一首東方封建文明威武雄壯的絕唱，它使這一文明更加成熟化、圓滿化。而對於客觀上會導致舊生產方式解體的那些民間海上商貿力量，皇權采取的則是“片板不許下海”（註：洪武四年（1371年）：“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太祖實錄》卷二十，永樂時期，“禁民間海船”，《明成祖實錄》，卷二十七。）的封殺政策。那猙獰的封殺令，是斷然的，旗幟鮮明的。
在西方，支持哥倫布和達·伽馬的王權，還支持了民間的航海活動。而正是哥倫布和達·伽馬牽頭的這場民間商貿力量參加的大航海活動，奏響了一個新的近代文明的序曲。例如，1377年葡萄牙頒布了費爾南多法令，內容主要是船籍登記自由，獎勵造船，獎勵出航，互相保險，統計船只和技術檢查，等等。葡萄牙政府還規定，凡建造100噸以上的海船，造船主可以受賞（註：雅梅依·科特爾桑：《葡萄牙人的發現》，第一卷，中國國際友誼出版公司，1996年，第292頁。）。這與同一年代的朱元璋的“片板不許下海”的嚴厲國策，對比是何等鮮明啊！在某種意義上，龐大的鄭和遠洋船隊在西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巡弋，正是對民間造船業與海外貿易事業的一種打擊和震懾。我們只要留意，便不難看到，著名的福建海商，正是在明初一度沈寂之後，“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註：張燮：《東西洋考》。）。這其中，不是恰恰透露了鄭和遠航與民間海外商貿關系的一些重要信息麽？
在15世紀初，鄭和率領的中華遠洋船隊，懷著強烈的文明使命感，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大洋大海上，“雲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衢者”①，全方位地傳播了中華文明，特別是傳播了中華文明，特別是傳播了“共享太平之福”這一中華文明的核心觀念——和平，在增強中華文明與亞非大陸各民族的了解與友誼當中，積極促進了那裏文明化的提升。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鄭和遠航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歷史前列，在人類文明交匯的歷史上，起了重要的、積極的作用，為文明交匯樹立了一個光輝典範。
鄭和遠航在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上，樹立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與此同時，在鄭和遠航船隊的身側，在世界的西半球上，也開始了另外一項遠航事業，這就是所謂西方開啟的大航海事業。那項大航海事業，根植在與鄭和全然不同的文明環境之中——即正在開始轉軌的、走向近代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土壤之中。這個西方文明的土壤與環境，使得西方的大航海不像鄭和遠航那樣戛然而止，而是日益發展壯大，生生不息，終於帶來了一個日漸全球化的近代世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西方大航海事業，雖然充滿了暴力與野蠻，卻在人類文明走向近代的過程上，樹立了一個更高的高度。
今天，我們在紀念鄭和遠航600周年的時候，全面總結歷史經驗，正確地傳承鄭和的事業，有助於我們增加自覺性，減少盲目性，迎接21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再樹立一個文明的新高度。同時，作為中國學人，我們也願意同世界各國的同行加強交流，互相學習，共同為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