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一篇《人人叫好的外國大學小班討論課，中國大學做起來為何阻力重重 》的文章，作者討論國內大學通識教育小班教學時提到，“過往在教學過程中更註重‘教’的內容與教的技巧”，而以小班討論則是為了“調動學生‘學’的熱情和主動性，……要讓教學變成一個學生主動求索的過程”。

目前中國大學采用的基本上是教授先大班講授，然後助教帶領小班討論的模式。這在美國是大學經常采用的一種專業課程教授方式。美國人文教育課程與專業大課不同，更多采用的是由教授直接擔任的小班教學。

通識教育的“大班授課，小班討論”模式雖然增加了小班討論的部分，但仍然是由教師傳授專門知識，接受知識傳授的學生並沒有機會與教授直接互動。主導他們討論的是助教，助教在教與學關系中的位置和作用是十分曖昧的。…

第二部分的文章是我對人文教育重要的提倡者和實踐者列奧·施特勞斯的一些思考，集中在他對人文教育的理解、他的精英人文理念與美國民主教育現實的差距、他與美國自由民主理念若即若離的關系。在中國，對施特勞斯的介紹很少有專門討論他人文教育理念的，幾乎全都集中在他對現代性的危機感和對自由主義、自由民主的反感。這是一種國內“新左派”的政治解讀，與這個世紀初曾經紅過一陣的“施米特熱”一樣，是少數知識分子為表現政治轉身新姿態的“學說挪用”。我在這一部分裏介紹了兩部論施特勞斯的專著，作者分別是美國和加拿大學者，他們的解讀比“新左派”的解讀應該說是更為客觀、全面和周全的。…

不久前，共識網上刊載了一篇題為《大學之外：通識教育為什麽重要？》的譯文，原文作者是美國馬裏蘭州安納波利斯的聖約翰學院院長克裏斯托弗·內爾森（Christopher B. Nelson），評論的是威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校長邁克爾·羅斯（Michael S. Roth）的同名新書Beyond the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耶魯大學出版社，2014）。譯者把“liberal education”譯成“通識教育”，這是值得商榷的。

國內教育和知識界人士常有將“通識教育”誤以為就是“人文教育”的，這可能是因為談論“通識教育”的人士自己並沒有從事人文教育的實際經驗，只是在理論層面上隨意發揮。其實，在美國大學的實際課程設置和教學目標中，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通識教育(general…

徐賁：對地溝油、牛奶品質、拖欠農民工工錢、隨意拆遷、大吃大喝這樣現象進行批評，可以從不同角度，在不同層面上進行，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去做。有人直接批評和譴責壞事，這是一種批評。有人進一步剖析這些壞事，揭示它們的深層危害，這又是另一種批評。一般人，包括普通報紙記者和民眾，都能做第一種批評，它涉及一個社會普遍的正義感和良心意識。一個社會裏的公民教育越好，普遍正義感就越強；公民們越是善於自我治理，也就越是能及時對壞事進行批評。但是，有的問題是需要從深層性質去揭示的，這就會需要公共知識分子參與，把道理說得更透徹一些，幫助一般民眾對類似的問題有所聯想，有所重視。…

在不同國家裏，啟蒙的自由任務並無大的不同。啟蒙的對象要認同人的自由、平等、尊嚴的普遍價值，不要因為觀念偏執、思想懶惰、愚昧習慣而對啟蒙有抵制的情緒。啟蒙只能喚醒自己願意醒來的人。

采寫：鳳凰網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