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獲了《小說月報》獎，十分高興，但聽說要寫"得獎感言"，又十分犯。真是得獎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寫，為了這個我盼望許久的。

記得當年汪曾祺先生到我們班上來講課，開首就在黑板上寫上了六個大字"卑之無甚高論"，這句話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當時是說過的，但話的意思還明。談到文學，連汪先生這樣的大家都說沒有高論，如我這般蠢貨，只怕連低論也不敢。不敢有也得有，因為我的《牛》得了獎，因為我很看重這個。…

《紅高粱家族》是我創作的九部長篇中的一部，但它絕對是我的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因為迄今為止，很多人在提到莫言的時候，往往代之以"《紅高粱家族》的作者。這部小說的第一部《紅高粱》完成於1984年的冬天，當時我還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最初的靈感產生帶有一些偶然。那是在一次文學創作討論會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有二十八年都是在戰爭中度過。老一輩作家親身經歷過戰爭，擁有很多的素材，但他們已經沒有精力創作了，因為他們最好的青春年華耽擱在"文革"當中；而年輕一代有精力卻沒有親身體驗，那麼他們該怎樣通過文學來更好地反映戰爭反映歷史呢？…

一、題解

當小說家妄圖把他的創作實踐"升華"成指導創作實踐的理論時，當小說家妄圖從自己的小說裏抽象出關於小說的理論時，往往就陷入了尷尬的兩難境地。當然並不排除個別的小說家能寫出確實深奧的理論文章——一般地說、理論越深奧離真理越遠——但對大多數小說家而言，小說的理論就是小說的陷阱。在人生的天平上，你要麼是砝碼，要麼是需要衡量的物質；在冶鐵的作坊裏，你要麼是鐵砧，要麼是鐵錘。這兩個斬釘截鐵的比喻其實並不嚴密。蝙蝠見到老鼠時說：我是你們的同類。蝙蝠見到燕子時說：我也是飛鳥。但蝙蝠終究被生物學家歸到獸類裏，它終究不是鳥。但蝙蝠終究能夠像鳥一樣在夕陽裏、甚至在暗夜裏飛翔，並因為名字的關系，被中國人視為吉祥的象征。在不得已的時候，它還是把自己說成是鳥——這就是我這樣的小說家對理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