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家族》是我創作的九部長篇中的一部，但它絕對是我的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因為迄今為止，很多人在提到莫言的時候，往往代之以"《紅高粱家族》的作者。這部小說的第一部《紅高粱》完成於1984年的冬天，當時我還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最初的靈感產生帶有一些偶然。那是在一次文學創作討論會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有二十八年都是在戰爭中度過。老一輩作家親身經歷過戰爭，擁有很多的素材，但他們已經沒有精力創作了，因為他們最好的青春年華耽擱在"文革"當中；而年輕一代有精力卻沒有親身體驗，那麼他們該怎樣通過文學來更好地反映戰爭反映歷史呢？

當時我就站起來說："我們可以通過別的方式來彌補這個缺。沒有聽過放槍放炮但我聽過放鞭炮；沒有見過殺人但我見過殺豬甚至親手殺過雞；沒有親手跟鬼子拼過刺刀但我在電影上見。因為小說家的創作不是要復制歷史，那是歷史學家的任。小說家寫戰爭——人類歷史進程中這一愚昧現象，他所要表現的是戰爭對人的靈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戰爭中的變。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便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也可以寫戰。"

我發言以後，當場就有人嗤之以。事後更有人說我狂妄無知，說我是"小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說我是碟子裏紮猛子不知道深。在我的創作生涯中，有好幾次我都把自己逼到懸崖。為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我必須馬上動筆，寫一部戰爭小。但在落筆之前，很是費了一番斟。我發現"文革"前大量的小說實際上都是寫戰爭的，但當時的小說追求的是再現戰爭過。一部小說，常常是從戰前動員開始寫到戰役的勝利，作者註重的是戰爭過程，而且衡量小說成功與否的標準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現了戰爭的過。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這樣寫絕對寫不過經歷過戰爭的老作家，即便寫得與老作家同樣好也沒有意。我認為，戰爭無非是作家寫作時借用的一個環境，利用這個環境來表現人在特定條件下感情所發生的變。譬如前蘇聯的著名電影《第四十一》，寫了一個苦大仇深的紅軍女戰士，在親手擊斃了四十個白匪軍之後，擔任了一次押送俘虜的任。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部隊被打散，她與一個英俊漂亮、很有藝術修養的白匪軍官流落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天長日久，兩個人產生了感情，開始同居，各自都把自己的階級身份忘記。突然有一天，來了一條白匪的大船，那個白匪軍官向著大船撲去，紅軍女戰士的階級性也突然蘇醒了，操起步槍，將白匪軍官、也是她的情人，打死在海灘。這樣的事情在生活中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作家營造了這樣一個環境，把人物放進去進行試。這就是所謂的"人類靈魂實驗室。這樣的觀念、這樣的寫法今天看來比較合乎文學創作規律，但在80年代初期，在經歷了長期左的思想禁錮後，還是被很多人質疑和不能接受。

有了這樣一個出發點，我開始著手構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我小時候，氣候也和現在不同，經常下雨，每到夏秋，洪水泛濫，種矮稈莊稼會淹死，只能種高粱，因為高粱的稈很。那時人口稀少，土地寬廣，每到秋天，一出村莊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緣的高粱。在"我爺爺"和"我奶奶"那個時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許多高粱稈冬天也不收割，為綠林好漢們提供了屏。於是我決定把高粱地作為舞臺，把抗日的故事和愛情的故事放到這裏上。後來很多評論家認為，在我的小說裏，紅高粱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而是具有了某種象征意義，象征了民族精。確定了這個框架後，我只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完成了這部在新時期文壇產生過影響的作品的初。

《紅高粱》源自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我所住的村莊的鄰。先是遊擊隊在膠萊河橋頭上打了一場伏擊戰，消滅了日本鬼子一個小隊，燒毀了一輛軍車，這在當時可是了不起的勝。過了幾天，日本鬼子大隊人馬回來報復，遊擊隊早就逃得沒有蹤影，鬼子就把那個村莊的老百姓殺了一百多口，村子裏的房屋全部燒。

《紅高粱》塑造了"我奶奶"這個豐滿鮮活的女性形象，並造就了電影《紅高粱》中的扮演者鞏。但我在現實中並不了解女性，我描寫的是自己想象中的女。在30年代農村的現實生活中，像我小說裏所描寫的女性可能很少，"我奶奶"也是個幻想中的人。我小說中的女性與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女性是有區別的，雖然她們吃苦耐勞的品格是一致的，但那種浪漫精神是獨特。

我一向認為，好的作家必須具有獨創性，好的小說當然也要有獨創。《紅高粱》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轟動，其原因就在於它有那麼一點獨創。將近二十年過去後，我對《紅高粱》仍然比較滿意的地方是小說的敘述視角，過去的小說裏有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而《紅高粱》一開頭就是"我奶奶"、"我爺爺"，既是第一人稱視角又是全知的視。寫到"我"的時候是第一人稱，一寫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內心世界可以很直接地表達出來，敘述起來非常方。這就比簡單的第一人稱視角要豐富得多開闊得多，這在當時也許是一個創。

有人認為我創作《紅高粱家族》系列作品受到了馬爾克斯的影響，這是想當然的猜。因為馬爾克斯的作品《百年孤獨》的漢譯本1985年春天我才看到，而《紅高粱》完成於1984年的冬天，我在寫到《紅高粱家族》的第三部《狗道》時讀到了這部了不起的。不過，我感到很遺憾——為什麼早沒有想到用這樣的方式來創作呢？假如在動筆之前看到了馬爾克斯的作品，估計《紅高粱家族》很可能是另外的樣。我認為，像我這種年紀的作家毫無疑問都受到了西方文學的影響，因為在80年代以前中國是封閉的，西方文學發生了哪些變化，有哪些作家出現，出現了哪些了不起的作品我們是不知道。改革開放以後大量的西方文學被翻譯進來，我們有一個兩三年的瘋狂閱讀時期，這種影響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從而不知不覺地就把某個作家的創作方式轉移到自己的作品中來。

為什麼這樣一部寫歷史寫戰爭的小說引起了這麼大的反響，我認為這部作品恰好表達了當時中國人一種共同的心態，在長時期的個人自由受到壓抑之後，《紅高粱》張揚了個性解放的精神——敢說、敢想、敢。但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創作的社會意義，也沒有想到老百姓會需要這樣一種東。如果現在寫一篇《紅高粱》，哪怕你寫得再"野"幾倍，也不會有什麼反。現在的讀者，還有什麼沒有讀過？所以，就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一樣，每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