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說法也見於三家《詩》，且範圍更為廣泛。作為《毛詩》「四始」之首的《關雎》在三家《詩》中被視為刺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為「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薛君韓詩章句》則認為「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67)詩人在王道乖戾之際並非直接傾吐怨怒，而是通過對理想中淑女之德的頌美譏刺現實。又如《召南·甘棠》顯寓頌美之意，但《韓詩外傳》卻視其為「詩人」頌古刺今之作：「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68)世道衰敗不但激發了詩人的創作熱情，而且要求他調動豐富的知識儲備和藝術手法來實現其隱微意義的表達，這顯然不是一般人具備的能力，上博簡《季庚子問於孔子》遂稱「夫《詩》也者，以志君子之志」，(69)「言志」的主體被限定為君子，至司馬遷終於提出「《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70)《詩》作者不僅被限定為「賢聖」，其創作情境也被塑造為困厄衰微的「發憤」之時。

《史記》中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詩人」的反復使用。從存世文獻看，宋玉《九辯》最早以「詩人」指稱《伐檀》作者：「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托志乎素餐」。(71)《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等句譏切時政，歷來被視為刺詩。宋玉化用《詩》典，意在塑造抒情主人公「獨耿介而不隨」「寧處窮而守高」的形象，其所慕「詩人之遺風」即指一種兼具獨立人格和怨刺精神的風範。不過，「詩人」在戰國文獻中尚為偶見，至《史記》乃逐漸成為指稱《詩》作者的專名：

周道之興自此(筆者注：公劉)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

湯武之隆，詩人歌之。(72)

從用例來看，「詩人」既可頌美，亦可怨刺，但後者在漢儒詩論中顯然更為重要，除上舉《韓詩外傳》《史記》用例外，又如董仲舒對策引《節南山》，以為周室之衰，「詩人疾而刺之」；鹽鐵之議中「文學」引孔子之言，以為王道崩坼，「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劉向封事引《角弓》，以為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詩人疾而憂之」；王逸以《抑》為「詩人怨主刺上」之言，並強調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73)先秦文獻大量引《詩》，但並未形成指稱《詩》作者的專名；漢儒揭出「詩人」這一專名，顯示其關注點已經從詩句的義理及其所見世情風俗擴充到詩歌作者及其創作背景，後者在漢儒《詩》論中已占據重要地位。

與《詩大序》中的「國史」一樣，「詩人」形象的最初塑造中包含兩個核心要素：衰世遭際和怨刺精神；而不同的是，「詩人」徹底擺脫了宮廷職官體系，更具個人化色彩。事實上，盡管《詩大序》將變風、變雅之作盡歸「國史」，但各詩小序所言作者身份卻充滿多樣性，故鄭玄以「采詩說」加以彌縫：「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此說增字為訓，目的正在於消弭大、小序之間的矛盾。《毛詩正義》則徑以「詩人」替代「國史」：「明曉得失之跡，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為。」(74)詩歌創作不再與職務相關，而成為「詩人」的關鍵僅在於明曉「風諭之義」。(75)與「天籟說」機制下情性的自然流露不同，諷喻要求一定的知識、閱歷與修辭能力，更需要不凡的理性精神與獨立人格。「詩人」由此與「君子」「聖人」一樣，成為一種超越政治階層的特定文化身份。從這個層面看，盡管西漢尚未迎來文人詩創作的高峰，但「詩人」專名的出現已經為文人詩創作做好了理論上的準備。

(67)《史記》卷14，第641頁；《後漢書》卷2，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12頁。

(68)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0頁。

(69)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1-212頁。

(70)《史記》卷130，第3978頁。

(71)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92頁。

(72)《史記》卷4，第147、154、178頁；卷14，第641頁；卷110，第3464頁；卷130，第3977頁。

(73)《漢書》卷56，第2521頁；卷36，第1934頁；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53頁；洪興祖：《楚辭補注》，第48、49頁。

(74)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567頁。

(75)《漢書》卷30，第17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