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以及審美活動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導致了文學藝術以及整個文化領域的生產、傳播、消費方式的變化，乃至改變了有關『文學』『藝術』的定義」，也改變了「故事」的定義。因此，應「正視審美泛化的事實，緊密關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現的文化/藝術活動方式，及時地調整、拓寬自己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開展「文化研究。」從故事學的角度而言，日常生活審美化就是故事化、情節化。在田野中發現故事，是一種文學性的想像過程。將故事擴大到日常生活世界，傳統故事記錄文本的羈絆便不復存在，學術的焦點自然集中於講述行為和過程本身。就像傳統民間故事是講述出來的一樣，日常生活故事同樣也離不開講述。故事之所以為故事而非民俗，就在於其不是被觀察的，而是被講述的。故事學的任務就是講好日常世界的故事，這屬於新興的廣義故事學的範疇。

三、故事學得以轉向的實踐歷程

故事是「講」出來的，「講故事」是故事活動最為流行和貼切的稱謂。既然「講述」是故事的核心，故事學從一開始便被予以高度重視。在從口頭文本向書面文本轉化的過程中，早期及其後來的故事學研究者都特別強調保持故事講述的文體風格。一方面是結構層面的，另一方面是語言層面的：故事的反復講述和流傳成就了適應記憶的敘事結構，記錄時如何呈現口語特質一直是故事學討論最為熱烈的話題之一。

首先對記錄文本刪除講述語句表示不滿的是鍾敬文先生。1928年，他在《民俗》第9期上發表了《讀〈三公主〉》一文，特別談到了「重疊的故事」，在論及故事記錄文本中很難看到「重疊的故事」時，他推測道：「這也許是神經過敏，我頗懷疑到已記錄的民間故事中，有些是屬於這類的，因為記錄者的太大意或者過於聰明之故，把那近似贅累的重復情節刪略了。如果這個猜想是對的，（所謂「不幸而吾言中」！）那麽，就有點可惜而近於危險了。」緊接著，張清水以兩篇文章回應了鍾敬文先生。《讀〈波斯故事〉》中談及民間故事中開頭和結束之套語，同時推崇民間故事中「重疊」的講述技巧。《談談重疊的故事》對民間敘事重疊技巧背後的動因進行了分析，重疊的根源在於「婦女和兒童都是很喜歡重疊的，他們能於重疊話中每句說出的腔調高低都不相同，如唱歌時吟詩般地道出來，煞是好聽」，給予重疊所產生的講述效果相當中肯的評價。美國學者斯蒂·湯普森亦認為：「重復是普遍存在的，這不僅使故事有了懸念之覺，而且也使故事展開得更充分，由此構成了故事的骨架。這種重復大多數是三疊式。盡管在一些國家，由於其宗教傳統的象征性，這種重復也可能是四疊式。」在故事重疊結構的認識上，中外學者的觀點不約而同。

語言方面的相關討論更加頻繁，大都認為記錄時應該還原講述時的話語狀況。劉萬章就此問題專門撰寫了文章《記述民間故事的幾件事》，明確指出，民間故事中的韻語、諺語、歌謠、方言，「要實在地直寫出來」。就《海龍王的兒子》記錄文本，李經才評價說：「把俗字，俗諺，以及一切最普通最新奇的方言，盡量用入文中去，這可以膽大的說是一本『客話化』的好書。」葛孚英在《談童話》一文中的論述更為全面：記錄「不能只顧事情的原委，或只顧文明了，要緊的還是先注意說的人當時述說出來的動作，及語氣和表情，這是使故事流傳下來的要素，也是要的精美內容。民間故事的精華和趣味，就在於它的簡明淺顯，周到而又靈活。一樣不漏地記載下來，然後再加以整理，方不失原意」。這種書寫的傾向性頗有點民族誌詩學的意味。盡管是針對民間故事搜集所提出的見解，但已經觸及到了民間故事活態狀況的基本屬性。

這些故事學先驅們的論述，直接影響到新中國早期的故事搜集。民間故事的搜集和記錄者們紛紛提供田野經驗，發表真知灼見。1955年，《民間文學》分別在第4期和7、8月合刊上刊登了兩篇有關搜集、整理問題的文章，即孫劍冰的《略述六個村的搜集整理工作》和董均倫的《搜集整理民間故事的幾點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