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一)：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後才執筆編寫的。作為一個以歷史為專業的教師，我個人自二十四歲開始在大學教授歷史以來，至此已四十余年。在此將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什九是在美國紐約的兩所大學裏度過去了。在哥大研究院專授兩門課，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門可說是包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的漢學概述，另一門則是包含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學。上課時往往是推著整書車“史料”進課室的。在紐約市立大學則前後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課，後二十年則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學院作專任。其中十二年則兼亞洲學系的系主任，並負責設計和教授多種課目。在紐約市政府和聯邦政府所主辦的中學教師訓練班中，也曾擔綱教授多種課目。總之，四十年中在紐約市大所設計和教授的課目幾近二十種之多。作為一個“課目設計”（course proposal）的負責人，你縱不親自上課，但對教學內容也必須有其徹底的掌握。加以紐約市大的學生和家長們都來自世界各地，種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萬般復雜。作為一個歷史科目的教師，尤其是設計人，各方面可能發生的問題，都得面面顧到。日久在不知不覺中，竟會變成個無所不知，也沒一項知得太多的大雜家。荒時廢業，莫此為甚。

但是筆者在這身不由己的教學環境中，卻勉力地作了一項堅持：在十多種無法擺脫的課目之中，我始終堅持中國近現代史一課必須親授；四十年未嘗或缺也。由於學生背景復雜，程度參差，因此對教學史料之篩選，也不得不隨時註意，每一學年的教材都按時下出版情況加以修正。因此四十年來，愚而不學，未能著作等身，卻講義連屋。回憶昔年在哥大，因職司圖書管理，對國史資料曾作有系統之累集與編纂。工作雖為人作嫁，然身當其任，熟能生巧，乖材辟典，每可一索即得。友生時有咨詢，其數年不解之難題，往往可一語解紛。嗣在市大因該校無中文圖書設備，余嘗簽請紐約市府與市大當軸，擬由市立圖書館與市大圖書館合設一中文圖書館，一以方便市大教學，兼為華裔社區服務。蓋市府有此經費，有此立法，而社區與學界亦皆有此需要也。為此筆者曾與市府官員及市大當軸會議無數次，終以華裔社區支持太少，政府體認不足而流產，至堪嘆息。承乏一主要學府，以漢學為重心之亞洲學系而無漢學收藏為基礎，則雖為巧婦亦難以為炊。所幸筆者服務哥大有年，兩校近在咫尺，在研究資料上，尚可互通有無。至於日常有關漢學文史之教研，則筆者恒以一己之個人收藏為系中師生之輔助。有關資料，片紙未敢廢也。積少成多，數十年來，茅廬竟成堆棧。

然處此高科技時代，汗牛充棟之史料收藏，究非一屆寒儒所能勝任。敝帚自珍，終是滄海一粟。所幸久居紐約，集天下之至善與至惡於一城，若有所需，仍可一索即得也。年前自紐約市大退休之後，為人作嫁之身，初獲自由，文化出版界友好不棄而有索稿者。亦可勉力應命。昔時課室講稿及平時塗鴉舊作，自校中運回地庫，仍堆如亂山，偶自整理，抽編應命，初不意有同好之讀者賢達與朋輩師友，竟頗有既嚴肅之股利。承師友厚愛之余，筆者本亦不敢自棄。究竟寄身象牙塔內數十年，縱系至愚，能無一得？因每於霜晨月夕，與數十箱舊稿中，略檢其尚可用者，編綴成篇，多半寄至劉紹唐先生於《傳記文學》中酌量選用。隨意塗鴉付郵，數年來，竟至百余萬言。日積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筆者於六〇年代之初嘗與美國出版商麥克米藍公司訂閱撰寫，總攬二十世紀中國之《民國全史》英文稿成千余頁（部分章節曾由李又寧教授主編之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季刊披露之，見一九八八年諸期）。嗣復承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慷慨資助擔綱主編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詳註民國史資料匯編》），積稿亦數十箱，雖明知經費有限，非一人之力可竟全功，然愚公移山，古有明訓，知其不可而為之，未嘗氣餒也。唯自哥大轉業之後，所承擔之新職，管理重於研究，一轉百轉，致前功盡棄，實非所願也。時隔勢禁，乞食異邦，無如之何，思之可悲。如今退休之後，雖已漸感老邁，然琴劍猶存，棄之可惜，摩挲舊簡，終覺難安，老驥伏櫪，仍思賈起余勇，終始其事而以本篇為前導。天假以年，不敢自棄也。

電腦時代新史學的試探

在本篇中，筆者必須向賢明讀者特別交待的是，劉紹唐先生所編的《傳記文學》，並不是“學報”型的雜誌。筆者亦無心多寫學報文章。所謂學報文章是文體不嫌枯澀，而言必有據，本師胡適之先生所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是也。如山師訓，吾何敢違。只是覺得學術文章，不一定必須行文枯澀。言而有據，也不一定要句句加註，以自炫博學。美國文史學界因受自然科學治學方法之影響，社會科學之著述亦多詰屈聱牙，每難卒讀。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筆者在作博士生時代，對此美國時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輕，在洋科場中，作老童生又何敢造反？誰知如真造反有理，實不愁造反無人也。在此行首舉義旗者，不意竟為筆者在哥大所最祟拜的業師之一傑克斯巴松（Dean Jacques Barzun）也。巴氏曾任哥大教務長及文學院長多年，後以校聘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退休。在筆者受業期間，巴氏即不時於授課中嚴厲批評時士所炫耀，以註腳（footnote）做學問之美圃式繁瑣史學為不當（巴氏為法裔），六〇年代時更著而為文於哥大校刊中痛論之。無奈積弊已深，縱碩學高名如巴松者亦不能移風易俗也。筆者嗣讀此邦師生之漢學論文，其中每有淺薄荒謬之作有難言者，然所列註疏箋證洋洋大觀焉。時為之擲卷嘆息，嘆洋科舉中之流弊不下於中國之八股也，夫復何言?!不意近年來電腦之發展已至不可想象之程度，如今臺北中央研究院已將二十五史與十三經等輸入網路；大陸上甚至已將四庫全書全部電腦化。筆者本人曾承臺北南港中研院電子專家之輔導試檢二十五史及十三經諸典籍，按鈕索驥，所需史料簡直多至無可招架之程度。近月由華裔譚崇仁博士等專家為美國IBM所設計之“深藍”電腦與世界棋王科斯巴魯夫對弈，科氏敗下陣來，曾引起世界震驚。其實此事並無可驚之處。蓋深藍計算棋式之“秒速”為二億步，所藏棋譜在萬種以上，而且日新月異，永遠不斷地在改進之中，一人腦中智慧之累積，究有其極限。古人云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棋王敗北，何足異哉，再者照目前電腦科學發展之情勢度之，則下一世紀電腦之秒速將有十億字之檢索能力，直可把目前藏書鐵架長逾六十英里之美國國會圖書館，全部收藏集於一機之內，置諸衣袋之中而有餘，真是成何體統?! 讀者賢達批覽拙篇，或將疑我為撰寫科幻小說。朋友，非也，非也！此一幻想之成為事實，只是十年、二十年後之事耳。電腦革命如今已排山倒海，吾人身在此山中，下自覺之罷了。

現在言歸正傳。若談電腦革命對史學之影響，實在令人不忍卒言。筆者昔年每勸胡適之先生不應再搞他的《水經註》。原意是胡師今世之大思想家也，惡可因噎廢食，沈迷於考據訓詁之小道哉？然久有考據之“癖”的胡老師聽不進去也。孰知進入今日的電腦時代，考據訓詁真已成為工匠小技哉，適之先生二十年之功，今後如以電腦檢索之，數星期之事耳。浪費了胡適二十年的光陰，我們的民族智慧如何浪費得起？……事實上，縱在今代電腦出現之前，美國史學界對此以註腳相尚，泛濫成災的繁瑣史學之抗拒已甚囂塵上，論者以容忍一註可長至三百頁之當今美國的八股史學實為荒謬。今後在電腦籠罩之下．那就更不足論矣。去年秋《紐約時報》對此一學術革命，曾有頗為詳盡之報導。（見William H. Honan. "Footnotes Offering Fewer Insights：Scholars Desertan Old Traditionina Search for Wider Appeal." The New York Times. EDUCATION. August 14, 1996. p. B9.）

有感若此，以故筆者試撰此篇時，既為顧慮一般讀者對章句之不耐；同時為試探電腦時代新史學應有之取向，乃不作教科書式之撰寫。一般史實之早成定案者，都以我國傅統史學中之“紀事本末體”及“大事年日誌”之方式於末卷中條列之。如此，則讀者可一目了然．毋須作者啰嗦也。而史實中之可議、可驚、可嘆之處則於正文中詳敘之，並試行減少學報氣味，庶幾一般讀者能讀而終卷也。名家之見足傅千古者，則博攬而廣收之；或有不足者，則以愚者之一得而填補之。雖僅一得之愚，亦聊備一家之言，以待知音者之更多補充與佐證。至於一般註腳，除具有關鍵性者註明之外，一索可得者則省卻之。蓋專家檢索，初非難事，遣興讀者亦知作者之不妄言也。聊以拙篇為新方向之實踐，縱不能致，然心向往之。至懇讀者隨時匡正之也。

三大階段，兩次轉型

抑有進者，筆者讀史、教史、著史數十年，勞者自歌，亦每以千盧一得，自作主張，對四千年國史之詮釋，一以貫之。斯即數十年來初未離口之拙論，所謂“三大階段，輿兩次轉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後有記錄可征之國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二二〇〇～公元二〇〇〇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會型態發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則四千年來我民族之社會政治型態之發展．蓋可綜合之為三大階段，亦即封建、帝制與民治是也。從封建轉帝制，發生於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從帝制轉民冶則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吾儕及身而見之中國近現代史之階段也。筆者鄙見認為此一轉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也。換言之，我民族於近代中國所受之苦難，至少需至下一世紀之中期，方可略見鬆動。此不學所謂兩大轉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陸史學界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根據馬克思主義之教條，則分國史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包括所謂“最後階段”之共產主義社會）是也。今因大陸上兩制之推行及蘇聯之解體，社會主義已成過街老鼠，鮮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處原亦有其可疑余地也。縱觀近百余年來之名家史學，馬派之社會發展階段論之科學性，原末可厚非也。只是日耳曼學人太武斷，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國五四以後之啟蒙文人，崇洋過當，在學術轉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將錯就錯。蓋人類社會之發展雖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會發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響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態與不同階段也。在歐亞大陸上，我華夏民族社會發展之經驗足與白種民族［包括閃米特族（Semitic Peoples））相頡頏。馬派史學所總結者，實為白種民族之現象，持之以解釋我民族之發展，鑿柄就大不相投矣。榫頭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億萬了。思之可悲！

沒奴隸社會也沒資本主義

我國古代中有奴隸（slaves），而無奴隸制（slavery），筆者在不同的拙著內曾力證之，國際漢學界亦有公論。（見《新版大英百科全書》（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一九七七年版．第十六冊．頁八五八）既無奴隸社會階段，則我國史上之封建制，實自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直接演變而來。其實馬派史學所謂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 life）也。蓋初民生活原與猴馬牛羊等群居動物一尤其是猿猴一類一之社會行為，頗有相似之處。群居動物，居不離群。初民生活亦必以部落為單位，而部落生活必有其自然形成之首長，有其長幼強弱之分歧，亦有其部落間之交往，及彼此間之競爭與鬥爭。甚至守土之習慣與夫疆界之劃分。亦為與生俱生者。近年生物學家曾發現非洲之黑猩猩（chimpanzee），各群之間亦每為爭奪疆土而發生群鬥，其情況竟如初民之間的部落戰爭。若輩雖無武器可用，然既抓且咬，爪牙並用，為族群之保疆衛土，亦每至死傷枕藉，有時甚至闔族同殉，其慘烈亦不下於我國共相殘之內戰也。猿猴尚且如此，而況於人乎？以故初民社會之屬土習慣，及長幼強弱階層之自然形成，實即封建之雛形也。隨之，眾部落之間，強淩弱、眾暴寡、大吃小、尊禦卑……，千年演變與進化之結果，乃形成西周時代之高級封建王朝矣。曩昔余讀美洲紅人史，每驚其與我國三代史之酷似也。近讀十七世紀前後在美國維吉尼亞洲建國之印地安“帝國”史，尤信封建制出於部落生活之非虛。蓋此邦盛時所擁疆土約為臺灣之一倍，其君主保哈坦（Powhatan）屬下有大小諸侯三十家。每家各有其大小不同之疆土；每家亦各擁有勇士自二十人至三百人不等也。他們君主與諸侯之間的權利義務亦均約定俗成，頗有可觀。保哈坦有女甚美，後來下嫁與英人，頗有賢名。閑讀此書，幾疑其為《左傳》之英譯也。（見Helen C. Rountree, 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9. pp. 114～125.）

關於封建社會之特征，我們可以說有兩點最為重要。其一則為土地屬於天子或諸侯，大貴族可以把土地“封”與小貴族，但不得買賣，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則是居統治階層的貴族實行世襲制，黎民百姓除卻裙帶關系或結幫造反之外，絕不能進入統治階層。這一東方式的封建制度發展至公元前八世紀的西周之末，可說已登峰造極。唯物極必反，迨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一年）之後，它就開始滑坡以至崩潰了。能把這一從滑坡、崩潰到改制的經過，說得最簡單明了的古代記述，實莫過於《漢書?地理誌》裏的一段記載。且抄錄如下：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疊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並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蕩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孓遺者矣。（見中華書局版《漢書·地理誌》，第六冊，頁一五四二。）

《漢書》中這節記載，歷史家要在雞蛋裏找骨頭，那也是找不盡的。可是作者敘述的封建崩潰的程序，那大體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縣制之出現卻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經過數百年慢慢轉變出來的。大體說來封建崩潰之開始是，諸侯用各種方法兼並來的土地，不再“封”與他人，而是暫時“懸而不決”或“懸而不封”。這就是“縣”的起源了。在古文裏，“縣”、“懸”本是一字。讀音亦相同。不像後世讀成縣去（聲），懸平（聲）也。縣而不封，縣而不決，本是個臨時的辦法。後來永遠“縣（懸）而不封”，縣就變成個政治制度了。

把郡縣或州縣的“縣”解釋成“懸”字，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在他的名著《說文解字註》中也說是“縣者縣（懸）也”；不過他接著說是“縣（懸）於郡也”，那就說錯了。（見該書萬有文庫版第三冊三十四頁）筆者青年期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就讀時，隨顧詰剛師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誤釋，認為是“縣者懸也。懸而未決或懸而未封”，而非“縣於郡者也”。撰成《我國郡縣起源考》之期終作業，嗣並收為《畢業論文》之前篇，頗承業師過獎。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益覺青年期判斷之非謬。蓋封建王朝末期對封地“懸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幹印歐民族國家亦有之，只是其結果不若中國竟發展成獨特的郡縣文官制（civil 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縣制之興起與發展實為我國社會政治（socio political）第一次大轉型之關鍵所在。一轉百轉，迨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立郡縣”，由封建制轉入郡縣制，全國人民生活方式（life ways）便無一不轉。“廢井田，開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謂“廢井田，開阡陌”者，即是開放國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種，以增加生產也。筆者撰拙篇於抗戰中期，初不知歷史會重演，其後竟有廢人民公社，搞包產到戶等之現代化的“廢井田，開阡陌”也。以故筆者不揣淺薄，亦將五十余年前之青年期舊作收入本編，以就教於方家也。

回憶五十年代中期，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半工半讀之時，曾在該校之“中國歷史研究部”作編譯。斯時學部主持人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1896─1988）教授之巨著《東方專制論》（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正在殺青階段（此書於一九五七年由耶魯大學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譯成漢文出版），魏氏囑余校訂全稿並箋註拙見。不才曾嘆其功力驚人，而其結論則因果倒置。蓋魏氏修正馬克斯末竟之學說，所謂“亞洲式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並創立其一己之理論，認為“亞洲式社會”實為一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國家為提高農業生產而興建規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導致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逐漸建立起極權專制之國家機器來。其語甚辯，而鄙意則適得其反。蓋我國國家機器之完成，實在始皇帝“廢封建，立郡縣”，建立“職業官僚體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之後也。我國政治制度之發展，實是郡縣制的國家機器建立於先，而大規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長城及運河等等）則建設於後也。建立都江堰這樣大規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國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陸上叫做“四川省委書記”）。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書記的權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約同於今日李鵬主持的三峽水壩工程），是無法施工的。以故筆者數十年來所篤信之我國“國家強於社會”之傳統（始自郡縣文官制之出現），為我國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點之拙見，與魏氏之說，表面上似頗為接近，而本質上固有其本末先後之異也。

百代猶行秦法政

這一記從秦國開始的我國史上的第一次社會政治大轉型（socio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發自商鞅（公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極盛於始皇（統一中國於公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於漢武（公元前一四○─前八七年在位）。漢初諸呂亂後，非劉不王，曾一度郡國並存，搞一國兩制。迨吳楚等七國亂後（公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國”名存實亡，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之政制轉型始正式落幕，至今未變。其它相關的轉變，如重農輕商的經濟制度、獨崇儒術的職業官僚制、士農工商的階級劃分、婚喪禮俗的日常生活等等，一轉百轉走向定型。尤其是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制，自秦漢以後，晉、隋、唐、宋、元、明、清，甚至民國時期之北京政府及國民政府，均不斷加強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後，毛氏當國對此一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制之傳統，可說更是情有獨鐘。在他與郭沫若往來的詩詞中，便頗能聞其心聲。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神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猶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此詩作於何年，論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變”之後，毛為四人幫批林批孔助陣時，重提此詩，可知其念念不忘也。總之毛氏對馬列主義之了解，自始至終未脫離標語階段，而對傳統帝制之認識，則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兩個極端的理論都誤用了。在重溫傳統帝王政治學時，他體會不了我國傳統裏“有教無類”、“改土歸流”等等歷史經驗的重要性，強不知以為知，自以為是的亂引馬列教條，創造新制度。上節曾說過周初有一千八百國，包含著無數的大小民族（時至今日全國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國歷史的經驗是，族群不是由少變多，而是滾雪球式的從多變少，形成一種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這在現代美國的經驗裏，便叫做“民族大镕爐”（racial meltin gpot）。加以在今日交通發達，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極高的時代，一國之內的少數民族怎能永遠聚居於一地呢？……就以我華裔移民美國來說吧，近年來我華裔人數很快便會超過外蒙和西藏的總人口（據專家估計：下世紀，旅美華僑可能上一千萬，蒙藏合計可能不到此數。華僑移民配額，大陸、臺灣、香港之外，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配額裏皆有華裔，有人估計，下世紀中葉，華人可能近千萬云），今日在美國的所謂中國城（Chinatown，舊名唐人街），在紐約便有三座之多。我們的政治的出路實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參政之一途。今日我們已出了一個州長，誰能說我們下一世紀不能出個總統呢？我華裔如舍此康莊大道而不由，要來搞個“中國城獨立”或“中國城自治”，豈非二十一世紀一大笑話哉？大美帝國海闊天空，要我們擠在Chinatown內搞“獨立”，不特我華裔有為子孫所不願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幹也。其理甚明嘛！華裔之外，如人逾千萬之非裔、人逾六百萬之猶裔，人逾兩百萬之波裔，他們不搞獨立，正有同病之憐也。所以美國能從十三州發展至五十州者，實我中華千年以來所搞的“改土歸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現在臺灣和菲律賓還有很多人，想參加美國的改土歸流，做美國的五十一州呢！改土歸流有何不好？

民國初年的孫中山畢竟是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臨時大總統時，就反對所謂五族共和這套謬論。他主張采取美國式的民族大熔爐的哲學，而擴建一個包羅所有民族和多種文化的中華民族（見《三民主義》文言文原稿，收在臺灣版《國父全集》，頁一八○～一八一）。其實在大清帝國時代，朝廷改滿洲和新疆為省；民國時代改內蒙為省，當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這個大熔爐的哲學。不幸到人民政府時代，毛公因受蘇聯制度之影響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誤為進步，廢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內蒙、廣西又全部化為少數民族的自治區，而又只許少數民族在中央集權下，享受點象征性的自治，這樣就間接鼓勵了少數民族中的分裂主義者和國際間的反華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動了。這種偽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後來也就貽患無窮。今日新疆的亂源即在此。

【附註】在早版《毛選》中，毛澤東曾主張少數民族有權獨立，後版中他們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復復，便十足表示他對此問題沒有原則性的掌握，隨意搞其黑貓白貓，而墮入中國歷史上原先並沒有的大漢族主義的框框，實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類似的情況下，毛澤東對現代的民治主義和社會主義，也認識不夠。因此在現代西方文明挑戰（challenge）之下，“百代猶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續，但他老人家卻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續下去，其不出紕漏也，豈可得乎？朋友，我們的毛主席在中國近代轉型史（我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中，原只是個轉型中期的民族領袖。他個人的個性、見識、修養、訓練和時代，都只能鑄造他做個轉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個完成轉型的漢武帝。這就叫做形勢比人強。毛澤東自視為天生聖哲，其實他和讀者賢達以及在下的我一樣，也只是個渺小的脊椎動物，並不能扭轉他們唯物主義者曲不離口的所謂“客觀實在”啊！他是時勢所造的英雄；但是他這個蓋世英雄卻未能創造時勢。夫復何言？

我們及身而見的第二次大轉型，與第一次大轉型頗有不同之處。第一次轉型時，由於我們內部的社會發展至某一階段，促使我們社會政治結構非轉型不可，那是主動的。第二次轉型就不然了，它幾乎是完全出於西人東來之後，對我們著著相逼的挑戰──尤其是軍事挑戰。這一挑戰揭開了近代中國國恥國難和社會政治大轉型的序幕，於是有那個可恥的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隨它接踵而來的《中英南京條約》（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簽訂）……。鴉片戰爭之可恥是雙方都有份的。勝者的可恥，是他武裝販毒，竟不以為恥；敗者的可恥，是他顢頇腐化，政府無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國竟被數千個英國水兵打得一敗塗地。

戰前千年不變，戰後十年一變

鴉片戰爭在我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長話短說，便是它推動了上述從帝制階段向民治階段的轉型。在這兩大階段之間，它是個分水嶺。戰前我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毛澤東所說的秦法政）是千年未變的；戰後的中國那就十年一變了，甚至變得面目全非。這一轉變過程雖萬般復雜，但是事後回頭看去，卻又階段分明。在各階段中，身當其沖的革命家、變法家、觀察家乃至一般智者與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無法識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數智者（像洪秀全、康有為、毛澤東等人）往往自以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勢，難免就強人從己而貽誤蒼生了。

早朝的歷史家，雖也不時回頭看去，試作過歷史分析。無奈這次轉型，如果最後能轉出個長治久安的定型來，根據中西歷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時兩百年才可能有個初步的結果。因此在轉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時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時期，分析家對中國前途的變數，實無法掌握。蓋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漸少，羊在何路不難追蹤，中國前途的遠景何似也就隱約可見了。俗語說：“女大十八變。”小女孩才變了三、五變，您怎能看出她的變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變了十五變之後，將來她會成為怎樣的一位夫人，我們也就不難預見了。這只是個時間的問題；非後之來者勝於前賢也。

根據筆者大膽的觀察，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實在是從割讓香港之後才被迫開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難歲月也悄悄地溜過去了。從林則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傳了五代了。古語說：“五世其昌。”當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經說過：“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見《夷務始末》道光給林則徐上諭）今日香港回歸，國難結束，可能也是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完成的開始。筆者不揣淺薄，回顧前瞻，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誰？筆者畢生治史，歷經國難國恥，艱苦備嘗，守到天明覺夜長，終能初睹曙光，亦為之興奮不已。謹以這部小書，野人獻曝，追隨讀者之後，略表個人對香港回歸之慶賀，至懇方家賢達，不吝教之。

本篇之能付梓，實有賴於劉紹唐、陳宏正兩先生不斷的指導，以及無數老友和讀者熱情的鼓勵有以致之，衷心銘感，匪言可宣。遠流出版公司董事是王榮文兄以下諸多執事之大力協助，感激之情尤難盡述，並此致謝。

第1章 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各階段

本篇原為筆者在五○年代末期所寫的英文講義，後經胡適之先生之鼓勵，用中文改寫，原擬送給臺灣之《自由中國》發表。後因該刊疊遭困難，我們乃在海外另行籌辦一個新的中文月刊，叫《海外論壇》，在紐約編輯，香港發行。此篇乃改由《海外論壇》於一九六０年出版的第一、二號連載刊出之。本稿之初撰，距今雖已四十年，滄桑幾變，然今日重讀之，個人思想仍前後如一，而文中所言，與四十年來的歷史發展，似亦無太大的骶觸。故重刊於此以就正於高明。全篇除增加一句和略改三、五個不必要的形容字之外，悉任其舊。文中所引孫中山先生的話，在《海外論壇》所載的原文中，未註明出處。今篇則增註之，以便嚴肅讀者之查對也。（作者補誌於一九九八年春節）

我國近百年來所發生的“革命”、“維新”、“變法”、“改革”或“改良”等形形式式的運動，真是屈指難數。這些運動之發生大體說來多發乎仁人志士救國救民的願望。為貫徹這些由願望而發生的運動，已不知有多少先賢先烈為之而拋頭顱灑熱血。然時至今日這些“運動”仍然方興未艾，吾人試一翻閱中國近代史，一眼看去，真覺這是一筆令人難解的爛帳。

不過我們今日如回頭仔細分析過去百年的史跡，則又覺這筆爛帳之中似頗有線索可循。吾人如試把“同治中興”、“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抗戰”乃至中共的席卷大陸，與夫今日正在滋長中的“民主自由”運動等等連成一氣，作一個有系統的分析，我們便發現這些重要史跡不是單獨發生的。相反的，它們是一個接著一個的發生，層次分明的連在一起形成一個總運動。而上述諸運動只不過是這一“總運動”的各階段。一言以蔽之，這一個“總運動”便是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也就是近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的“轉型運動”。

1.1 世界性的現代化運動

須知此一“現代化運動”並非我國特有的現象，它是世界性的。簡言之，便是十九世紀初，西歐工業革命之後，西方文化隨其商業和武力向外發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內部一種改革性的反應。借用湯恩比教授（ArnoldJ.Toynbee）歷史哲學上的名詞，那就是文化之間的“挑戰和反應”（challenge-and-response）的現象。

但是西方文化這種“挑戰”，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引起的“反應”卻各有不同。例如宗教一項，現在對中東、印度、非洲等民族文化仍具有極大的挑戰性。但在我國則已經變成我們向西方文化反挑戰的最好課題。要言之，由於各民族文化本質之不同，它對現代化運動的反應之內容與特性亦各異其趣。

1.2 我國現代化的內容與特性

現代化運動反應在我國的內容與特性，又是些什麼呢？筆者不揣淺薄，試歸納之為六大項目如後：

一、獨立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國家形式。此種國家形式是顯然和我國固有的“民無二王”的世界性國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別。

二、工業化和社會化的國民經濟。我國固有的是農業的國民經濟，和不平均的財富分配制度。

三、合乎人類理性，合乎科學，並能適應工業化社會的道德標準和社會制度。我國舊道德和舊的社會制度，凡不能與此三點配合的（例如：“三綱”、盲婚、守節、宗族制度等）均在現代化運動過程中逐漸被揚棄。

四、專精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種足以保障基本人權，采用多數決定和法治的原則，用選舉方式產生的政治制度。

舉此六點，我們不是說我國古代學術思想中沒有這方面的學說。相反的，這六項概念都可在我國文化遺產中找到根據。但是那些根據只是少數學者的理想。它沒有成為我們的立國基礎。沒有形成被群眾接受，蔚成一時風氣，而為“舉國和之”的運動。

我們更不是說所謂“西方文明”中已完成這六大項。我們是說在他們的文明中，這六項已成為主題，其整個文化的趨勢是向這一方向發展的。而我國自同治中興之後，在西方文化挑戰之下，也是亦步亦趨向這一方向發展的。不過我們這一發展的原動力則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戰”所產生的罷了。

1.3 階段性和“一次革命”論

正因為我們的“現代化運動”是在西方文化挑戰之下發生的，我們“應戰”的過程便十分艱苦。因為要現代化，我們不特要“布新”，我們還要“除舊”。對這項除舊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實是孫中山先生。所以他說：“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莫易於建設。”反觀我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運動的史實，和各種形形色色的運動，無一而非這項“除舊布新”工作之中，“破壞”和“建設”所引起的。由於這些運動性質之不同，它們也標誌出我國現代化運動中顯明的“階段性”。

試讀我國當代各大思想家和革命導師們的言論。我們便知道他們多數是只看中了這一“現代化運動”整體之中某幾個階段，或某幾項課題，因而只註意某幾項工作，而忽略其他各項。如早期搞“夷務”或“洋務”的人，他們只看中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船炮政策。

但是後來亦有少數“先知先覺”，看準了今世現代化的潮流而主張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通盤的現代化。不過這些人，多為“一次革命”論者，他們主張把這“現代化”的百年大計“畢其功於一役”！

1.4 孫中山“心灰而意冷矣”

孫中山先生便是這樣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後，他老人家便立了一個九年計畫的“革命方略”。他說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內中國便變為一個通盤現代化的新興的國家。誰知對他這方略首先不贊同的不是別人，正是他那群萬死不辭的信徒，同盟會的“老同志”。因此中山先生喟然嘆曰：

……乃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為不可。經予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謂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也。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之知識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為之心灰意冷矣！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為山九之時，對革命導師忽然不信任了呢？歷史家感到迷惑了。胡適之說：“民國初年，民黨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計畫的事，很有研究的價值。”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費解的事。從一個角度來看，黨員不信任黨魁，固然是黨員“知識太低”；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又何嘗不是黨魁沒有把握住時代而脫離了群眾？對現代知識有高度認識，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黨員”們知識尚且太低，則“區區庶民”又何能追隨景從呢？

1.5 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實是世界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但是領導這偉大的革命的國民黨人及其導師到臨死時還要說“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黨派成見的共產黨人則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為“革命”。他們之所以如此者，便因為他們都是一次革命論者。把中國歷史看成汽車。他們要把這汽車按他們預定的路線，開往他們所預定的目的地。換言之，他們都希望把一個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於極短期中變成他們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國家形式。

但是中國近百年史告訴我們，他們的願望都落空了。這個古老的文化是在變，並向現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趨的在變。但它卻沒有聽從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搖身一變”。相反的，它是在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變。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變動，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長”強迫它跳躍前進。換言之，在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化運動中浮沈的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民國六年，隨張辮帥到北京搞復辟運動的康有為，便“落伍”了。落伍到連他最忠實的學生梁啟超都要罵他“厚顏”。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權”，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躐等到連“同盟會老同志”也罵他“大炮”。

1.6 各階段及其主題

落伍之可悲，固無論矣。勇往直前的跳躍前進何以亦發生反效果呢？史實告訴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是分階段完成的。而各階段有各階段的主題和若幹副題。主題便是各該階段的“當務之急”。而副題（可能是次一階段的主題）在現階段則往往是“不急之務”。而完成這主題與副題的方法則可能是骶觸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題，可能增加解決副題時的困難。但是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的，則往往為該階段所唾棄。古人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又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如果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則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後”。

所以中國近代史上，在各階段中，凡是從事解決“當務之急”的主題的社會力量，往往是前進的、成功的。同時凡是不知先後，側重副題，搞不急之務的，則未有不失敗的。這種搞不急之務的社會力量，在此階段必然有害！

但是如果中國現代化運動進入次一階段，則主題與副題，俱同時變動。以前的副題可能變成主題。前一階段的進步的社會力量，如不能隨主題之變動而進步，則這一力量必然變成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力量。

這種反覆變動與社會力量之興遞，在中國近代史上昭然若揭。請申其說。

1.7 洋務和變法

今日吾人追溯我國現代化運動的史實，從“同治中興”到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我們如按各運動的性質來分，大體可以分為四大階段及若干小階段。

從同治元年（一八六一）總理衙門成立之日起至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之簽訂，可算我國現代化運動之第一階段。這一階段中的主題是“洋務”。因為我國經過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失敗之教訓，國人才開始認識西方文化表現在堅船利炮上的實用科學。因此自恭親王而下，有識之士，競談“洋務”。這樣才有同光之際的新式南北洋海軍及各種路礦機器船政的建設。不管當時守舊派是如何的反對，這一時期的“洋務”建設是有相當成就的。其後張之洞在其所著《勸學篇》中所說“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教，以及經世大法，無不畢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長，補我不逮，足矣”的一套理論，事實上便是這一時期“洋務”運動的“哲學基礎”。張氏言大眾之所欲言，所以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調，亦是風靡一時的新學說。也是當時守舊派所誓死反對到底的“以夷變夏”的“謬論”。

但是中日戰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遂逐漸被揚棄。國人進一步而談“變法”。須知談變法的人並沒有否認西學之可以為“用”。國人至此已服服貼貼地接受了西方的實用科學，而進一步談西方式的“變法改制”了。因此，政治性的變法改制便是乙未至辛亥這一階段我國現代化運動的主題！

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孫中山主張“建立民國”。他二人雖有緩進激進之不同，其變法改制的基本態度則是一致的。由於清廷的頇昏□，助成了激進派的成功，而完成了中國現代化運動中的第二階段。

康孫兩氏除主張政治性的變法改制之外，都看到了其他方面－－社會、文化、教育、經濟等之徹底改革。康氏另著有《大同書》；孫氏亦著有《三民主義》。但是這些方面的改革在當時均是“副題”，不是當務之急，因而引不起群眾的反應。如同盟會誓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中之最後四字，便為黨內人士駁難最多之處。國內同盟會支部，有的竟幹脆把這四個字刪除。這種刪除絕不是如共產黨史家所說，為的是“保存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主要的原因是這一條不是“當務之急”。它的重要性被那時的“主題”所掩蔽，引不起所謂“革命群眾”的反應。

戴季陶說：“至於從革命的思想和知識上說，許多前時代的黨員，也實在固陋得可怕。從前總理在時，每次定了一個前進的方針，大家總是把它拚命向後掇！”這就是因為“前進的方針”在“前一時代”是引不起群眾反應的。

1.8 “莫難於破壞”的“五四運動”

但是時代是前進的。“前進的方針”到後一時代，群眾的反應就不同了。民國成立了八九年，國人對西方文化挑戰的了解又進了一步。他們感覺到只是政治性的變法改制，仍不足以建立出一個新型的國家。因而繼續要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的總改革。這項要求遂把中國現代化運動推入第三階段而爆發了“五四”前後的所謂“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當時最精辟的一句口號便是：“以科學的批判的態度，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果然在“科學的批判的態度”之前，兩千年來獨家經理的“孔家店”內許多（我們沒有說“全部”）陳貨都變成無價值的廢料了。此外如釋迦牟尼、朱熹、王陽明，乃至晚近入口的耶穌等的“一切價值”都成了問題。

舊有的束縛一旦掉去，中華民族的思想突然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所以“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實如孫中山所說的“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的“破壞運動”。事實上，它除在文學改良上另有輝煌成就之外，其他方面的收獲亦只此而已。“五四”的大師們，掌握了“科學的批判的態度”這一項武器，把舊的東西，摧枯拉朽的毀掉了。但在這破壞的廢墟上，他們建設了些什麼呢？

他們的確曾提出“科學”和“民主”兩個建設性的口號。但是什麼是科學，什麼又是民主呢？不但當時搖旗吶喊的孩子們莫知所雲；當時的領袖們也沒有說出一套完整的學說以替代他們所毀掉的東西。因此“五四運動”之“立刻後果”便是思想界空前未有的“無政府狀態”！

再者，“五四”所破壞的只是舊思想。而舊思想所產生的舊的社會體系，卻屹立未動。因此為竟“五四”的破壞未竟之功，為重行畫出今後建設的藍圖，各項“主義”就紛紛而起了。

1.9 拿一個主義做標準

且看孫中山先生的說法。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孫中山先生在打走陳炯明、沈鴻英等軍閥之後，在廣州歡宴各有功革命將領時，發表一篇演說。中山說：

民國成立到今日已經十二年了。這十二年中沒有一天沒有變亂。這個變亂不已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簡單的說就是新舊潮流的沖突……，舊思想是妨礙進步；總是束縛人群的。我們要求人群自由，打破進步的障礙，所以不能不打破舊思想。今天要請諸君來打破舊思想究竟用什麼標準呢？大略的講便是拿一個主義做標準。

那時相信孫中山的人當然就拿“三民主義”做標準了。不相信三民主義的人呢，自然就另搬出其他“主義”來了。因此在“五四”之後短短數年之內各有一個主義的“共產黨”、“國家主義派”、“社會黨”、“法西斯主義”集團、“無政府主義”集團，乃至於“實驗主義”者都各立門戶的應運而生。久已為黨內同誌所忘懷的國民黨和它的三民主義，這時又活躍起來，實行改組。

這些新興黨派，乃至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都是繼“五四運動”而產生的。其性質與民國初年的“國民黨”、“共和黨”、“進步黨”等是絕對不同的。民國初年的黨是純英美式的政黨。“五四”以後的黨是著重社會運動和文化改革的黨。

且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後來又為國民黨中最有影響的反共理論家戴季陶氏關於國民黨改組的看法。他說：“民國八年以後（亦即“五四”以後），國內青年……漸漸覺悟起來，由清談文化運動，進而為部分的社會運動，更進而為具體的國民革命運動。和民國六年以來黨內的改組氣運相銜接，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於是乎實現了。”

1.10 本末倒置的中共

反看中共呢！中共在國民黨容共初期，黨員人數實際不過數十人。它是在國民黨中寄生長大的。至北伐時代，它已變成嚴重的破壞“國民革命”的力量。那時它拋開了那一階段的兩個主題－－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而集中全力去搞那不急之需的“副題”－－土地革命，社會革命。把北伐軍的後方哄得烏煙瘴氣。有的兒子正在前方和軍閥浴血作戰，老子卻在後方被“農民協會”戴著紙帽子在遊街。當軍閥和帝國主義統治區內尚歌舞升平；北伐軍解放了的地方反而階級鬥爭起來，共產黨這一鬧，一方面抵銷了國民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也鬧垮了國民黨的黨權，為軍人獨裁鋪路。

結果呢？共產黨在國民黨內被血淋淋的“清”了出去。它不服，還是繼續暴動，結果是流竄了二萬五千里。如果不是日本軍閥侵華，中國共產黨早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幸免於死之後，還得向它曾經宣布過死刑的“新軍閥”、“人民公敵”高呼萬歲。其所以然者，便是他們錯把“副題”當成了“主題”，不知先後。它幾乎破壞了北伐，妨礙了抗戰。它是那一階段的惡勢力，不折不扣的該階段的反革命。

1.11 抗戰後的新主題

可是抗戰勝利之後，局勢便全部改觀了。以前國民革命的兩大主題是基本上完成了。因之以前的“副題”現在卻變成了“主題”。這新的“主題”便是“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這一階段也有一個“副題”，那便是“民主人士”所搞的“民主自由”運動。關於這主題，共產黨是搞這套起家的，經驗豐富；關於這“副題”它也學了乖。並假扮了一副“民主自由”的面孔，把“統戰”搞得有聲有色。國民黨完全被孤立起來。

至於國民黨呢？它本身是個革命黨，但是現在卻再也找不到革命的對象。它完成了前期的兩大主題；而抗戰後的新主題它又無法掌握。它的高級領袖們既缺乏遠見，黨的本身亦積重難返，負不起應付新階段新主題的責任。因而一個有蓋世功勛的革命黨，這時反成了人家革命的對象。讀史者有餘慨矣！

1.12 大陸上在搞些啥子？

中共統治大陸已經十整年，它在大陸上究竟搞些啥子？“民主自由”的老口號，它已完全拋棄了。（其情形亦如國民黨之拋棄“工農政策”。）因為那原是“統戰”時代騙騙人的。

至於“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呢？這兩點，它當真血淋淋地幹了起來。但是它所做到的亦只是對舊制度的徹底破壞。以前“五四”的英雄們把我國的“舊思想”摧枯拉朽的破壞了；現在“十一”的好漢們，卻把我國的“舊制度”玉石不分的摧毀了。因此我國以前的“多種重心的社會”（multi-centered society）在短短數年之內一變而為中共專制；由一個“新階級”（用南共Milovan Djilas的新名詞）來統治的單純的社會。換言之，我國舊有的“父兄”、“紳董”、“老師”、“大龍頭”等等所有的安定社會的力量，通統被摧毀了，代之而起的是這一新的統治階級的秘密警察和手槍。

我國舊有的社會體系，雖已不合“現代化”的要求，理該改變。但是秘密警察和手槍所控制的社會，是否就合乎二十世紀，現代化的文明呢？這點似已不必多贅！

所以我們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是社會性的破壞，竟“五四”的破壞未竟之功。破壞的任務終了，它本身也就完結！

中國共產黨嚷革命嚷了數十年，試問時至今日，除了它自己之外，革命的對象又在何處呢？

試看中共“鳴放”期間，“右派”的反□怒潮，和現在海外和臺灣的“民主自由”運動的方興未艾，歷史已明白地告訴我們現代化運動已進入另一大階段。

1.13 現階段，新主題

現階段在大陸上爭取“民主自由”的“右派”，中共只說他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敢說他是“反革命”。因為這“右派”的確是自中共內部發生的，其中堅分子多半是對“人民有功”的人。不是可以斬盡殺絕的“美蔣特務”。

臺灣呢？它現在亦為這一問題陷入極為痛苦的矛盾。它一面要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以反共；一面又要壓制由這一口號所產生的群眾運動。

凡此都足以說明中國現代化運動前一階段的“副題”，現已變為此一階段的“主題”。這一“主題”是反不掉的。它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後必然大行於中國。中國近代史告訴我們，以前各階段的主題都是歷盡千辛萬苦以後才完成的。

世界文化史也告訴我們，文化的挑戰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中國文化史亦告訴過我們，中國文化不但可以吸收外來文化的優點，而且可以發揚光大使其超過其在母文化中的程度。中國的佛教便是個例子。“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制度既然是西方文化對我國文化挑戰的一個主要的課題，我們的文化絕不會冥頑不靈的相應不理。相反的，在我們沒有能消化而發揚它之前，我們的文化由此一挑戰所引起的震動是不會停止的。

1.14 中共的工業化和死結

我國文化向這一方向反應在現階段最大的魔障便是中國共產黨。它甘願把中國文化拖進斯拉夫文化的死巷子。按中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進行的程序來看，中共已經是走向古物陳列館的路上去了。它今日之所以尚能肆無忌憚，作威作福的道理，便是因為它還抓住了一個現代化建設性的重要課題——中國的工業化。今日中共官報上唯一真能大吹特吹的只有這一點。海外僑胞對中共深惡痛絕之余，有時亦難免引中共向洋人誇耀的也是這一點。它是中共今日的“續命湯”。

中國工業化，本是任何政權都應該做的大事。隔壁王阿狗如做了“主席”也是要實行工業化的。只是工業化的方式或有不同罷了，不過其艱苦過程則誰也不能避免。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大企業家逼迫小企業家自殺。投資者亦鬧過“黑色禮拜五”一類的醜劇。但蘇聯工業化過程中亦何嘗不是餓死婦孺數百萬，硬把糧食出口換取外匯物資呢？

中共今日的工業化便是采取俄國式計畫經濟的方式，在全國人力物資之中竭澤而漁。俗語說：“要鐵用，連飯鍋也打掉！”這豈不是中共今天的事實？因此中共政權獨裁專制，殘酷暴虐愈利害，其竭澤而漁式的工業化速度也可能愈快。相反的說，中共在經濟建設上其工業化的速度愈高，其在政治設施上獨裁專制殘酷暴虐亦愈厲。因之在中共工業化達到最高峰時，亦即其殘暴的統治達到絕頂之時。換言之，在共產黨制度之下，人類團體生活中“政治”和“經濟”兩大問題，不但不能同時解決，並且是背道而馳的。其經濟問題能日趨解決，其政治問題便日趨嚴重。至其經濟問題可能作適當解決之時，便是其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面臨崩潰之時，亦即是“自由民主”呼聲最高之時。共產黨徒都是經濟決定論者，他們根本不相信“上層建築”的政治問題可以成為他們的致命傷。所以其將來的結果，必然就“龐涓死於此樹下”！

中共今日所采取的便是這項自殺政策。為著高度的工業化，它把大的中國變成世界最大的奴工營。它要奴工們犧牲自由，束緊褲帶，這樣中國便可“十五年趕上英國”或“二十年後過好日子”。在中國長期積弱之後，這兩項號召是動聽的；是有高度說服性的。其魔力不下於抗戰時期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但是它這項騙局至多只可維持十五年至二十年。過此人民就不特要放松褲帶，而且要恢復全部自由。屆時統治者是否會自動的恢復人民的自由呢？曰否！因為那是違反中共政權發展的邏輯的。君不見“百家爭鳴”時統治者的面色乎？中共區內不會再有“百家爭鳴”出現。要有也不是統治者自動號召的了。

所以即使不談外界因素，只取“以經解經”的方式分析中共政權，天安門上的好漢至多還有十五年的安穩日子好過。

1.15 今後十五年的臺灣

或謂俄國革命迄今已四十余年，何以並未動搖。其實中俄兩國未可相提並論。俄國文明本為西方文明之邊緣，所以它只可在西方文化之內作畸形的發展，而不足以向西方文化實行反挑戰。所以白俄在出國之後，未幾即為住在國所同化。不若我輩“唐人”在海外住了幾代還不能變為老番，所以中國文化不能全部蘇維埃化，中國人亦不能全部赤化，此其一也。中國自那拉氏到毛澤東經過了四十年，俄國自尼古拉到列寧只有幾個月，所以俄國今日缺少我們所有的三十歲到五十歲的中堅分子的民主自由的鬥士，此其二。我國尚保存一個臺灣沒有赤化，可以作我們“民主政治的實驗區”。俄國的克侖斯基及其他反共俄人，均無所憑藉，此其三。

有此三點，則中俄之局勢迥異。此三點中尤以第三點最為重要。蓋共產黨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均自成一個整體。要對共產黨“取而代之”，則必須以一個更完美更前進的整體來代替它。這個整體不是一個空洞的什麼主義或宗教。這個整體必須是經過實驗的合乎中國國情的前進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新制度。

借用實驗主義者一句名言：“真理不是可以發現的，真理是不斷制造出來的。”所以臺灣今後十五年的工作，應該是舍棄任何教條式的主義，以“科學的實驗室的方法”在政治民主、經濟平等、人身自由的原則下，實驗出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以替代共產黨這一套反動的體制。如果臺灣能在十五年之內，制造出一個新的真理來，到那時共產黨的反動已達最高峰，那樣才能水到渠成把共產黨那一套，摧枯拉朽的送到北冰洋裏去。

中國文化的前途系於臺灣今後十五年的發展。而這一發展的開端，便看臺灣是否能抓住中國現代化運動現階段的主題！

1.16 最後階段和文化反挑戰

不過，抓住現階段的主題實非容易。在西方文化向我國挑戰的過程之中，“民主自由”這一項遠在清末便是我國各種“改革”或“革命”運動中主要的口號之一。但是它卻始終沒有變成任何階段的“主題”。因為在以前任何階段，事實上我國尚沒有完成此項課題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條件。所以這一項口號我們喊了數十年，至今日始成為現階段的主題。這也說明它是中國現代化運動中最難的一項課題。在其他各項課題逐一完成之後，始輪到它有變成“主題”的機會。事實上，其他各項課題之完成，原亦是使它變成主題的先決條件。

再者，在現階段現有的主題之外，我們實在找不出什麼“副題”來。所以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的內容極為單純；陣線亦極為明朗。“五四”時代擁護“德先生”的人群複雜極了。大家同床異夢，但是卻打了相同的招牌，結果上了共產黨“統戰”的圈套。這種現象現在是沒有了。正因為它目標單純，陣線明朗，所以它沒有足為下一階段主題的副題參雜其間。因此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實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最後階段。中國民族文化如能通過這一關，那便是中國現代化運動之徹底完成。到那時我們民族的新文化便可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對西方文化作一個通盤的反挑戰。彼之所長我悉有之；彼之政治經濟各方面之矛盾，我均可調和而化除之。夫如是，則我民族以六萬萬人口之眾，居富強安定之大國，以政治民主、經濟平等、人身自由之最完滿之新制度出現於世界，其時我們縱不願為保持世界和平之盟主及人類進化之領袖，恐亦不可得矣。

不過目前這一關實在是我民族文化生死存亡之樞紐。斯拉夫、日耳曼、拉丁諸民族都在這一關之前了下去。我們能否平安過關，便看今後十幾年中，我民族在臺灣實驗之結果。言念及此，不禁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