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記詫，不僅是記下我的驚訝，也要記下法國人對我的驚訝。

1983 年11 月28 日上午，我在法國參觀了儒勒· 凡爾納博物館。這所博物館在法國西部城市南特近郊，高踞在盧瓦爾河一側的高坡上。

說實在的，儒勒· 凡爾納這位法國近代科幻小說作家，在我心目中本沒有多高的位置，好容易到一趟法國，值得參觀的地方太多，即使預定日程時允許我提出十種文學方面的項目，我想我也不會主動排進這個儒勒· 凡爾納博物館的。

恰好那天上午原訂的一個活動項目因故取消了，在南特進修的同胞王正烈來看我，他建議我無妨到南特市郊走走，並順便參觀一下儒勒· 凡爾納博物館。我便跟他去了。

因為這次參觀帶有相當的偶然性，所以對於我將看到些什麼，並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我們乘公共汽車來到盧瓦爾河分叉處，站在高岸上，近可俯瞰現代化的碼頭和河上的航船，遠可觀覽南特市的全貌，精神為之一爽。岸邊有一種“自動導遊裝置”，只要投進一定數量的硬幣，從“法、英、德、荷”四種語言中任選一種，撳一下按鈕，它便會對你娓娓地講述起盧瓦爾河和南特市的歷史、變遷；又有一種投進硬幣便可使用一段時間的高倍望遠鏡，可供遊客在一百八十度的範圍內旋轉觀賞景物的細部。我和王正烈同志坐在河岸邊的長椅上，呼吸著滋潤的空氣，觀覽著如繡的景色，競一時忘記了所來為何。

忽然王正烈同志指著對面高坡上一座奶黃色的帶尖頂的樓房說：“ 那就是儒勒· 凡爾納博物館。” 我擡眼望去，不覺吃驚，因為法國文學史上文豪甚多，僅就19世紀以後而言，從夏多勃里昂、貝朗瑞、司湯達、巴爾紮克、雨果、梅裏美、福樓拜、都德、左拉、莫泊桑、羅曼·羅蘭……一直到薩特，似乎都值得設博物館紀念；而一部簡要的法國文學史，像儒勒·凡爾納這樣的作家很可能連提也不提。

可是，這裏卻有他如此莊嚴、華美的一所專門的博物館。我一邊朝通向該博物館的石梯走去一邊想：人家並不那麼“論資排輩”，你為民族做出了一定貢獻，有條件時便鄭重地紀念你，這只能解釋為對進步文化的一種尊重。這種尊重文化的態度，我們也應對之尊重才是。

進得館去，只見一位管理員端坐在那裏，他看見我們的到來，毫不掩飾他的驚奇。因為我們是兩位中國客人。南特市在距離巴黎四百多公里外的大西洋邊上，全市華僑據說至今僅四十人左右，近年來到該市大學和科學機構留學、進修的中國學生和科技人員有十人左右，合起來也不過五十來人，所以南特的法國人見到中國人，遠比我們在北京見到法國人覺得新鮮。管理員一邊賣票給我們，一邊笑著說：“今天你們是頭兩個參觀者。你們中國人能知道儒勒· 凡爾納，能從市區趕到郊區來參觀我們博物館，這真出乎我的意料！”

可是更出乎意料的還是我們——我們從上午九點多一直參觀到十一點半，館內的參觀者始終只是我們兩個中國人，沒有其他任何參觀者。整個博物館一上午的收人，僅是我們那兩張門票，不過才三十法郎，於是一個樸素的想法不禁浮現腦際：這博物館毫不贏利，如何維持？顯然，在法國這個國家，也並非任何事業都“向錢看”，固然在街頭報攤上可以看到許多純粹是為了賺錢而編印的無聊刊物，但許許多多的博物館，都以開啟民智、熏陶後代為宗旨，寧願“賠錢”、“貼錢”而堅持開放，從巴黎著名的盧浮宮，到南特這不大為人所知的凡爾納博物館，每逢節假日參觀者甚眾時，都一律免費；我們問了一下管理員，他說頭一天星期日，來館免費參觀的計五十四人，比起夏天最多的一百五十人次，少了兩倍，言下不禁有恨其不多之慨。他雖喜歡人多，但對當天我們這寥寥的兩位參觀者，也頗熱情，不但耐心地回答了我一系列問題，還贈予我一套文字材料和兩幅彩色宣傳畫，顯然，他很喜歡他這工作。

儒勒·凡爾納出生在南特，我原以為這博物館即其舊居，後搞清楚不是。他1828 年出生在從這棟樓房窗戶可望見的盧瓦爾河中的小島上，舊居早不復存在。這所博物館原是19 世紀末一所中產階級的住宅，是市政府為紀念凡爾納而專門購下的。

整個博物館的布置，隨樓房原有的房間、通道、樓梯自然安排，既條理分明，而又趣味盎然。給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實景”的生動感。比如第八廳叫“一個孩子的夢”，利用樓房中臨河的一間小屋，“復原”出當年小凡爾納的生活圖景：那從淩亂中顯示出創造力的書桌，那從斑斕中顯示出想象力的壁掛，以及神態生動的推窗眺望外面世界的小凡爾納蠟像……都在顯示出他的創作動力來源於對世界和宇宙的充沛探索精神。還在第一廳，布置出他晚年在亞眠的客廳一角，壁爐上中間擱著文藝復興風格的座鐘，兩邊則是東方色彩的香爐，他似乎剛剛走出客廳，看至一半的報紙和眼鏡很隨便地放在了沙發上，旁邊一把椅子上搭著他夫人長長的黑紗披巾……把他的氣質透過這樣的氣氛鮮明地介紹了出來。

布置者把儒勒·凡爾納的生平劃分為六個時期，用許多當年的照片、圖畫、實物和早期版本，穿插著一些生動的模型，把他的主要創作活動展現在參觀者面前。比如，他小說中所寫到的“空中飛船”，展覽廳中就有很生動的模型——前後兩個大螺旋槳，中間高聳出六個中等螺旋槳，而甲板周遭分布著二十八個小螺旋槳；在航天飛機已經升天的今日，我們面對凡爾納這種天真的想象，不免覺得好笑，但誰又能否認，他這樣的早期科幻作家的作品，對

於激發人們征服宇宙的熱情，開拓人們的思路，起過不能低估的作用呢？

在參觀過程中，還有兩件事令我驚異。

一，是從第三廳起，便有一位海采爾(J· HETZEL)的相片出現，大小與凡爾納不相上下；及至在第六廳看凡爾納的生平年表，發現那年表與其說是關於凡爾納的，不如說是關於他與海采爾兩人的。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凡爾納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匹公認的“千里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得到了海采爾這位“伯樂”的賞識。凡爾納二十歲時從家鄉南特來到巴黎，他原是學習法律的，但卻酷愛文學，二十二歲時他寫成一出喜劇，雖然也有人演出，但毫無反響，他也就沒有再往戲劇創作的路子上去蹬；後來他找到了最適合他個人氣質的創作路子——寫科幻小說，但一則“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二則科幻小說在那個時代幾乎不被任何出版商所容納，所以他雖筆健稿多，卻屢遭退斥，這樣蹉跎了十多年，直到1862年他三十四歲上，遇到了獨具慧眼的出版家海采爾，這才有了出頭之日。

海采爾眼界開闊，處事果斷，對自己所辦的出版社並不劃定那麼多的框框，他從凡爾納的“自發來稿”中看到了閃光的東西，當即把這位其實已經不算太年輕的無名作者請來，簽訂了長期性的合同，從此，凡爾納便在他的支持下，定居亞眠，潛心創作，以每年一本至兩本書的寫作、出版速度，開始了頗為系統的科幻小說的寫作。1863年出版了《氣球上的五星期》，1864年出版了《地心遊記》，1867年出版了《月界旅行》，1868年出版了《格蘭特船長的兒女們》……以後更有一長串我們中國讀者早已熟悉的書名：《海底兩萬里》、《機器島》、《八十天環遊地球》、《神秘島》、《蓓根的五億法郎》……海采爾支持凡爾納直到他先凡爾納而逝。

固然海采爾作為一個出版商從一開始就不可能不考慮通過凡爾納來賺錢，但他對凡爾納的發現和始終不渝的支持，我想不僅凡爾納在世時應當永志不忘，就是我們後人作客觀分析，也不能不承認海采爾是一位頗有魄力的出版家。在博物館中統觀凡爾納的著作年表，海采爾共為他出版了六十四部著作，據管理員說，其實其中佼佼者也就十來部，仍有生命力的(就是說目前一般法國人仍願拿來看的）也不過占三分之一，其中有些相對來說並不成功，甚至有幾本分明是敗筆，但海采爾同凡爾納簽訂了死合同，對他無比信任，只要凡爾納寫出一本，便給他出版一本，

從未後悔過。我想海采爾這樣的出版家，確實比某些鼠目寸光、只求立竿見影、不容作家創作既有高潮也有低潮的出版商高明多了。你寫出佳作時我便蜂擁而至，什麼條件都可以答應，你創作處於低潮的苦悶時期我便避而遠之。只願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這樣的出版風氣不是到處都有嗎？從克服這種市儈作風上說，海采爾的確是大可為鑒。所以，等我參觀完後面幾廳，再發現關於海采爾的材料時，驚異感便逐漸轉化為省悟感了，不知我國今後開辦文學方面的博物館時，能否也為確實具有伯樂風範的出版家和編輯們提供如海采爾般的“版面”？

二，是博物館中展出了儒勒·凡爾納作品的各國譯本，歐洲的各種譯本自不必說，就連日本、印度等東方國家的譯本也頗不少，但惟獨沒有中國的譯本！這就不僅令我驚詫，而且頗有些不平了。我便去告訴管理員，我國大文豪魯迅，早在1903年就翻譯並發表了儒勒·凡爾納的《月界旅行》和《地心遊記》（見圖四），那時凡爾納還健在(他1905年才逝世）；後來我國更多次翻譯、介紹了凡爾納的小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僅中國青年出版社就以同樣的裝幀風格出版了幾乎包括凡爾納所有優秀作品的一套譯本，再版多次，印數頗大，在中國讀者，特別是中國青少年讀者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王正烈同志將我的一番表述譯給那管理員後，他顯然比我更其驚詫，他說他簡直想不到中國人竟對凡爾納和凡爾納的小說已經有了八十年的興趣，他一直就以為不可能搜集到中國出版的凡爾納譯本，末了，他便以一種好奇的語氣問出一個對他來說最為樸素的問題：“誰是LU—XUN（魯迅）？”

說實在的，當我聽到這個問題的一剎那間，我本能地激動得發抖，原本對這個儒勒·凡爾納博物館及這位管理員的好感，在一陣沖動中幾乎消失殆盡。但我還是盡可能讓自己迅速地冷靜下來，直面我在萬里外的異邦的這個現實。

我想起了我讀過的凡爾納的小說。他那奇瑰的想象、緊張的情節、豐富的知識（現在看來有些知識是不準確的乃至錯誤的）固然曾令我愛不釋手，但我也曾為他小說中有意無意流露出的那種白人優越感所刺傷。現在我在紀念他的這所博物館中，也有一種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刺傷的感覺。為什麼中國的一般知識分子都知道雨果、巴爾扎克、羅曼·羅蘭……而法國的文學博物館的管理員連中國的魯迅都不知道？

後來我在南特和巴黎對另外十名法國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但職業不同）進行了有意識的調查，知道魯迅的只有兩名，知道巴金的只有一名，而在我反復詢問他們“究竟讀過哪位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時，竟有九名都肯定地回答：韓素音。

韓素音我同她有交往，甚至可以算是朋友，我知道她對中國所懷有的感情是深厚、真摯的，而且讀她的自傳體小說時，我感到她也的確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把中國部分真實地介紹了出去，關於她的一些流言蜚語和惡意中傷是我們絕不可聽信的，對於她在法國所達到的知名度有那麼高，我由衷地為她高興——但無論如何，法國人把她當做一個典型的中國當代作家，只能算是一種誤解。

當然，如果我們在巴黎進入漢學界的圈子，那麼，我們不但會發現周圍有許多滿嘴中國話乃至“京油子腔”的金髮碧眼的先生、女士，而且當他們提出同我們討論諸如司馬相如《上林賦》的藝術特色、中國20世紀抗戰文學的評價、王蒙小說中的新技巧因素一類問題時，我們往往會為他們對中國文學的了解之深之細而驚嘆，但通過我這次在法國的觀察和分析，我以為這個漢學圈子在法國的知識分子中所占比例小而又小，他們辛勤的開拓，還遠未產生如中國的法國文學譯介者、研究者在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中的那種影響。

由此我想到，我們不能任這種文學交流上的“入差”如此觸目驚心地繼續下去。我們可以主動做許多工作，如爭取有更多的中國現代、當代作家的作品在法國出版(頭兩年巴金的《寒夜》、《憩園》的出版開了一個很好的頭，就是要爭取由那種在全法國乃至全歐洲有相當影響的、歷史久“字號響”而又比較嚴肅的出版社出我國的優秀作品）；除了同法國的漢學界加強交流外，還應爭取利用蓬皮杜文化中心這類法國一般知識分子經常出入的場所，舉辦諸如中國文豪魯迅展覽、《紅樓夢》展覽一類活動(規模不必求大，但傳達信息要強烈、鮮明）……以及主動向法國一些博物館提供必要的展品——像南特的這所儒勒·凡爾納博物館，就可以給他們送去魯迅所譯的《月界旅行》和《地心遊記》，以及中國青年出版社所出的一套譯本，這倒並不是為了給該博物館錦上添花，而是向到館的法國觀眾顯示我們中華民族對人類進步文化的一貫尊重，從而反轉喚起法國一般群眾對我們中國文化的尊重和興趣。

我們出館時，那位管理員一再叮囑我早日幫他們弄到中國出版的儒勒·凡爾納譯本，望著他那友好的、渴望的目光，我原諒了他對中國和魯迅的無知。

走下高高的石梯後，仰望著博物館那頗為巍峨的樓體，我心中仍存留著一種驚詫的情緒：儒勒·凡爾納這樣一位實在遠算不上是偉大的作家，竟然有這樣一座完整的博物館來紀念他……

1983年12月14日

編註：朱爾·加布里耶·凡爾納（法語：Jules Gabriel Verne，1828年2月8日－1905年3月24日），或譯朱爾·凡爾納的法國小說家、博物學家，科普作家，現代科幻小說的重要開創者之一。他一生寫了六十多部大大小小的科幻小說，總題為《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漫遊》。他以其大量著作和突出貢獻，被譽為「科幻小說之父」。由於凡爾納知識非常豐富，他小說作品的著述、描寫多有科學根據，所以當時他小說的幻想，如今成為了有趣的預言。

（照片在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