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思想淵源看，敘事學理論起源於20世紀20年代的俄國形式主義及弗拉基米爾·普洛普所開創的結構主義故事學，或者說，敘事學源自故事學。如何講好故事，恰恰是敘事學的問題。「『講故事』是『敘事』這種文化活動的一個核心功能，是一個區域最普通的講述行為，幾乎所有的內容都可以進入故事之中。



敘述與故事乃一體兩面的共在關係，故事是敘述所述之事，而敘述則是說故事。」隨著敘事學的迅速發展，很快就拋棄了故事學。即便建立了聽覺敘事學、視覺敘事學分支，研究方式也是在敘事的字里行間捕捉「講述」的細節。…

1959年，《民間文學》開辟了《關於搜集整理問題討論》的專欄，陸續在第6、第7、第8、第11、第12期上刊登了《搜集民間故事的幾點體會》《民間故事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從「聊齋叉子」說起》等12篇文章，主要商榷民間故事如何書寫。董均倫依據江源故事的搜集實踐，體悟道：「假如你依樣畫瓢地記錄下來，那一定會使原來的故事減去很多聲色，因為每個人說故事的時候，聲調的高低快慢，眉目的表情，以及手勢，都在幫助言語表達出故事的內容，他們的相互關係，好像紅花和綠葉一樣，所以就必須把聲調和表情烘托出來的氣氛用文字表達出來。」盡管這些觀點是建立在書面傳統第一性的基礎之上，但卻展露出學者們對故事口頭文本講述特性共有的學術關懷。…

「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以及審美活動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導致了文學藝術以及整個文化領域的生產、傳播、消費方式的變化，乃至改變了有關『文學』『藝術』的定義」，也改變了「故事」的定義。因此，應「正視審美泛化的事實，緊密關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現的文化/藝術活動方式，及時地調整、拓寬自己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開展「文化研究。」從故事學的角度而言，日常生活審美化就是故事化、情節化。在田野中發現故事，是一種文學性的想像過程。將故事擴大到日常生活世界，傳統故事記錄文本的羈絆便不復存在，學術的焦點自然集中於講述行為和過程本身。就像傳統民間故事是講述出來的一樣，日常生活故事同樣也離不開講述。故事之所以為故事而非民俗，就在於其不是被觀察的，而是被講述的。故事學的任務就是講好日常世界的故事，這屬於新興的廣義故事學的範疇。

三、故事學得以轉向的實踐歷程…

即便某一地區故事講述的風格比較明顯，這一風格顯然也不適合另一地區。廣泛性、適應性、代表性和完整性似乎是學術研究一貫的基本遵循。格式塔理論就認為：「整體是某種不同於其部分之和的東西，它具有某種獨特的規則，這個規則，如果我們單只是這個意圖整體的個別部分，是無法揭示出來的。」民間故事則是「這一次」的講述，一般而言，每次講述都不能被復制，具有唯一性，試圖集合每一次講述以構成整體是徒勞的。然而，在後現代的語境中，個別蘊含一般，個別即為整體，這是學術研究應恪守的指向。這種個別化、唯一性和多樣性恰恰為故事學研究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可能性，同時，以「講述」為中心可能致使故事學學術慣常發生根本性轉換。…

進入21世紀，以記錄文本為觀照對象的故事學遭到全盤否定。民間文學研究之所以倡導田野作業，是因為民間文學生活仍在持續。民間故事研究不應囿於記錄文本，是因為故事講述活動還方興未艾。



如果故事學一直以記錄文本為研究對象，不能從母題、類型、形態結構中躍出來，故事學成果極有可能只是「量」的增加，而難以達到「質」的提升，至少在方法論上擠出創新空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正是由於民間故事文本的局限性，一旦表演理論流行開來，此前的民間故事研究便遭詬病，「語境」成為最為時尚和充滿正當性的故事學學術語匯，記錄文本則淪落為「語境」的對立面。



關注語境成為故事學研究必然的要求，強調文本與語境的關係，認為只有將故事置於「表演」的視域當中，才能給予故事真正的、深刻的解讀和闡釋。於是，講述人、觀眾、現場、口頭傳統、故事村，乃至影響故事傳播的政府、學者等一概成為故事學應該涉及的範圍。…

摘 要：民間故事記錄文本研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模式，這套模式經過反復實踐已演繹得相當成熟，出產了一大批標誌性學術成果，並由此確立了故事學在民間文學體系中的地位。但民間故事畢竟是「講」出來的，而非書寫而成。故事學進一步發展必須突破現有模式，回歸民間故事的本原，以「講述」為考察的中心。



基於此，故事學學者們一直在強調記錄文本應該保持「講述」的風格，但要把「講述」落實到考察層面，即直接以「講述」為研究對象，卻陷入無能為力的境地。敘事學肇始於民間故事的研究，其注重敘述行為、方式和過程的學術取向，完全可以為故事學所利用。借助敘事學方法，深入故事「講述」活動的本體，才能真正破解故事之謎，理解故事之魅力，這也是故事學開辟新天地的唯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