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傳統與20世紀30年代帕里、洛德提出的「口頭詩學」理論有關。受民歌研究的啟發，帕里將荷馬史詩納入「口頭傳統」的視野中，認為歌手通過「主題」與「套語系統」的組合來創作史詩，而程式化水平則是驗證某一文本是否具有口頭性的基本指征。這套理論被應用於不同語言的史詩、敘事詩研究中，傅漢思通過對《孔雀東南飛》中「套語」頻次的考察驗證了這一理論在長篇佚名樂府敘事詩研究中的有效性，王靖獻則將其引入《詩經》這一早期抒情詩的研究中。(14)70年代後期，鮑曼以「表演」(performance)、「語料庫」(repertoire)、「模式」(pattern)等概念為核心發展了「口頭詩學」理論，強調「表演中的創作」(composition in performance)，(15)並將其應用於「故事、史詩、民歌、儀式性的禮拜、政治演講術」等更為廣泛的文體研究中。這種「表演」理論影響巨大，在陸威儀關於先秦諸子的研究、宇文所安關於早期古典詩歌生成的研究、鮑則嶽關於早期中國文獻「合成性」(composite nature)的論述、柯馬丁、畢善德關於《詩經》的研究中，「表演」「語料庫」等均成為高頻詞。早期中國文獻被理解為基於各種儀式性場合而形成的表演性文本，具有流動性和複合性，其製作主體由個體性「作者」變為群體性的「表演者」，而長期在闡釋中居於核心的「作者意圖」也讓位於對儀式功能與話語機制的考察。

第四個傳統來自20世紀60年代後結構主義思潮中羅蘭·巴特、福柯等對「作者」問題的反思。巴特解構了「作者」在文本闡釋中的核心地位，福柯則揭示出「作者」在話語權力構建中的功能性作用。克里斯蒂娃通過揭示文本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指出「作者」是複數而非個體性的，浪漫主義以來強調個體性的「作者」在理論層面就此被解構。由於巴特和福柯都強調「作者」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因此，探討「作者」的成長史及其「史前史」自然成為研究者關注的問題。龔鵬程將中國古代作者分為「隱匿的、非專指的作者」與「所有權式作者」，(16)認為前者較早出現，具有神聖性，其演進為後者的過程正是文人傳統的建立過程。鮑則岳通過對金文、簡帛文獻與傳世文獻的考察，提出漢以前不存在單一性作者；史克禮等遂以「複合性作者」(composite authorship)統括早期中國文本生成各環節的參與者。(17)此外，學者普遍注意到司馬遷在「作者」形象建構過程中的重要意義，柯馬丁則揭示出漢帝國的知識管理與作者觀念之間的內在關聯。(18)

作為古典研究中最具魅力的論題之一，關於早期文本生成機制的探討永無止境，上述四種範式可謂各有擅場，若就題中剩義而言，或有三點略可思考：首先，學者關於早期文本生成機制的研究長期集中在史實層面，即從客觀上探討早期中國的各體文獻究竟如何產生，至於觀念史層面的研究尚不充分。古人何時開始關注詩、文的生成機制問題？他們如何發問？使用哪些概念？相關概念如何形成？又如何發生斷裂和轉移？這方面的研究尚有待推進。其次，學者在研究早期中國文本生成機制時多采用驗核法，即基於福柯或某種現代「作者」概念，考察其在中國的形成過程；但現代「作者」概念的界定基於歐洲文學史的發展，(19)盡管學者已經從中提煉出原生性、原創性、個體性等若幹理論標準，但恐怕仍難以窮盡各文學傳統的多樣性。「作者」問題的世界性意義在於它促使我們對各文明傳統中文本的生成機制和闡釋向度加以反思，並從中發現共性與差異；因此，在處理「作者」問題的中國個案時，不妨首先拋開「作者」概念的種種現代設定，在前述問題意識下發掘中國文獻中有關文本生成與闡釋問題的理論資源。最後，對於文本生成機制的研究長期受到「純文學」觀念的限製，關於詩歌起源的研究占據了20世紀文學起源問題的中心，至於禮、《易》、《春秋》學文獻中有關文章起源的論述則較少受到重視。事實上，跨文體的視域有利於我們從更宏觀的層面認識早期中國文本生成觀念的形成與演變，而「性情」「言志」「緣情」「詩人」「作者」等概念最初都發端於經學闡釋，只有深入理解其經學內涵，才能真正把握它們的文學批評史意義。基於此，本文將從中國文獻的自身傳統出發，努力突破「純文學」的資料範圍，系統梳理早期中國文本生成觀念的形成與演變過程。

(14)參見Hans H.Frankel,"The Formulaic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Ballad 'Southeast Fly the Peacocks',"《「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第39本下，1969年；王靖獻：《鐘與鼓：〈詩經〉的套語及其創作方式》，謝謙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15)參見理查德·鮑曼：《作為表演的口頭藝術》，楊利慧、安德明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7-19頁。

(16)參見龔鵬程：《文化符號學》，臺北：學生書局，1992年，第3-32頁。

(17)William G.Boltz,"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 in Matin Kern,ed.,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5,pp.50-78; Christian Schwermann,"Composite Authorship in Western Zhōu Bronze Inscriptions:The Case of the 'Tiānwáng guǐ' 天亡簋Inscription," in Christian Schwermann and Raji C.Steineck,eds.,That Wonderful Composite Called Author:Authorship in East Asian Literatures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Leiden:Brill,2014,pp.30-57.

(18)參見龔鵬程：《文化符號學》，第28頁；宇文所安：《「活著為了著書，著書為了活著」：司馬遷的工程》，《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9-84頁；柯馬丁：《孔子：漢代作者》，王能憲等編：《從遊集：恭祝袁行霈教授八秩華誕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20-122頁；孫康宜：《中國文學作者原論》，卞東波編：《中國古典文學與文本的新闡釋——海外漢學論文新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3-5頁。

(19)參見羅蘭·巴爾特：《作者之死》，趙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論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507頁。

（作者簡介：程蘇東，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2022 年 01 期《中國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