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每到一處地方，我總禁不住要拿它同中國相應的地方加以比較。

幾位法國朋友陪我們去巴黎郊區遊凡爾賽宮，還沒到達那裏，在汽車上我便對杜阿梅說：“看樣子，巴黎的凡爾賽宮正相當於北京的頤和園。把它們對比一下倒挺有意思的。”

杜阿梅是一位褐發灰眼、嬌小玲瓏的法國婦人，曾到中國留過學，所以不但能講一口流利的北京話，而且給自己取了這麼個中國味十足的漢名。她一聽我這話便笑了：“我在北京的時候，每回到頤和園去，也總是自覺不自覺地用凡爾賽宮去對比。比一比確實有趣。”

一位同行的華僑便問她：“那你說說看，凡爾賽和頤和園，哪個好呢？”

她應聲說：“都好！都差勁！”…

我們都很感動。這位南特老太太的行為，沖淡了那四位“巴黎女賊”在我們心中落下的陰影。然而這些事例畢竟都還是浮在社會表層的東西，要真正把握和理解法國社會和法國各階層人士的真諦，我們必須知道得更多、辨析得更深……話說那天我們在冬雨中繼續前行，在一座停車樓的墻面上，我們看到了此行中所見字母最大的一條標語，是用黑顏料噴出的，小嵇翻譯給我們聽，寫的是——“我恨世界！”…

習慣習慣，習以為常，慣而不改，這便是保守。南特市的這股執拗的保守勁頭，你說我能喜歡嗎？

話又說回來，所謂南特的保守，只是就它的社會心理所構成的平均值，相比於法國別的地區而言，其實南特也有許多並不保守的人士，在一次招待會上，我就見到一位個子矮小、皮膚偏黑、衣著樸素、上唇上汗毛頗重的女士，她是該市一個劇團的成員——看來她既是經理也是導演又兼演員，她聽說我頭天剛同新任市長幹過杯，不禁冷笑道：“啊，那個老頑固，糟糕透了，一上臺就迫害我們！”

面前是一位遭受“老頑固”迫害的人士，而且從她那樸素的衣衫和短發素面的外貌上看，很可能是我們概念中的“下層民間藝人”，我不禁頓時肅然起敬。忙通過充當臨時翻譯的留學生問她：“市長怎麼迫害你們呢？”…

試一試吧。

凡事總願試一試，該不是缺點吧？好奇心加試一試，也許會導致犯錯誤。但故意搞破壞和在探索中失誤，實不能混為一談。前者是我們“四化”成功之阻，後者是我們“四化”成功之母。

從巴黎乘四小時火車，抵達了南特。把行李撂在了旅館以後，立即走向街頭。南特，你究竟是怎樣的一座城市？

從旅館服務臺拿到一張南特地圖，附有若幹“典型場景”的彩色照片，並有文字說明。據那文字說明，南特市內有二十五萬六千多人，以我國的觀念而論，自然不過小城而已，但在法國，它的人口卻排在各城的第六位，所以似乎也不能小覷。…

　“巴黎回來不看街”，跟“黃山回來不看山”是同樣的極而言之的說法，漫步巴黎市區，隨便朝哪邊望去，那些絕不橫平豎直，往往是放射形交錯的大小街道，實在是都氤氳著既古典又現代的獨特風韻，令人贊嘆有加。巴黎街道有大小長短之別，但給人類似北京胡同那樣的通行空間，卻極為罕見。那天一連翻譯了我四個作品的譯者戴鶴白先生對我說，巴黎有條小胡同，應該去看一看，我還以為他是開玩笑，就跟他說，巴黎該看的地方實在太多，我連巴爾紮克故居還沒來得及去呢，哪有工夫去看巴黎小胡同？他就笑說，好，我先帶你看那故居。

　　按說巴爾紮克故居離鐵塔不算太遠，但那裏是一片疊層下降的坡地，開車去很不方便，乘地鐵在附近下車後也還得步行登高一陣，又不與其他旅遊參觀點挨近，一般旅遊團都不會安排到那裏參觀，散客有的對巴爾紮克興趣不大，有的想去，沒人指引也很難找到，因此我們那天走到跟前時，竟是門可羅雀的景象。…

所謂記詫，不僅是記下我的驚訝，也要記下法國人對我的驚訝。

1983 年11 月28 日上午，我在法國參觀了儒勒· 凡爾納博物館。這所博物館在法國西部城市南特近郊，高踞在盧瓦爾河一側的高坡上。

說實在的，儒勒· 凡爾納這位法國近代科幻小說作家，在我心目中本沒有多高的位置，好容易到一趟法國，值得參觀的地方太多，即使預定日程時允許我提出十種文學方面的項目，我想我也不會主動排進這個儒勒· 凡爾納博物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