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民間文學》開辟了《關於搜集整理問題討論》的專欄，陸續在第6、第7、第8、第11、第12期上刊登了《搜集民間故事的幾點體會》《民間故事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從「聊齋叉子」說起》等12篇文章，主要商榷民間故事如何書寫。董均倫依據江源故事的搜集實踐，體悟道：「假如你依樣畫瓢地記錄下來，那一定會使原來的故事減去很多聲色，因為每個人說故事的時候，聲調的高低快慢，眉目的表情，以及手勢，都在幫助言語表達出故事的內容，他們的相互關係，好像紅花和綠葉一樣，所以就必須把聲調和表情烘托出來的氣氛用文字表達出來。」盡管這些觀點是建立在書面傳統第一性的基礎之上，但卻展露出學者們對故事口頭文本講述特性共有的學術關懷。

隨著西方敘事學理論的引進，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一大批運用經典敘事理論研究民間文學的論文，諸如呂微的《中國洪水神話結構分析》，葉舒憲的《中國神話宇宙觀的原型模式》，靳偉的《對民間故事三種定式結構的考察》和《民間故事的結構》等。盡管有學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這些民間故事的結構研究「在方法運用和理論深度上，也就顯得不夠成熟，多有模仿的痕跡，加之試圖從民間故事體裁的作敘事性考察，這就更增大了研究的難度」。

但其中一些論文已經注意到民間故事的「活態」屬性，靳偉的《民間故事的結構》著重於民間故事的敘事話語分析，試圖從講述活動的視角構建結構形態。西村真志葉則以民間幻想故事為個案討論重復和對比的敘事技巧，歸納出重復和對比技巧的類型，認為重復敘述「使幻想故事獲得了固定、穩定的形態，在自己所熟悉的敘事規律中，講述人和聽眾將充分享受口頭敘事的魅力」。雖然沒有落實到某一次的講述，屬於概說的性質，卻顯示出以「講述」為觀照對象的學術動機。

劉守華先生的《故事學綱要》一書面世，將中國故事學推向了一個新階段。他把民間故事拆分為敘事時間、敘事語態、敘述語式和敘述風格，系統地描繪出民間故事的敘事圖式；提煉出重復連鎖式、遞進式的順敘、插入式等敘事路徑；發現敘事者多采用敘事者大於人物或者敘事者等於人物的敘事策略；敏銳地指出情節線索以勾畫為主，通常不注重精雕細刻，但很注重人物的對話，這與口頭語境有關。在20世紀末，這些論述相當前沿，但也只是適應書面文本。同樣執著於民間故事領域的許鈺先生發表了類似於經典敘事學的觀點，主張以「聲音」的維度重構故事學範式，他認為：「講故事使用口頭語言，這種口頭語言不僅靠語詞表現內容，還憑借身勢、表情以及話語的速度、音律、語調等，來傳達理智和情感。」講述中「說話聲音的高低、抑揚、輕重、緩急等，是語調外形的表現。語調的內容實際上就是說話人對所說話的事物和交談對方所表示的態度」。顯然，這已經是面向「講述」的故事學言論了。

遺憾的是，之後民間故事「講述」層面的學術呼聲便戛然而止，這方面的探索裹足不前。「講述」至今仍未完全進入民間故事研究的範式之中，一直處於「只開花不結果」的境地。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記錄文本學術傳統基礎深厚，其傳襲慣性強勁，新老學者們都不願輕易放棄書面分析之擅長。二是面對「講述」，顯得無所適從，不知從何下手。盡管一些學者借用了「敘事」的稱謂，「民間敘事」這一概念遭遇不加辨析地隨意使用，但經典敘事學的理論方法卻尚未消化和吸納，致使「講述」始終為故事學之標榜、之宣稱，遲遲沒有被運用於實質性的操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