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慣習慣，習以為常，慣而不改，這便是保守。南特市的這股執拗的保守勁頭，你說我能喜歡嗎？

話又說回來，所謂南特的保守，只是就它的社會心理所構成的平均值，相比於法國別的地區而言，其實南特也有許多並不保守的人士，在一次招待會上，我就見到一位個子矮小、皮膚偏黑、衣著樸素、上唇上汗毛頗重的女士，她是該市一個劇團的成員——看來她既是經理也是導演又兼演員，她聽說我頭天剛同新任市長幹過杯，不禁冷笑道：“啊，那個老頑固，糟糕透了，一上臺就迫害我們！”

面前是一位遭受“老頑固”迫害的人士，而且從她那樸素的衣衫和短發素面的外貌上看，很可能是我們概念中的“下層民間藝人”，我不禁頓時肅然起敬。忙通過充當臨時翻譯的留學生問她：“市長怎麼迫害你們呢？”

“他一上臺就削減市政府對我們的補助，讓我們沒法維持，這等於對我們實行禁演！當然他找了個借口，說我們新排的一出戲敗壞道德——說穿了吧，他玩的其實是政治把戲，他懷疑我們劇團被共產黨所控制！”那女士激昂得滿臉通紅。

這回果真遇上了一位左派人士，即便那位市長對她的懷疑毫無根據，她的“左傾”可是一目了然。我都有點為頭天跟那位市長碰杯而臉紅了，對眼前這位遭受保守勢力打擊的左派藝術家給予道義上的支持，難道還該有所遲疑嗎？

但畢竟還是再打聽清楚一點為好。我問那出等於遭到禁演的戲叫什麼名字，是什麼內容。

她立即說出了戲名，留學生翻譯給我聽，那出戲叫《肚臍眼以下》。

她還在那裏講述戲的內容，我卻楞住了。

幸好我還沒有向她表示道義上的支持。《肚臍眼以下》！乖乖！

但她和在當中翻譯的留學生都沒有覺察出我的心理變化。她講完了，留學生譯給我聽：“那個老頑固，其實他連我們的戲看也沒看，光聽了聽個名字就給我們定罪！我們的戲其實再嚴肅不過，是把一系列著名文學藝術家的作品片斷，聯在一起演出，其中包括莫紮特、波特萊爾、米琪爾、貝蓋特、維廉·博洛斯、布科夫斯基等人的作品……”

那女士揚著下巴，等待著我的反應。

親愛的朋友，你說我該跟她說什麼呢？我只覺得法國的事情太復雜。對於我們無從辨析的是非，自然不好輕率表態，於是我只好微微一笑，轉換話題，同她扯些別的。我深感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還是太少，而自己所應當深入了解和理解的東西真是太多。這似乎也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

我當然不會改變我的基本立場和觀察、分析問題的基本方法，但我學會了慎重。

有一天我們去電影院看電影，拐過街角，迎面樓墻上突然顯現出一條標語——他們寫標語不用排筆，而是用噴漆的噴筒那類東西往外噴顏料——墨藍的字母很不規整地排列在一起。經問翻譯同誌，才知道那標語是“法國人滾出南特！”乍一聽簡直懷疑自己的耳朵，難道南特不在法國、南特人不是法國人嗎？但後來找了解情況的留學生一問，才知道幾十年來南特一帶一直有一種地方民族主義者在活動，他們自認是“布列塔尼人”，認為布列塔尼半島一帶包括南特市都應當獨立成為一國，而“法蘭西人”則應“滾出”這個地區去。持這類觀點的人雖然極少，但他們有時會生出令人叵測的事端，這也構成了南特表面平靜生活中的一種潛在的威脅性因素。鑒於此，我們同行的幾人又一次互相叮囑隨處都要小心。

我們從國內出發前，已有近期曾去過法國的同志告誡我們，在公共場所活動時可得提高警惕。他給我們舉了這麼個例子，一位剛到巴黎的同志，擱下行裝剛走出旅館，正立在旅館門前的臺階上考慮該怎麼就近觀覽一下市容，忽然迎面走來了一位看報的妙齡女郎，說時遲，那時快，妙齡女郎陡然把手中的報紙往他臉上一捂，另外三位潛伏一旁的同夥立即上前：兩位從左右掀開他的西服外套，一位伸手從他裏兜麻利地抓走了他的全部法郎，這“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擊使他懵然不知所措，待反應過來，只見四位竊賊已朝四個方向跑開，倏爾不見蹤影——他後來從頭回憶了一遍被劫過程，最令他寒心的是四位巴黎竊賊全是豆蔻年華的婀娜少女，四散奔逃時全都飄揚著一頭金色的秀發！

我們飛抵巴黎，在戴高樂機場辦理入境手續時，就見到機場的墻體上粘著用法、英、德、日幾種文字寫著的“小心扒手”的招貼，大概是為了讓不懂那幾種文字的旅客也能明白吧，還畫著一只手伸進一只旅行袋的圖樣，旁邊是一個大大的驚嘆號，連巴黎警察局也在告誡我們外國來客小心，你說我們敢松懈警惕性嗎？後來又聽說因為其他來客大都只攜旅行支票和

信用卡，竊去不易使用，唯獨中國人攜的是現金，扒去便可立即花掉，所以諸巴黎竊賊們最樂意光顧中國來客雲雲，把我們搞得相當緊張。初到巴黎時，街上一有人邊看報邊迎面走來，我便不免本能地“氣運丹田”，準備必要時顯示一下我們中華氣功的神威。

但後來也並沒有遇到過什麼險情。在南特就更覺得安全。不唯沒有遇到扒竊一類的事，說實話，無論在街頭行走還是乘坐公共汽車，沒遇上過吵嘴、鬥毆的場面，就是在商場或電影院中，也沒有遇上過喧嚷叫鬧，汽車不響喇叭，人們也不高聲說話，什麼哇啦哇啦大聲播放“迪斯科”舞曲招徠顧客的商店，一家也沒有，任何音響似乎都只局限在它的自願享用者的空間之內，而以防礙他人為恥。在這樣一種寧靜平和的氣氛中，有時我又不免納悶：難道這些法國人在日常生活之中，果真不存在劇烈的沖突嗎？

我們那天在南特看到的法國影片《為了我們的愛》，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心中的這個問題。看一場新上映的電影，票價是二十六個法郎，不算便宜，但那天我們都覺得票錢花得不冤。這是一部最新的片子，據說我們看時它才拍成不到兩個月，該片從風格上來說屬於法國“新浪潮”電影的余波，反映的是法國最當前的現實生活，影片裏投有一般商業影片不可闕如的色情與暴力，沒有豪華場面與懸念巧合，故事發生在巴黎，但絕不把艾菲爾鐵塔、巴黎聖母院、凱旋門、盧浮宮一類名勝古跡點綴其中，當然更沒有什麼配之以甜膩膩的空鏡頭、以電子琴伴奏、以“氣聲”演唱的插曲，就是樸樸素素地展示普通法國人的日常生活，而在這展示之中，用一把無情的解剖刀，把遮蔽於外的優雅、寧靜的生活面紗劃破，一層層、一絲絲地將巴黎普通住宅中那些普通人的感情的、心理的、理智的沖突剝示、爬剔出來，而達

到一種驚心動魄的程度。因為不懂法語，只憑留學生在一旁臨場翻譯，所以我對所獲得信息的理解可能不那麼準確，但我得承認，影片本身的“無技巧”感緊緊地抓住了我，從而事後冷靜地一想，那恰是一種很高的現實主義的藝術技巧。影片主要是展示兩代人的沖突——女主角，據說是導演從理發館找來的一位理發員扮演的，相貌極其平凡，在鏡頭前也絕不尋找所謂“美”的感覺，而是近乎拙樸地塑造出了一個在道德觀念、價值觀念、生活目標等方面都與上一輩發生沖突，充滿了憧憬也充滿了苦惱的少女形象。她的父母開著一片保留大量手工勞動的小小皮貨作坊，自認為是最誠實最正派的巴黎市民，他們愛女兒，但又看不慣她的“放蕩”和“任性”，他們認為是女兒滑出了生活的正軌，為了挽救她，他們甚至於激動得抓住她的頭發，把她的頭往墻上撞；而女兒雖然直到最後也還愛著雙親，卻始終拒絕他們的教誨和管束，認定自已的抉擇並不是“脫軌翻車”，而是另鋪新軌，另覓新地；她在激動時也幹出了摑自己父母耳光的蠢事。影片編導者對這場沖突的是非並沒有明確地表態，銀幕上的每一個形象似乎都立足於證明他(她）是有道理的，所以誰也無所謂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也無所謂“中間人物”。這種美學觀念和藝術趣味同我們評論界所提倡的當然大相徑庭。這且不去說它，但它至少可以使我們明白，法國的普通人，不論哪一代的，都有他們的煩憂和痛苦，在那表面的禮讓、謙恭和文雅、寧靜的社會外貌後面，人與人的關系不但非常緊張，還經常爆發出劇烈的形於外的尖銳沖突。同時它至少也可以使我們明白，在純商業性的東西之外，他們的一些文學藝術工作者也在力圖反映現實生活中的矛盾沖突，塑造真實可信而復雜多味的藝術形象，並力圖促使讀者、觀眾對社會生活作一些嚴肅、深入的思考。這部影片賣座上當然敵不過《一把椅子倆人坐》、《第一次欲望》、《間諜007》等純商業性的片子，但看的人也還不少，評論界和觀眾的反應都很強烈。

看完這部電影，我們在霏霏冬雨中，散步於南特街頭，並情不自禁地交換著觀感。再望見被殷紅的爬山虎葉片所包圍的那些窗戶，望見那窗內依稀可辨的白紗窗簾和蔥綠的盆栽植物，我便不再只是想象到一雙纖手撫弄著鋼琴鍵盤，一只澆滿巧克力汁的奶油蛋糕上插著點燃的小蠟燭……我深信那裏也許正有人爭吵、有人哭泣、有人正恨不得把自己的指甲咬斷……

忽然陪同我們的留學生小嵇驚呼：“呀，我的雨帽哪兒去了？”他穿著從當地超級市場買來的一件墨綠色羽絨衣，臺灣產的，那上頭原用子母扣聯著一頂風雨帽，因為小雨時停時下，他也就時戴時揭，不知何時竟將那風雨帽丟失了。

他決定折回去沿路找找。我們都覺得希望不大。然而我們還沒走完一條街，他就返回追上了我們。他手裏拿著那頂風雨帽，激動地告訴我們：“是在賣明信片的小店門口弄掉的，一個老太太在店外的停車自動計時器邊上，手裏拿著我這頂雨帽，已經等了二十分鐘……她說她估計到丟帽子的人會回去找的……”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