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可讓渡的禮物關系中，集體的感激(感恩)成為權力的源泉。布迪厄(P. Bourdieu)稱之為“象征資本”，奧斯悌稱之為“教父模式”：“我多多地賜與你，給你許多好處，我就可以既提高自己的威望，又使他深深地承情於我。這就是(莫斯)所說的豪宴的原理。”在當代社會中，正如希瓦茲(B. Schwartz)指出的那樣，“個人性的禮物可以是有敵意的，誇耀性質的，因為禮物中含有贈與者的身份，包含著贈與者對接受者的看法。接受禮物就是讓別人把贈與者的自我強加於你。”這樣的禮物“你甚至無法拒絕。”拒絕禮物就是拒絕那個強加於你的贈與者自我，拒絕與贈與者結成一種親善的關系。因此，禮物不只是營造互贈往來的關系，而且是維持高下等級和絕對權力。在權力的等級結構和權力經濟體系中，下級的權力是由上級贈與的，上級把權力給了下級，但仍保有這份權力，因為給出權力的條件就是下級對他的絕對服從。…

在革命教義中，“大禮物”的不可讓渡變成了權力的不可讓渡，即所謂的“老一輩革命家打下來的江山”和“紅色江山萬萬年”。莫斯的禮物討論已經涉及“不可讓渡的禮物”，但尚未具體命名。莫斯對不同形式的財產作了區分。有的擁有物是不出家庭範圍之外的，贈與這些擁有物的時候，會伴有非常嚴肅隆重的儀式。這種擁有物其實從來就不會真的易手，而只是“借出”而已。…

從公共領域的政治角度看，這是一種根本無法解釋的極端政治愚昧。但從隱私領域的親子倫理來看，那又是再自然不過的人倫之情了。家庭親子關系中，不只中國講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西方人亦不在法庭上傳喚直接親屬提供犯罪證據。以“隱”對待親子關系，私域價值連接(不是替代)公域價值的邏輯是，親子關系中隱過不是要人違背社會正義，沆瀣一氣，而是要人分辨父子間有更為根本的信托關系。若是守不住這個根本的信托，哪裏還談得上一個人基本的正直?一個不正直的人又如何能堅持更大的社會正義?孟子說，“父子不相責善，”意思是，父母與子女之間，不能以完善的道德行為來相互要求。如果這麽做，在一方做不到時，難道要斷絕父母子女的自然關系不成?在朋友、同事關系間可以“道不同，不相為謀，”在親子關系中卻行不通。…

家庭的歸屬包含著一種限制自由的“責任”。對於那些珍惜家庭關系的人來說，家庭的紐帶之所以特殊，乃是因為這種紐帶所包含的責任和義務是無條件的。夫妻之間，父母和子女的相互義務都是“不能不如此”。無條件也就是無選擇。在革命隊伍中，個人的責任也是無條件的，但那不是以“自然黏合”，而是以“組織紀律”維持的無條件。這是一種從外部強加到組織成員間關系的力量。

 革命者掙脫自然家庭，參加到革命組織大家庭中，在革命話語中，這是出於革命覺悟的“自由”選擇。然而，這是一種只能選擇入，不能選擇出的自由。你可以“自由”選擇加入組織，但這種加入的附帶條件是你決無自由退出的選擇。退出組織者獲得的不再是自由之身，而是“叛徒”、“內奸”(至少是“脫離分子”)的“汙點”身份。就在革命同志們因理念或利益不合，權力鬥爭搞得你死我活的時候，你仍然不可能自由選擇擺脫與那些實際上已成“敵人”的他者關系。…

在革命芒果的贈送中，群眾誇示性的“忠誠”是一種“回禮”。這種回禮具有莫斯所說的“強制性”，收禮者不能不對禮物作出感謝的表示。但是，僅僅看到回禮階段的強制性(義務)並不充分。事實上，莫斯明確提到，送禮和回禮都是義務性的。在革命的禮物關系中，贈與者有義務與被贈與者保持一種融洽的、親密無間的關系。在革命話語中，這就是“不脫離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關心”群眾至少在理論上是領袖的一項義務。

 在禮物贈與中，食物占據著特殊的地位。由於食物的獨特性(不能永久保存，生命依賴食物)，贈送食物實際上是“分享”食物。“請客吃飯”因此成為一種聯絡家庭感覺，營建特別感情的禮物形式。海德(L. Hyde)指出，食物和禮物有著特別密切的聯系，莫斯本人就用“滋養”(nourish)或“消化”(consume)來翻譯作為動詞的豪宴(potlatch)。用作名詞，“豪宴”的詞義是“供食者”(feeder)或“吃脹肚子的地方”(place to be…

——重建中國社會的禮物關系

引言：危險的禮物

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裏寫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把“革命”描繪成一種以暴力奪取權力的行為，一種與“請客吃飯”或“溫良恭儉讓”的禮物贈與完全不同的人際關系。然而，41年後的1968年，正當是毛澤東把中國投入另一場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個年頭，革命的《人民日報》8月7日刊登的是這樣三條通欄標題：

 “最大關懷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