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詩、樂、《易》、《春秋》等文本的生成機制問題在戰國秦漢時期引起士人關注，並逐步形成兩類觀念。一類強調文本是人類自然情感的流露，生成者以非理性的自然狀態參與文本的生成，由此形成的文本是一種自然物，可以稱之為「天籟說」；另一類觀念強調文本是人類理性精神與獨立人格的載體，文本生成是一個高度個人化、理性化與技術化的過程，由此形成的文本是一種人造物，可以稱之為「作者說」。這兩種文本生成觀念呈現出文本不同的價值和審美趨向，對於中國文學史的發展具有源頭性影響，二者之間的競爭與交融也構成文學史發展的動力之一。

「文」從何而來？它是自然的造物，還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它為個人私有，還是社會的公共財富？它由作者製造，還是由讀者生成？這些關於文本生成機制的「元問題」在東西方學術史上已經爭論了數千年，隨著19世紀以來各種新思潮的叠興，相關理論更令人目眩。中國擁有悠久的詩文批評傳統，20世紀以來則參與到世界文學研究的整體進程中，如何在二者之間找到「接口」，在以中國文學傳統回應現代學術思潮的同時，又能揭示中國文學與文本文化的獨特價值，成為百年來中國文學研究者持續努力的方向。圍繞早期中國文本的生成機制、傳播形態、經典化等問題，中外學界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成果，但相關歧見也日益引發關注。在這一同時涉及理論與文獻、西方與中國、古典與現代的研究領域內，概念的界定與辨析、理論框架之於研究個案的適用性是兩個重要的立足點。因此，要對上述問題做一階段性清理，一方面需要借助學術史梳理，厘清相關研究的源流變化，由此充分理解當下相關研究的理論背景和問題意識；另一方面則應回歸早期中國文獻的自身傳統，充分把握兩周、秦漢知識人在討論文本生成、傳播等問題時采用的概念體系和言說方式，如此方有助於廓清中國古代文本生成觀念的形成與演變過程，並為文本研究這一世界性論題提供具有獨特價值的中國個案。

一、學術史的回顧與反思

文本的生成過程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其中有三點至為關鍵，即主體、動力機制與語言機制。主體即文本的實現者；動力機制指觸發主體實現文本的動力；而實現文本的具體方式則是其語言機制。關於早期文本生成機制的整體研究雖然出現較晚，但有關上述因素的具體探討則廣見於各文體、文類的起源研究中。梳理20世紀以來相關研究的學術史，大致可追溯至以下四個傳統：

第一個傳統是章學誠、阮元等對傳統著述觀念的反思。傳統文章學以「文」導源於「六經」，視後者為聖人立言載道之盛事。至唐宋派、桐城派繼起，辭章之學蔚為大觀。章學誠不滿於這種矜尚文辭之風，乃提出「六經皆史」，①強調宮廷這一公共機構在早期書寫中的核心地位，以私家著述為「周衰文弊」的產物。不久，阮元又提倡「文言說」，②以口傳韻語為「千古文章之祖」，從源頭上對桐城古文的合法性提出質疑。龔自珍、章太炎等對此均有論述；③劉師培統攝詩、史二體與言、文兩端，提出「謠諺之作，先於詩歌，厥後詩歌繼興，始主文字於竹帛；然當此之時，歌謠而外復有史篇，大抵皆為韻語。」④與實齋盛贊官師之學不同，劉氏認為史官壟斷學術，賦予私家著述打破専制的正面意義。⑤其後，胡適系統批判了章太炎「諸子出於王官」說，羅根澤、余嘉錫則先後證成「戰國前無私家著述」說；⑥可見，諸子著述固不可一一溯及王官，但史、祝等宮廷職官在文章修辭、結構、體式等方面的開拓之功亦不容湮沒。隨著甲金文獻的不斷發現以及學界對商周宮廷書寫文化的認識愈加豐富，相關論題至今仍為學者所關注。⑦

第二個傳統源自20世紀初歐洲「純文學」觀念的引進。在浪漫主義思潮中，藝術被視為個體內在情感的「表現」，近代的文學觀念由此產生，文學的起源問題也再次引發關注。深具抒情色彩的歌謠被視為詩歌之源，學者圍繞其形成機制、表現形態等問題展開了大量討論。⑧這些論述隨著浪漫主義文學觀的譯介影響到中國，劉半農等掀起「歌謠運動」，陳凡、郭紹虞等則致力於從理論上重建中國文學的起源敘事。⑨口頭先於書寫、韻文先於散文、民間先於宮廷、抒情先於記事、群體創作先於個人等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同時，在中西文學傳統的比較中，朱光潛等建立起古希臘詩學重「再現」、中國文學重「表現」的認識框架。⑩至於這一表現傳統如何從「原始詩歌」發展而來，其所表現者是「道」「志」還是「情」，(11)則引發持久爭議。新中國成立以後，普列漢諾夫、高爾基等蘇聯學者關於文學起源的論述一度廣為接受，群眾不僅成為詩歌、神話等文體的創造者，也成為其文學價值的保證。(12)80年代以來，隨著思想解放，詩歌的抒情性、個性價值得到正名，學者也開始基於中國詩史的自身傳統重新探討「群體詩學」與「個體詩學」的關係問題。(13)

①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60、63頁。亦可參《文史通義·文理》《古文十弊》諸篇。

②阮元：《文言說》《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揅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605、609頁。

③龔自珍：《古史鉤沈論二》，《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頁；章太炎(署名章絳)：《諸子學略說》，《國粹學報》第2卷第8期，1906年。

④劉師培(署名劉光漢)：《論古學出於史官》，《國粹學報》第1卷第1期，1905年；《論文雜記》，《國粹學報》第1卷第2期，1905年。

⑤劉師培(署名劉光漢)：《補古學出於史官論》，《國粹學報》第2卷第5期，1906年。

⑥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太平洋》第1卷第7號，1917年10月15日；羅根澤：《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說》，《管子探源》，上海：中華書局，1931年，第143-231頁；余嘉錫：《古書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17頁。

⑦參見過常寶：《製禮作樂與西周文獻的生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⑧參見格羅塞《藝術的起源》、維謝洛夫斯基《歷史詩學》，尚未見中譯本的重要論著有Francis B.Gummere,The Beginnings of Poetr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08; Richard Green Moulton,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15; Louise Pound,Poetic Origins and the Ballad,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1.

⑨陳凡：《中國文學演進之趨勢》，《文哲學報》1922年第1期；郭紹虞：《中國文學演化概論》，《文藝》第1卷第2號，1926年。

⑩朱光潛：《詩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13頁。

(11)參見周作人(署名豈明)：《〈冰雪小品選〉序》，《駱駝草》第21期，1930年9月；《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北平：人文書店，1932年，第34-35頁；朱自清：《詩言志說》，《語言與文學》第1期，1937年；聞一多：《歌與詩》，《中央日報》(昆明)副刊《平明》第15、16期，1939年6月4、5日。

(12)參見詹安泰、容庚、吳重翰：《中國文學史(先秦、兩漢部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18-19頁。

(13)參見趙敏俐：《論〈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創作論意義》，《東方論壇》1996年第2期；錢志熙：《從群體詩學到個體詩學——前期詩史發展的一種基本規律》，《文學遺產》2005年第2期。

（作者簡介：程蘇東，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2022 年 01 期《中國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