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讀《紅樓夢》，是十歲左右還在村裏上小學的時候。我先在西頭劉家，借到一部《封神演義》，讀完了，又到東頭劉家借了這部書。東西頭劉家都是以屠宰為業，是一姓一家。劉姓在我們村裏是僅次於我們姓的大戶，其實也不過七、八家，因為這是一個很小的村莊。 

從我能記憶起，我們村裏有書的人家，幾乎沒有。劉家能有一些書，是因為他們所經營的近似一種商業。農民讀書的很少，更不願花錢去買這些“閑書”。那時，我只能在廟會上看到書，書攤小販支架上幾塊木板，擺上一些石印的，花紙或花布套的，字體非常細小，紙張非常粗黑的《三字經》、《玉匣記》，唱本、小說。這些書可以說是最普及的廉價本子，但要買一部小說，恐怕也要花費一、兩天的食用之需。因此，我的家境雖然富裕一些，也不能隨便購買。我那時上學念的課本，有的還是母親求人抄寫的。

東頭劉家有兄弟四人，三個在少年時期就被生活所迫，下了關東。其中老二一直沒有回過家，生死存亡不知。老三回過一次家，還是不能生活，只在家過了一個年，就又走了，聽說他在關東，從事的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勾當。 

家裏只留下老大，他娶了一房童養媳婦，算是成了家。他的女人，個兒不高，但長得頗為端正俊俏，又喜歡說笑，人緣很好，家裏長年設著一個小牌局，抽些油頭，補助家用。男的還是從事屠宰，但已經買不起大牲口，只能剝個山羊什麽的。

老四在將近中年時，從關東回來了，但什麽也沒有帶回來。這人長得高高的個子，穿著黑布長衫，走起路來，“蛇搖擔晃”。他這種走路的姿勢，常常引起家長們對孩子的告誡，說這種走法沒有根柢，所以他會吃不上飯。 

他叫四喜，論鄉親輩，我叫他四喜叔。我對他的印象很好。他從東頭到西頭，揚長地走在大街上，說句笑話兒，惹得他那些嫂子輩的人，罵他“賊兔子”，他就越發高興起來。 

他對孩子們尤其和氣。有時，坐在他家那曠蕩的院子裏，拉著板胡，唱一段清揚悅耳的梆子，我們聽起來很是入迷。他知道我好看書，就把他的一部《金玉緣》借給了我。

哥哥嫂子，當然對他並不歡迎，在家裏，他已經無事可為，每逢集市，他就挾上他那把鋒利明亮的切肉刀，去幫人家賣肉。他站在肉車子旁邊，那把刀，在他手中熟練而敏捷地搖動著，那煮熟的牛肉、馬肉或是驢肉，切出來是那樣薄，就像木匠手下的刨花一樣，飛起來並且有規律地落在那圓形的厚而又大的肉案邊緣，這樣，他在給顧客裝進燒餅的時候，既出色又非常方便。他是遠近知名的“飛刀劉四”。現在是英雄落魄，暫時又有用武之地。在他從事這種工作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他高大的身材，在一層層顧客的包圍下，顧盼神飛，談笑自若。可以想到，如果一個人，能永遠在這樣一種狀態中存在，豈不是很有意義，也很光榮？ 

等到集市散了，天也漸漸晚了，主人請他到飯鋪吃一頓飽飯，還喝了一些酒。他就又挾著他那把刀回家去。集市離我們村只有三里路。在路上，他有些醉了，走起來，搖晃得更厲害了。

對面來了一輛自行車。他忽然對著人家喊： 

“下來！” 

“下來幹什麽？”騎自行車的人，認得他。

“把車子給我！”

 “給你幹什麽？” 

“不給，我砍了你！”他把刀一揚。

騎車子的人回頭就走，繞了一個圈子，到集市上的派出所報了案。 

他若無其事地回到家裏，也許把路上的事忘記了。當晚睡得很香甜。第二天早晨，就被捉到縣城裏去。 

那時正是冬季，農村很動亂，每天夜裏，綁票的槍聲，就像大年五更的鞭炮。專員正責成縣長加強治安，縣長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他槍斃，作為成績向上級報告了。他家裏的人沒有去營救，也不去收屍。一個人就這樣完結了。

他那部《金玉緣》，當然也就沒有了下落。看起來，是生活決定著他的命運，而不是書。而在我的童年時代，是和小小的書本同時，痛苦地看到了嚴酷的生活本身。

1978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