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說法也見於三家《詩》，且範圍更為廣泛。作為《毛詩》「四始」之首的《關雎》在三家《詩》中被視為刺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為「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薛君韓詩章句》則認為「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67)詩人在王道乖戾之際並非直接傾吐怨怒，而是通過對理想中淑女之德的頌美譏刺現實。又如《召南·甘棠》顯寓頌美之意，但《韓詩外傳》卻視其為「詩人」頌古刺今之作：「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68)世道衰敗不但激發了詩人的創作熱情，而且要求他調動豐富的知識儲備和藝術手法來實現其隱微意義的表達，這顯然不是一般人具備的能力，上博簡《季庚子問於孔子》遂稱「夫《詩》也者，以志君子之志」，(69)「言志」的主體被限定為君子，至司馬遷終於提出「《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70)《詩》作者不僅被限定為「賢聖」，其創作情境也被塑造為困厄衰微的「發憤」之時。…

「人」在被動的自然狀態下生成的文本經過聖人編纂與賦義後，又被用以教化「人」，可見「人」雖然是文本的生成者，對其價值卻缺乏自覺的認知，只有經過聖人這一特定讀者的闡釋，文本的教化價值才得以發掘，其中原本有違道義的成分也才能得以滌蕩。「人」、文本與「聖人」之間由此建立起環流式的互動關係，這正是簡文所謂「道」「始者近情，終者近義」的內涵所在。《荀子·儒效》亦言：「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61)風詩的形成同樣被離析為兩個階段，首先是閭里邦人的自然創作，其中難免含有「逐」的因素；其次是聖人節文後形成的「不逐」之典，《史記·孔子世家》由此引申出夫子「刪詩說」。(62)總之，「天籟說」機制下形成的文本高度依賴於闡釋者的賦義，文本的經典化同時也是闡釋者聖賢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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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偽」的對照下，「情」由於其真實性而被賦予獨特的美學價值。這種真實性無關個人修養，是由人類生理機制決定的。除上舉《性自命出》《詩大序》外，類似論述又見於《大戴禮記·文王官人》：「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48)內在情緒的激發必然帶來表情、聲音或肢體動作的變化，無法隱藏，故《孔子詩論》認為「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意」，《呂氏春秋·音初》認為「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禮記·樂記》則言「樂不可以為偽」。(49)由此看來，詩樂的生成過程正是人性內在「忠信」之道的反映，故《性自命出》又言：「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於性。」(50)哪怕這種情志不符合儒家樂天知命的精神追求，只要發自肺腑，便無所愧怍，(51)故孔子稱《詩》「可以怨」，孟子則稱「《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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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籟說」回避了修辭技巧、知識積累、社會身份等一切與個人有關的因素，關注文本與世界、文本與普遍人性之間的互動關係，尤其是人類意識世界中主體性的邊界所在，由此賦予文本三方面的特點與價值，以下略做討論。…

《呂氏春秋·大樂》同樣在天人關係的視域下將「樂」的生成歸諸天地、陰陽，其關注點則在於「人」與「欲惡」之間的關係：

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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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籟說…

第三個傳統與20世紀30年代帕里、洛德提出的「口頭詩學」理論有關。受民歌研究的啟發，帕里將荷馬史詩納入「口頭傳統」的視野中，認為歌手通過「主題」與「套語系統」的組合來創作史詩，而程式化水平則是驗證某一文本是否具有口頭性的基本指征。這套理論被應用於不同語言的史詩、敘事詩研究中，傅漢思通過對《孔雀東南飛》中「套語」頻次的考察驗證了這一理論在長篇佚名樂府敘事詩研究中的有效性，王靖獻則將其引入《詩經》這一早期抒情詩的研究中。(14)70年代後期，鮑曼以「表演」(performance)、「語料庫」(repertoire)、「模式」(pattern)等概念為核心發展了「口頭詩學」理論，強調「表演中的創作」(composition in performance)，(15)並將其應用於「故事、史詩、民歌、儀式性的禮拜、政治演講術」等更為廣泛的文體研究中。這種「表演」理論影響巨大，在陸威儀關於先秦諸子的研究、宇文所安關於早期古典詩歌生成的研究、鮑則嶽關於早期中國文獻「合成性」(composite…

內容提要：詩、樂、《易》、《春秋》等文本的生成機制問題在戰國秦漢時期引起士人關注，並逐步形成兩類觀念。一類強調文本是人類自然情感的流露，生成者以非理性的自然狀態參與文本的生成，由此形成的文本是一種自然物，可以稱之為「天籟說」；另一類觀念強調文本是人類理性精神與獨立人格的載體，文本生成是一個高度個人化、理性化與技術化的過程，由此形成的文本是一種人造物，可以稱之為「作者說」。這兩種文本生成觀念呈現出文本不同的價值和審美趨向，對於中國文學史的發展具有源頭性影響，二者之間的競爭與交融也構成文學史發展的動力之一。…

Bruner一個重要的敘事觀沒有被Baker所采納。Bruner指出任何敘事活動都是聽眾和敘事者共同構建的過程，我們不應脫離敘事接受者來理解敘事本身[5]10。在文學敘事理論中，對於接受者的研究，如narratee和addressee作為「敘事接受者」的概念早有人提出，但是社會敘事理論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挖掘。

三、社會敘事學與文學敘事學的結合 

雖然Baker是首位將社會敘事學應用於翻譯研究的理論家，但是經過近10年的發展，社會敘事學理論已經煥發了新的生命力，我們這里介紹的，不僅僅是Baker對於敘事理論的創造性貢獻，還包括Sue-Ann Harding在內的一批翻譯學者對敘事理論的改進和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