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發現我有一點文學才能的，是一個姓張的高個子老。那是我在村中小學讀三年級的時。因為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差，又加上學時年齡較小，母親給我縫的還是開襠。為此，常遭到同學的嘲。有一個名叫郭蘭花的女生，特別願意看男生往我褲襠裏塞東。她自己不好意思動手，就鼓勵那些男生折騰。男生折騰我時她笑得點頭哈腰，臉紅得像雞冠子似。後來，這個那時大概剛從鄉村師範畢業、年輕力壯、衣冠潔凈、身上散發著好聞的肥皂氣味的高個子張老師來了，他嚴厲地制止了往我褲子裏塞東西的流氓行。他教我們語文，是我們的班主。他的臉上有很多粉刺，眼睛很大，脖子很長，很。他一瞪眼，我就想小。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訓我，我不知不覺中竟尿在教室。他很生氣，罵道："你這熊孩子，怎麼能隨地小便呢？"我哭著說："老師，我不是故意的……"有一次，他讓我到講臺上去念一篇大概是寫井岡山上毛竹的課文，念到生氣蓬勃的竹筍沖破重重壓力鉆出地面時，課堂上響起笑。先是女生哧哧的低笑，然後是男生放肆的大。那個當時就十七歲的、隔年就嫁給我一個堂哥成了我嫂子的趙玉英笑得據說連褲子都尿。張老師起先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訓斥大家："你們笑什麼？!"待他低頭看了看我，便咧咧嘴，說："別念了，下去吧!"我說："老師，我還沒念完。"因為我念課文是全班第一流利，難得有次露臉的機會，實在是舍不得下。張老師一把就將我推下去。我堂嫂趙玉英後來還經常取笑我，她摹仿著我的腔調說：春風滋潤了空氣，太陽曬暖了大地，尖尖的竹筍便鉆出了地面……

張老師到我家去做家訪，建議母親給我縫上褲。我母親不太情願地接受了他的建。縫上褲襠後，因為經常把腰帶結成死疙瘩，出了不少笑。後來，大哥把一條牙環壞了的洋腰帶送我，結果出醜更。一是六一兒童節在全校大會上背誦課文時掉了褲子，引得眾人大嘩；二是我到辦公室去給張老師送作業，那個與張老師坐對面的姓尚的女老師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我說不打，她非要打，張老師也要我打，我只好打，一打，褲子就掉。那時我穿的是笨褲子，一掉就到了腳脖。尚老師笑得前仰後合，說張老師你這個愛徒原來是個小流氓……

在我短暫的學校生活中，腰帶和褲襠始終是個惱人的問。大概是上四年級的時候，我寫了一篇關於五一勞動節學校開運動會的作文，張老師大為贊。後來我又寫了許多作文，都被老師拿到課堂上念，有的還抄到學校的黑板報上，有一篇還被附近的中學拿去當作範文學。有了這樣的成績，我的腰帶和褲襠問題也就變成了一個可愛的問。

後來我當了兵，提了幹，探家時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級時的作文簿，那上邊有張老師用紅筆寫下的大段批語，很是感。因為"文化大革命"，我與張老師鬧翻了。我被開除回家，碰到張老師就低頭躲過，心裏冷若冰。重讀那些批語，心中很是感慨，不由得恨"文化大革命"斷送了我的錦繡前。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來，沒準還能被將來的什麼館收購了去。

輟學當了放牛娃後，經常憶起寫作文的輝。村裏有一個被遣家勞改的"右派"，他是山東師範學院中文系的畢業生，當過中學語文教。我們是一個生產隊，經常在一起勞。他給我灌輸了許多關於作家和小說的知。什麼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選進了高中教材啦，什麼作家下鄉自帶高級水啦，什麼作家讀高中時就攢了稿費三萬元啦，什麼有一個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車上見到他的情人在鐵道邊上行走，就奮不顧身地跳下去，結果把腿摔斷了……他幫我編織著作家。我問他："叔，只要能寫出一本書，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他說："豈止是不用放牛!"然後他就給我講了丁玲的一本書主義，講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頓吃餃子的。大概從那時起，我就夢想著當一個作家。別的不說，那一天三頓吃餃子，實在是太誘人。

1973年，我跟著村裏人去昌邑縣挖膠萊。冰天雪地，三個縣的幾十萬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紅旗獵獵，指揮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著湖南民歌《瀏陽河》，那情那景真讓我感到心潮澎。夜裏，躺在地窖子裏，就想寫小。挖完河回家，臉上蛻去一層皮，自覺有點脫胎換骨的意。跟母親要了五毛錢，去供銷社買了一瓶墨水，一個筆記本，趴在炕上，就開始。書名就叫《膠萊河畔。第一行字是黑體，引用毛澤東的話：水利是農業的命。第一章的回目也緊跟著有了：元宵節支部開大會，老地主陰謀斷馬。故事是這樣的：元宵節那天早晨，民兵連長趙紅衛吃了兩個地瓜，喝了兩碗紅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隊部開會，研究挖膠萊河的問。他站在毛主席像前，默默地念叨著：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們貧下中農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念完了一想，其實紅太陽並不熱烈，正午時刻的白太陽那才叫厲害。正胡思亂想著，開會的人到。老支書宣布開會，首先學毛主席語錄，然後傳達公社革委會關於挖河的決。婦女隊長鐵姑娘高紅英請戰，老支書不答應，高紅英要去找公社革委會馬主。高紅英與趙紅衛是戀愛對象，兩家老人想讓他們結婚，他們說：為了挖好膠萊河，再把婚期推三。這一邊在開會，那一邊陰暗的角落裏，一個老地主磨刀霍霍，想把生產隊裏那匹棗紅馬的後腿砍斷，破壞挖膠萊河，破壞備戰備荒為人民……這部小說寫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也記不清。如果說我的小說處女作，這篇應該。

後來當了兵，吃飽了穿暖了，作家夢就愈做愈猖。1978年，我在黃縣站崗時，寫了一篇《媽媽的故事。寫一個地主的女兒（媽媽）愛上了八路軍的武工隊長，離家出走，最後帶著隊伍殺回來，打死了自己當漢奸的爹，但"文革"中"媽媽"卻因為家庭出身地主被鬥爭而。這篇小說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天天盼著稿費來了買手表時，稿子卻被退了回。後來又寫了一個話劇《離婚》，寫與"四人幫"鬥爭的。又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盼望著稿費來了買塊手表時，稿子又被退了回。但這次文藝社的編輯用鋼筆給我寫了退稿信，那瀟灑的字體至今還在我的腦海裏搖頭擺。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這樣的大型話劇，最好能寄給出版社或是劇。信的落款處還蓋上了一個鮮紅的公。我把這封信給教導員看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行啊，小夥子，折騰得解放軍文藝社都不敢發表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諷刺我還是誇獎。

後來我調到保定，為了解決提幹問題，當了政治教。因基礎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文學的事就暫時放下。一年後，我把那幾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課不用拿講稿了，文學夢便死灰復。我寫了許多，專找那些地區級的小刊物投。終於，1981年秋天，我的小說《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蓮池》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