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今天，詩與歷史、詩與時代的關聯是如何可能的？歷史的勢能、主體的覺醒、言語契機以及艱難的情勢是如何塑造一種嶄新的詩學的？何種歷史的想像力或歷史的計算法則在給出我們企圖尋找的未知？詩歌何以作為一種普遍性的知識？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我，牽引著我的注意力，但卻是苦於自身局限，無法獲得有效的答案，現有的研究大半也不能提供可靠有效的幫助，我只能在歷史與理論的邊緣地帶尋求一線生機。在寫作關於陳超的「個人化歷史想像力」文章時，我突然意識到，真正的問題可能恰恰是要超越「個人化」的歷史想像力， 「個人化歷史想像力」不正是我一直批評的「個人性」原則的一種表現嗎？在這一原則之下，朦朧詩以來的當代詩所打造的「個人化」詩學，通過「先鋒詩」「實驗詩」「純文學」「文學本體論」「審美自律」這樣的標簽取得歷史合法性的同時，也將當代詩置於困境之中。…

參照德勒茲對此的解釋是⑤，必須通過文學來抗爭，因為那種微弱的、無法直接顯現的，那些必須自我辯護、自證清白的等等，都只能而且必須通過文學來呈現，這就是不寫之不可能，寫乃是不可替代的行動。不寫之不可能，也是詩人這一主體形式的不可替代，是弱的普遍性之不可替代，套用格洛伊斯的表達則是： 「成為詩人不再是一種獨特的命運，而是成為一種每日實踐——一種弱的實踐，弱的姿態。然而為了維持這種弱的、每日生活層面的藝術，人們就必須不斷地重復藝術的減法，去抵制那些強的圖像，去擺脫那長久作為強圖像交換場所的現狀。」⑥…

如此說來，一種不可能的詩學，仍是在思考某種艱難與不可能性，著眼於時代的晦暗與複雜、急難與困境、脫節與失衡，探索新的歷史契機與奇跡，以激進的想像力來構築某種新的語言空間，詩的困境也正是歷史的困境，那麼，語言的拓展必定暗中挖掘歷史的通道。在這個意義上，不可能的詩學相似於諾瓦利斯所說，詩首先必須被當作嚴格的藝術來追求，而不僅僅是一種寫作，或者德勒茲的「少數的文學」（Minor Literature），一種文學內部的革命力量，是對未來的革命機器的接續。而這一切都立足於這樣一個命題：詩在我們時代的異常艱難，在於詩之真理的晦暗不明。…

我們面臨一個巨大的困境，首先是詞語的，其次是現實的，我們無法想像另外一種語言不同於此時此地的。詞語的困境在於，我們的詩中充滿了無關痛癢的「主觀性」話語：基於個人經驗的平鋪直敘，不知道現實與歷史為何物的臆想言辭，表演自我的遣詞造句和誇誇其談，不知所云的神話虛構與歷史戲說，充當各種現代主義詩學代言人的博學雄辯，以及為各種立場與意識形態所佔據身心的詞語實驗等等。



這是「主觀性」寫作大行其道的時代，越是個人的、內心的、私密的，越是晦澀的、特殊性的，越被認為是真實的。人們並不在意所謂「客觀性」為何物，以及事物的真理性內涵為何，愈是個體性的，愈被認為是具有真理性的，新即真，「日日新」就是真理本身，可是這個「個體」實際上是因失去了與總體性歷史的關聯，而帶有「歷史分裂症」的特征，人與人之間因而有無數的對立與差異，自行運轉於區隔的禁閉中。…

詩首先必須被當作嚴格的藝術來追求……——諾瓦利斯

僅僅只有個人的激情和經驗的流露，還不能算是詩，只有當它們贏得普遍的同情時， 才能真正稱得上是藝術， 這正是根據其美學的特定含義來講的。——阿多諾

一切都變成屏幕，在這樣的一個技術-邏各斯的情境中……——斯蒂格勒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