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史的演進中還逐漸形成一種融會「作者說」的表達主體與「天籟說」的動力、語言機制的文本生成觀念，對詩文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作者」基於個人長期的道德修養、知識積累和修辭訓練，在偶然情緒的催動下達至出語天然的境界，成為這類詩文創作的最高理想。陸機《文賦》描繪了作者在構思過程中體物、選材、煉字、謀篇的復雜過程，但論及創作狀態時則言：「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嚴羽在標舉「興趣」的同時亦強調作者的個人修養：「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109)論者雖然注重「情」在詩文寫作中的關鍵作用，但也認為只有具備高度個性和知識素養的作者才擁有獨特的情感體驗能力，可以創造出獨具魅力的藝術作品，故湯顯祖認為「天下文章之所以有生氣者，全在奇士」，袁枚一方面認為村氓淺學偶成之句「雖李、杜復生，必為低首」，但又以葉酉「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為知言。曾國藩之言最為精要：「能使天籟、人籟湊泊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110) 

總之，作為戰國秦漢時期逐步形成的兩種文本生成觀念，「天籟說」關注佚名詩樂的生成，肯定情感等人類天性的內在價值；「作者說」基於經典文本的生成，標舉道德、理性、知識等文明的價值。兩種觀念分居天人關係兩端，對其構成要素及其演變的梳理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中國文學批評自身傳統的形成及其價值。在20世紀初傳入國內的浪漫主義「表現說」影響下，論者追本溯源，常試圖在此框架之下理解早期中國詩論，由此建構起貫通古今的「抒情傳統」。(111)通過對於「天籟說」的梳理可以發現，「表現說」在動力乃至語言機制方面的確與「天籟說」存在共同點；但就表達主體而言，前者強調抒情主體的個性表達，重視天才與靈感；後者則順應天性，重視人類情感的普遍價值。作為一種獨特的群體詩學理論，「天籟說」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古典詩學何以兼重藝術價值與倫理價值，對於我們思考「作者」之外的文本生成主體及其闡釋機制也提供了新的參照。

至於「作者說」，近二十年來國際漢學界關於作者問題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揭示出早期中國文獻普遍存在的合成性特征；而對於「作者說」的梳理則提示我們，文本的生成方式與「作者」觀念的確立可能是密切相關但各自獨立的兩個問題，文本內在層次的復雜性並不妨礙單一性「作者」觀念的出現。從「國史」到「詩人」，從「先王」到「作者」，早期中國的「作者」形象脫胎於宮廷，他們通過對既有文本的擇取、改易和重組，在衍生型文本的書寫中同樣建立起對於文本的所有權，其寫作意圖成為文本闡釋的核心指向。這一過程經由司馬遷、王充、曹丕等人的持續推轂，最終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作者觀念，背後湧動著戰國秦漢士人對於自身文化獨立性的不斷追求，這對於我們在跨文化視域下重新思考「作者」問題的本質同樣具有重要的個案意義。

(109)陸機撰，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241頁；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第26頁。

(110)湯顯祖撰，徐朔方箋校：《湯顯祖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80頁；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第88、149頁；《曾國藩全集》，長沙：嶽麓書社，2012年，第372頁。

(111)除前文所舉朱光潛《詩論》外，亦可參見陳世驤：《原興：兼論中國文學特質》，陳國球、王德威編：《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第54-55頁；張少康、劉三富：《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3-24頁；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杜國清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0-132頁。

（作者簡介：程蘇東，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2022 年 01 期《中國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