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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iPLOP on October 22, 2024 at 12:03pm

愛墾APP: 無器官身體の新媒體～～當教育體系在去中心化，新媒體至關重要，可成為教育資源的傳播、交互和創新平台。通過整合多種媒體形式（社交媒體、視頻平台、播客、在線社區等），新媒體也能夠重塑教育內容的傳遞方式，拓展學習的渠道和體驗，並推動更廣泛的學習者參與——

內容生產與傳播平台

新媒體可以通過其靈活性和多樣性，成為教育內容的核心傳播平台，打破傳統教育內容傳遞的時空限制。它不僅能夠將教育內容以更生動和吸引人的方式展示，還能使學習者隨時隨地接觸到教育資源。

視頻平台：如YouTube、B站等視頻平台可以成為教育課程、講座、演示的傳播工具，提供圖文並茂的課程體驗。通過短視頻和直播等形式，教育資源可以以一種更直觀和互動的方式呈現。例如：科技公司可以通過制作編程課程視頻，NGO可以錄制環境治理的實地教學視頻，使學習者能夠實時獲取與實際操作相關的知識。

播客與音頻內容：通過播客等音頻形式，學習者可以在通勤、運動等碎片化時間里獲取教育資源。尤其是在語言學習、哲學思考等領域，音頻教育形式更為便捷。例如：社會創新類組織可以通過播客傳播有關社會問題、解決方案的深度討論，為學習者提供思想啟發。

社交媒體：通過微博、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體平台，民間團體可以快速發佈課程內容、活動公告等信息，吸引不同群體參與。社交媒體的即時性和互動性也為師生之間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一個社區發展項目可以通過社交媒體發布成功案例和活動動態，吸引更多學習者和志願者加入。

互動式學習平台

新媒體的交互性使得學習過程不再是單向的知識傳遞，而是學習者與內容、與他人之間的多向互動。它能夠推動以互動為核心的教育方式，幫助學習者通過參與討論、答疑解惑、分享經驗等方式深度參與學習過程。

在線論壇與社區：新媒體可以支持教育類論壇和在線社區的建立，供學習者在課程之外繼續交流、討論問題和分享見解。這種模式不僅可以加強同儕之間的互動，還能夠促成跨區域、跨文化的學習者共同體。例如：一個開設環保、意念科學、地方智慧、鄉土文創等課程的NGO，可以通過論壇或社交平台組建學習社區，讓學習者交流環境保護中的挑戰與解決方案，從而在實踐中相互學習。

問答平台與即時互動：像Quora、知乎這樣的問答平台可以作為學習者解答疑問的補充工具，促進知識共享。而通過直播、即時通訊工具（如Slack、Discord）等，新媒體還可以實現實時的師生互動和項目協作。例如：技術課程的教師可以通過即時互動平台解答編程中的疑難問題，幫助學生在動手實踐中快速獲得反饋。

Comment by iPLOP on October 21, 2024 at 3:26pm

個性化學習路徑與數據反饋

新媒體通過算法和大數據技術，可以為學習者提供個性化的學習路徑建議，並基於學習者的行為數據反饋優化學習體驗。學習者可以通過這些數據追蹤自己的學習進度，並根據平台推薦的內容進行深度學習。 

個性化推薦系統：新媒體平台可以根據學習者的興趣、過往學習記錄、學習偏好等，為其推薦更符合個人需求的學習資源。這種個性化的學習路徑有助於提高學習效率，增強學習者的自主性。例如：一家在線教育平台可以根據學生的興趣推薦相關課程或資源，或基於他們的學習數據提供個性化的學習計劃。 

學習數據分析與反饋：新媒體可以通過對學習行為數據的分析，向學習者和教育者提供實時反饋，幫助學習者了解自身的學習進度與不足之處。教育者可以基於這些數據優化課程內容，提升教學效果。例如：通過在線測試和學習進度追蹤，學習者可以了解自己在哪些知識點上有不足，教育者可以針對性調整教學方法或內容。 

創新教學形式的探索

新媒體不僅僅是傳統教學內容的傳播工具，它還可以創新教學形式，創造出更具吸引力和參與感的學習體驗。例如，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等新興技術可以通過新媒體平台融入教學，提供沉浸式學習體驗。 

沉浸式學習：通過VR/AR技術，學習者可以置身於虛擬環境中進行體驗式學習。無論是歷史、地理，還是科學實驗等領域，VR/AR可以讓學習者更具沉浸感地理解複雜的概念或情境。例如：在環保課程中，學習者可以通過VR技術「參觀」受污染的地區或可持續發展的項目，感受環境問題的現實與解決方案的效果。 

游戲化學習：新媒體平台可以通過游戲化機制，增加學習的趣味性與激勵機制。比如通過積分、成就、虛擬獎勵等，激發學習者的動力，使學習過程更為互動和具備挑戰性。例如：學習者可以通過參與在線挑戰、答題競賽等活動獲得積分和獎勵，這種方式有助於提升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 

跨界合作與社會影響力

新媒體還能夠通過其廣泛的傳播影響力，促成不同領域的跨界合作，將教育資源帶入社會的更廣泛層面。例如，媒體、娛樂、企業、文化機構等可以通過新媒體平台聯合舉辦跨界教育活動，形成社會影響力。

社會影響與倡導：新媒體為教育內容的傳播和影響提供了廣泛的社會平台。通過制作教育公益視頻、社交媒體活動或線上討論，新媒體能夠在更大范圍內推動教育議題的普及和倡導。例如：一個推廣環境保護的教育項目可以通過社交媒體發起全球性的環保活動，吸引公眾參與和支持，從而通過教育改變人們的行為。

跨行業合作與資源整合：新媒體可以成為跨行業合作的平台，企業、政府、民間團體和教育機構可以通過新媒體聯合發布教育項目，共同開發資源，實現更大范圍的教育效應。例如：企業可以與新媒體平台合作，推出職業培訓課程或實習項目，而政府和NGO則可以提供支持和認證，形成一種互利共贏的教育合作模式。

教育公平與普及

新媒體的廣泛覆蓋能夠打破地域、文化和經濟背景的限制，使教育資源能夠惠及更多的人，尤其是偏遠地區或弱勢群體。通過新媒體，教育可以更加開放和包容。

教育的普及與公平：新媒體為那些無法接觸傳統教育資源的人群提供了新的學習機會。通過免費或低成本的在線教育資源，更多的人能夠獲得學習機會，從而縮小教育差距。例如：發展中國家或偏遠地區的學生可以通過在線課程學習到最新的科技、文化等內容，不再受限於地域和經濟條件。

在去中心化的教育體系中，新媒體不僅是信息傳播的工具，更是構建互動、個性化、創新和包容教育生態的核心載體。通過其靈活的傳播形式、強大的互動能力、數據驅動的個性化學習和跨界合作的潛力，新媒體為未來教育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推動教育從傳統模式向更開放、多元和創造性的方向發展。

Comment by iPLOP on October 9, 2024 at 11:41pm

愛墾APP: 人文研究的第三條路徑

除了傳統的定性（qualitative）與定量（quantitative）研究外，「情動轉折」提供了第三條研究路子的多個選項，包括感性研究、身體表演、非表征理論等，雖然為人文科學提供了新穎的方法論視角，但在進入學術領域的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

學術合法性與方法論挑戰：人文學科傳統上依賴於文本分析、歷史研究、符號學等規范化的定性研究方法，或者借用社會科學的統計和實驗等定量方法。而情動轉折的第三條路徑，強調感官體驗、身體實踐和情感過程的動態性，通常不以傳統的學術方式記錄或驗證。這種非傳統的研究方式在學術界可能被認為缺乏科學嚴謹性或可驗證性，從而影響其學術合法性。

應對策略：研究者需要積極發展能夠被學術界接受的理論框架和研究設計，如系統化的感官記錄方式，或者通過與定性、定量方法的交叉研究，增加這種路徑的方法學信度和可重復性。

數據的捕捉與分析複雜性：第三條路徑強調過程性和瞬間的情感生成，這種情感可能難以通過傳統的語言描述或文字化的報告來捕捉和傳達。情感的瞬時性、感官性、身體性和非表征性使得數據的采集、存儲和分析成為難題。比如，如何記錄個體在情感體驗中的動態變化，或者如何分析物質對象如何調動情感，都可能缺乏現有的分析工具和框架。

應對策略：研究者需要開發新的技術手段，如視頻記錄、感官檔案、虛擬現實技術、情感追蹤設備等，來捕捉和分析情感的細微變化。此外，研究者還需要在數據解釋中借助多學科知識，整合神經科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的見解，以豐富情感的理解。

學術評價體系的局限：人文學科的學術評價體系通常基於出版物的文字表現，包括學術論文、專著、報告等。這種以文本為主的學術發表形式限制了第三條路徑研究中感官和情感體驗的呈現方式。以表演、感官映射、身體實踐為主的研究，很難通過文字形式完整地傳達其過程和結果，因此在學術發表和評審過程中可能遭遇瓶頸。

應對策略：研究者可以通過跨界合作和新的媒介形式（如多媒體論文、藝術展覽、裝置藝術）來擴展學術輸出的形式，爭取非傳統學術成果的認可。同時推動學術界對這些形式的接受與評估標准的改進。

跨學科的整合困難：第三條路徑的研究通常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如文化研究、藝術、神經科學、建築學、心理學等，這意味著研究者需要具備多學科的知識背景。然而，在實際操作中，跨學科的整合並非易事，尤其是涉及到不同學科之間的方法論差異、概念的理解分歧和理論框架的不兼容性時，研究者可能會面臨較大的阻礙。

應對策略：研究者可以通過跨學科團隊合作，引入不同領域的專家，共同設計研究並解釋結果。此外，跨學科培訓和研討可以幫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其他學科的語言和方法，提高跨學科研究的協作能力。

學術主流的排斥性：在某些學術領域，特別是強調嚴謹實證和邏輯推理的領域，如哲學、政治理論或歷史學，情感與感性研究仍然被視為邊緣化議題。這種路徑強調的身體性、物質性和感性體驗，可能被認為不夠「嚴肅」或無法為學術界提供有用的解釋性框架。

應對策略：研究者可以通過發表更多理論化的論文，逐步在學術話語中爭取話語權，並建立「情動轉折」的研究社區，增加相互支持與推動。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術會議、期刊接受這些研究路徑，這一領域也會逐步融入主流學術范疇。

主觀性與解釋的多樣性：第三條路徑中的研究強調個人和群體的情感體驗，這在一定程度上帶有高度的主觀性。不同研究者對情感的感知和詮釋可能差異巨大，容易出現解釋多樣性，甚至相互矛盾的情況。學術界對研究成果的一致性和普遍性有一定要求，而主觀性的突出可能削弱研究的學術說服力。

應對策略：研究者可以通過透明的研究設計，明確自身的研究立場和研究對象的多重性，避免主觀性帶來的過度詮釋風險。同時，開發共享研究工具，如情感映射模型和感官分析框架，以增加研究的一致性和互補性。

文化差異與情感的不可譯性：情感和感官體驗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現形式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可能導致情感研究中出現文化不可譯性的問題。不同文化中的情感符號、身體語言和情感表達方式往往難以在另一文化中獲得同樣的理解與認同。

應對策略：在進行情感研究時，研究者應注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采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避免將單一文化的情感體驗模式視為普遍現象。通過比較研究，研究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情感在不同文化中的複雜性。

情動轉折研究的第三條路徑盡管具有極大的創新性和洞察力，但在進入人文科學的學術領域時，依然面臨合法性、方法論、數據分析和文化適應等多方面的挑戰。通過多學科協作、技術創新和學術評價體系的改革，情感研究可以逐步融入主流學術體系，為人文學科帶來新的思維方式和研究工具。

Comment by iPLOP on October 9, 2024 at 3:19pm

愛墾APP: 測量“真勢力”的方法

陳明發博士嘗言，無論「軟實力」，或「硬實力」，重點都在「勢力」。「東升西降」，都升了什麼，降了什麼，加減乘除一下，才來結算真勢力。

真勢力一事，由不得單方面宣佈，而忽略了人的情感的主體性、社會性與普遍性。

偏偏這事又不是簡單的加减乘除即可把握的。

那麽，除了傳統的定性（qualitative）與定量（quantitative）研究，「情動轉折」研究是否有第三條路子？

「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研究，除了傳統的定性（qualitative）與定量（quantitative）研究方法，確實提出了一條第三條研究路徑，即一種強調情感體驗和過程本身的方式，這可以稱為感性研究（sensory scholarship）或情感實踐研究（affective practice research）。這種方法更多關注情感與身體、物質性、空間性之間的互動，以及情感如何通過多感官體驗和動態的過程來生成和傳播。

以下是幾種典型的第三條路徑研究方法：

感官民族志（Sensory Ethnography）

感官民族志是一種專注於多感官體驗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傳統的語言和文本分析，更多地關注人類的身體感知、空間互動和物質性。研究者通過參與觀察、身體實踐和情感體驗，試圖理解情感如何通過聲音、觸覺、視覺和味覺等感官方式在文化場景中流動。這種方法特別適合情動轉折中的問題，因為它強調情感的身體化與感官化。

例子：研究移民群體中的情感體驗時，感官民族志可以通過參與節日慶典、觀察日常飲食文化或聆聽傳統音樂等方式，捕捉情感如何通過具體的身體體驗和物質環境得以表達和傳播。

身體表演（Performance Ethnography）

身體表演研究強調通過行動與表演來探討情感的生成與再現，研究者通過身體參與和即興表演，模擬情感的實際流動和展現。身體表演方法將研究者置於情感流動的中心，強調過程而非結果，使研究對象成為情感的共同創造者。

例子：在分析社會抗議中的情感時，研究者可以通過參與抗議活動，體驗身體在集體情緒中的角色，或者通過重新演繹社會抗議中的行為，理解憤怒、團結和恐懼如何在現場生成和演化。

情感映射（Affective Mapping）

情感映射是一種通過繪制情感的空間與時間流動來進行研究的方法。它特別關注情感如何在物理空間中積累、流動和擴散，研究者通過對空間的觀察與參與，繪制出情感在特定社會情境中的動態模式。情感映射適合用於探索情感與地理、歷史、建築等因素之間的關係，尤其是那些強調情感如何與環境互動的研究。

例子：研究城市空間中的情感時，可以通過訪談和現場觀察，繪制出某個城市中的特定區域是如何成為焦慮、喜悅或恐懼等情感的聚集點，並分析這些情感如何與地理位置、社會背景以及物質空間的特點相關聯。

情感檔案研究（Affective Archives）

情感檔案研究並不單純依賴傳統的歷史檔案，而是專注於情感如何在文化材料、視覺和物質對象中被記錄和再現。這種方法強調歷史中的情感痕跡，通過分析視覺文化、文學作品、物質遺跡和身體實踐，挖掘出過去的情感經驗。這種研究通常結合了歷史學、文化研究和物質文化分析等領域，探索情感如何在時間中被保存、傳播或遺忘。

例子：在研究一場歷史運動中的情感時，研究者可以分析運動中的象征性物件、口述歷史和視覺記錄，探討人們的情感如何通過這些物件和檔案在歷史中被記載或重新演繹。

非表征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非表征理論（由英國地理學家Nigel Thrift提出）強調研究情感過程和瞬間體驗，而不是將情感簡化為符號化的表征。這種方法關注情感在行動和互動中是如何生成的，而不試圖將其定性或定量化。非表征理論認為情感的意義並不在於語言或表征，而在於情感的過程性、生成性和潛在性。

例子：通過觀察人們在日常場景中的微小互動，研究者可以捕捉到情感如何在未被意識到的層次上瞬間生成和消逝。比如，行人在公共空間中的小動作、目光交流或不經意的身體接觸，都是情感生成的瞬間，不一定需要明確的語言或符號表達。

情感設計與物質性研究（Affective Design and Materiality）

情感設計與物質性研究關注情感如何通過物質對象和設計來激發和傳遞。研究者可以分析情感在物質文化中的表現形式，如建築設計、日常物件、藝術作品和技術裝置，探討情感如何通過物質化的形式影響個體和群體的體驗。這裡的研究不僅局限於物件本身，還包括物件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例子：在探討科技產品的設計時，可以分析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等物品如何通過其物理特性、用戶界面和設計策略來引發情感反應。設計師如何通過材質、顏色、形狀等因素來調動用戶的情感體驗，也成為研究的重點。

「情動轉折」研究的第三條路徑，不僅超越了傳統的定性與定量方法，還引入了對情感的過程性、身體性和物質性的深入關注。這些方法強調動態的、過程化的情感生成，而不僅僅是將情感作為一種可以測量或表征的對象。這種方法適合於捕捉情感的複雜性，特別是其在社會、文化和空間中的流動與轉化。對於理解情感如何在社會、文化和物質世界中發揮作用，感性研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

Comment by iPLOP on September 7, 2024 at 7:45am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理論創新—兼析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思想

摘要：約瑟夫·奈「軟實力」概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學術淵源。盡管在學理上約瑟夫·奈對「軟實力」思想有一定的貢獻，但其真實的目的是服務於美國政治及其國家利益。由於受政治立場和思維方法的局限，「軟實力」思想存在諸多認識上的偏隘。而中國學界對「文化軟實力」的研究，立足中國國情，突出中國特色，已經形成了包括「八對范疇」和「十六個問題域」的理論體系；在戰略定位、宗旨目標、內涵重構、文化作用、體系邏輯、認識的廣度和深度等方面實現了理論創新，超越了西方「軟實力」思想的界域，並為進一步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提出一系列學理性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軟實力 硬實力 文化軟實力 理論超越

「軟實力」概念傳入中國已近三十年。三十年來，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呈現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基本特征是「東升西降」。與之相應，學界對「軟實力」的理解和運用，也經歷了一些變化。這種變化的軌跡，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深入發展，歷經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強而日益清晰。十七大報告提出「文化軟實力是綜合國力重要組成部分」，使「軟實力」概念第一次寫進文件，其標誌性意義不可低估。

特別是十八大後，習近平對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意義給予更高的定位：「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係『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談到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時強調「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在談到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時又強調，要「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和「不斷提升」的表述說明黨和政府對文化軟實力越來越重視。

在這個大背景下，構建文化軟實力學術理論體系並不斷推出更多創新成果已成必然之勢。尤其需要指明的是，中國黨和政府一般不單獨使用「軟實力」概念，而是在「軟實力」前添加「文化」二字。這兩個字的添加，絕非可有可無，而是為中國特色軟實力理論創新研究吹響了號角。如何認識這一理論創新？如何進一步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回答這兩個問題，首先必須理清「軟實力」思想的來龍去脈，在比較、鑑別和借鑑中，溯源而知新。

一、「軟實力」思想提出的背景及其主要觀點

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是「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他在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註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書中，首次提出「軟實力」概念。這一概念的提出，既有政治背景，也有學術淵源。

從政治背景看，他主要針對的是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一書的觀點。肯尼迪認為，軍事擴張使美國正逐步走向衰落，使美國處於令人擔憂的境地。他認為：「在這種令人擔憂的環境中，大國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以比兩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費用用於國防，但仍感到國際環境不夠安全……大國走下坡路時的本能反應是，將更多的錢用於『安全』，因而必然減少經濟『投資』。從長遠看，這將使自己的處境更為困難。」

肯尼迪強調，美國會繼續衰落。1945年以來，美國佔世界GDP的比重持續下降，過去幾年下降得比預想還要快。針對肯尼迪的「美國衰落論」，約瑟夫·奈在書中進行了反駁。他認為，美國在經濟、軍事等硬實力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同時在文化、制度、價值觀等方面擁有軟實力優勢。只要能把軟實力優勢轉變為國際影響力，美國註定領導世界。他認定，美國實際上並沒有衰落。當時，約瑟夫·奈並沒有預見到蘇聯會因意識形態信仰扭曲而很快解體，因此他警告：「基於蘇聯的基本資源和軍事實力，在21世紀低估蘇聯這一超級大國將是一個錯誤。」在蘇聯解體以後，約瑟夫·奈開始認識到，西方的音樂、歌曲、娛樂方式等文化生活具有強大的軟實力，是「推倒柏林牆」的主要力量。由此可見，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真實目的，在於服務美國在冷戰時期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需要。他建議美國在運用軍事、經濟、科技等硬實力之外，還要運用更有效的軟實力。

從學術淵源看，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曾受到西方一些政治學家的啟發。美國政治學家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將政治權力劃分為武力、操縱、說服和權威四種形式。美國戰略家柯林斯（John M. Collins）把影響民眾思想和行動的政治力量、民眾的性格、精神面貌和教育程度以及起領導作用的因素均視為政治權力的組成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則認為，權威的核心不在於強制和暴力，而在於用價值觀成功地塑造全社會；建立權威就是塑造共識的過程。

上述政治學者所強調的「說服」「民眾的性格、精神面貌和教育程度」「價值觀」「共識」等，都屬於文化、思想、意識形態范疇，都是「軟實力」的資源。其觀點都不同程度地影響過約瑟夫·奈，而影響最大的是英國現實主義學者卡爾(E. H. Carr)。卡爾把「國際權力」區分為三類：一類是軍事權，二類是經濟權，三類是話語權(文化權、輿論控制權)。在約瑟夫·奈看來，軍事權帶有威脅生存的強制性；經濟權帶有利益誘惑的收買性；而話語權則具有說服、誘導、吸引、同化的柔軟性，把自己想說想要的主張變成別人想說想要的主張，使別的國家心甘情願跟著自己國家走。正是受卡爾「話語權」的啟發，約瑟夫·奈提出了「軟實力」概念。他認為「軟實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和國際機構」。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約瑟夫·奈最早提出了「軟實力」概念，但對其界定是模糊且搖擺不定的，他主要是針對一些國際關係的實際問題，為美國政府出謀劃策，而其觀點往往隨其對國際形勢的認知變化而演變，並沒有形成系統的軟實力理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一些學者提出「巧實力」概念並賦予比「軟實力」更重要的意義後，約瑟夫·奈本人對軟實力的價值判斷又出現了一定的游移。[下續]（愛思想 2023-07-03）

Comment by iPLOP on September 5, 2024 at 8:07pm

2004年，美國學者蘇珊尼·諾瑟（Suzanne Nossel）在《外交》雜志上提出「巧實力」（Smart Power）概念，認為實現美國的外交目標，需要把硬實力和軟實力巧妙地結合起來。受此啟發，2007年，約瑟夫·奈和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德·李·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合作，共同撰寫了題為《巧實力戰略》的研究報告，試圖通過運用「巧實力」幫助美國擺脫外交困境，鞏固美國全球霸主地位。

約瑟夫·奈還針對一本關於美國硬實力的著作寫了一篇書評《巧實力：探尋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平衡》（「Smart Power: In Search of the Balance between Hard and Soft Power」）。在該文中，他一如既往地批評布什政府對軟實力的忽視，同時強調，要把硬實力和軟實力有效地結合為「巧實力」，運用「巧實力」。但是，他對巧實力並未進行深入解釋。

在《靈巧的超級實力》一文中，約瑟夫·奈又結合「打擊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的戰爭」推銷「巧實力」。但他回避了美國同反恐戰爭的關係，認為「這場斗爭的雙方不是伊斯蘭和西方世界，而是伊斯蘭內部的戰斗，對立的一方是少數恐怖分子，另一方則是非暴力的伊斯蘭信徒的主流。美國必須吸引伊斯蘭信徒的主流以使得恐怖分子無法招募新的成員，才能擊敗『聖戰』極端主義。」

「美國需要像冷戰中所做的那樣，把硬實力和軟實力有效結合成『巧實力』。

反恐戰爭既需要軍隊、情報和國際警察部門通力合作來打擊強硬恐怖分子；同時，還要吸引伊斯蘭主流民眾，孤立極端分子；起著關鍵作用的還是軟實力。」

在另一篇文章《巧實力和反恐戰爭》中，他還進一步闡述了「巧實力」在反恐戰爭中的運用問題。而在《美國能夠重獲「巧實力」》一文中，他強調「巧實力」是美國領導世界的「工具箱」。這一思想後來被美國政府采用。為了遏制中國的發展，2011年11月，美國奧巴馬政府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宣布美國要實施「轉向亞洲」戰略，或稱之為「亞太再平衡戰略」。即口頭上，盡管美國政府否認遏制中國崛起，但事實上，美國通過重新平衡亞太各國的力量對比，來達到美國重新主導亞太意在針對中國的主要目的。其具體實施的謀略正是運用「巧實力」。

一方面，美國不斷在中國東海和南海炫耀武力，另一方面，又不斷挑撥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到了特朗普總統任期，其巧實力中的軟實力，變成了毫無底線的造謠、誹謗、打壓。拜登上任後，迫於國內政治壓力，基本延續了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而無實質性變化。

不難看出，在約瑟夫·奈等人的推動下，近年來美國政界更加青睞和試圖運用「巧實力」。但是，「巧實力」概念並無太多新意。以「軟硬兼施」手法形成「巧實力」，古已有之，難稱其「新」。雖然在宏觀戰略實施過程中，「軟硬兼施」的「巧實力」更有效，乃至其聲譽一度壓過「軟實力」，但就思想創新性而言， 「軟實力」的學術創新價值仍然超過「巧實力」。所以，時至今日，「軟實力」術語出現的頻率仍然比「巧實力」高。

梳理約瑟夫·奈在不同論著和場合中的提法，所謂「軟實力」理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運用非強制性手段控制別國的能力。

約瑟夫·奈提出，傳統觀點認為，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通常是衡量一國實力的重要指標；然而國與國之間的超強實力的來源正在發生變化，不再是擁有資源的能力，而是改變其他國家行為的能力；國家綜合國力可劃為兩種，即硬實力（Hard or Command Power）與軟實力（Co-optive or Soft Power）。國家實力不僅包括資源、經濟、軍事和科技等硬實力，而且還包括文化、價值觀、制度、國際話語權等軟實力，硬實力和軟實力兩者缺一不可。

對美國來說，在21世紀的超強能力不是擁有多少資源，而是控制國際政治環境的能力以及讓其他國家按照美國意願行事的能力，因此要從過度依賴硬實力轉向同時重視軟實力。在《軟實力的挑戰》一文中，他對「軟實力」概念進一步作了概括，認為「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與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吸引力，它通過吸引力而非強制力來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並獲得理想的結果，目的是使其他國家信服地跟隨你，遵循你所制定的行為標准或制度，並按照你的設想行事。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信息的說服力。

如果一個國家可以使它的立場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並且鼓勵其他國家依照尋求共存的方式來加強對它們有利的國際制度，那麼它無需擴展那些傳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在《為何再不能單純依靠軍事力量》一文中，他強調，在21世紀，由於軍事力量的使用會危害一國的經濟實力，加之道德方面的約束，使得軍事力量的使用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不能再單純依靠軍事力量，而應更多地使用軟實力。

他在另一部著作《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中，進一步充實了「軟實力」概念，提出「軟實力是一種能力，它能通過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誘來達到目的。這種吸引力來自一國的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當在別人眼里我們的政策合法、合理之時，軟實力就獲得了提升」。在該書中，他從行為分佈和潛在資源兩方面比較了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區別。由於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思想旨在服務於美國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所以他在論述時難免多以美國為例，包括美國如何以軟實力服務外交意圖。他認為，建構世界新格局不能只依靠軍事武力，還要運用文明、文化、價值觀念才能成功。

Comment by iPLOP on September 4, 2024 at 9:13am

2004年，在比較各國軟實力時，約瑟夫·奈提出，在大眾文化領域，「蘇聯文化談不上具有軟實力」；「封閉的體制、缺乏吸引力的流行文化、笨拙的外交政策，這一切都意味著，冷戰期間蘇聯在軟實力方面從來就不是美國的真正對手」。從軟實力資源角度看，與美國力量最接近的競爭者是歐洲。亞洲國家也具有豐富的軟實力資源。依他的觀點，在亞洲的日本是軟實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但總體上亞洲國家軟實力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但是，到2013年，約瑟夫·奈又有新的判斷，認為亞洲的軟實力到2025年會顯著提升，甚至可以達到歷史上最好水平。

單從學術角度看，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無疑是一個貢獻。這個概念形象地概括了思想、文化、精神、情感、制度、話語權、國家形象等影響力的「柔軟」共性。從這一「共性」出發，約瑟夫·奈認為蘇聯解體是因為「在軟實力方面從來就不是美國的真正對手」。但他這種觀點是在蘇聯解體14年之後提出的，而在他的「軟實力」開山之作中他對蘇聯的力量還是敬畏的。因此，「從來」一詞，有些欠妥。就事實而言，十月革命勝利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蘇聯文化軟實力可謂生機勃勃，充滿吸引力。僅一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不知影響了多少國家的熱血青年。約瑟夫·奈本人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承認，「戰後早期，蘇聯從這些戰略軟資源中獲益頗多，諸如共產主義、跨國的共產主義機構等。」

約瑟夫·奈認識上的偏頗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他僅僅把「軟實力」看成外交戰略和國際博弈的權謀，完全沒有重視軟實力對國內的影響；其二，他沒有從發展演變的角度來衡量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興衰，把蘇聯解體時的軟實力等同於蘇聯全部歷史的軟實力；其三，他提出「軟實力」的宗旨是在論證美國得以在世界上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這顯然有違各國人民對國際民主與世界和平的期盼。

第二，利用信息革命提升「軟實力」，以彌補硬實力的不足。約瑟夫·奈敏銳注意到，信息革命極大地提升了軟實力作用，即提升了意見、文化和政策的吸引力。信息革命、技術進步以及全球化並不能取代某個國家，但會愈發增加國際政治的複雜性。他認為，21世紀美國要想繼續在全球政治中保持領導實力，取決於以下因素：美國經濟保持強勁、社會不衰退；保持現有的軍事實力但又不過度軍事化；不因憑借自己的力量而變得過度單邊主義和傲慢，以致浪費其軟實力資源；不會發生重大災難性事件，使得美國朝著孤立主義方向發展；以更廣闊的、更富有遠見的視野綜合全球利益來重新界定國家利益。

他還分析了非政府組織、信息和通信領域的技術革命對軟實力的影響，認為「信息革命正在造就跨國界的團體和網絡。跨國公司和非政府機構（包括恐怖組織）將發揮更大作用。很多這樣的組織吸引我們的公民加入他們的跨國聯盟，形成它們自己的軟實力。」「信息和通訊領域的技術革命分散了政府的權力，使得個人和團體能夠在世界政治中發揮過去只有政府才能發揮的作用。」

在《權力大未來》（The Future of Power，2011）中，他從全球事務的權力分配出發，探討了21世紀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和軟實力，分析了軟實力資源如何適應信息時代，以及運用巧實力時為何不能僅僅依靠軍事實力。約瑟夫·奈看到，以往由政府控制的信息現在大眾也可以操縱，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使非政府組織和普通百姓很容易獲得軟實力資源；非政府組織和普通民眾可以在家中對政府發動網絡襲擊，甚至制造令全世界感到恐懼的安全威脅。因此，網絡時代的主權國家增加了軟實力的「新邊界」。約瑟夫·奈對網絡無政府狀態表示十分憂慮，他說：「不受監管的網絡世界正變得日益危險，這不僅僅對網絡空間本身造成影響，而且對經濟、地緣政治、民主社會，以及戰爭與和平等基本問題都有嚴峻影響。」「在全球軍事沖突領域，計算機網絡已成為除傳統的陸、海、空、天四大領域之外的第五個領域。」 

約瑟夫·奈關於網絡的見解是睿智的，深刻地反映了網絡給非政府組織所增加的能量，以及給政府組織提出的嚴峻挑戰。他看到了非政府組織和網絡信息相結合，將發揮過去只有政府才能發揮的作用。特朗普主政四年的美國政府幾乎從反面印證了約瑟夫·奈15年前的告誡：21世紀，美國已經很難「繼續在全球政治中保持領導性的實力」，美國經濟不再「保持強勁」、社會已經「衰退」。當此之時，特朗普卻把「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傲慢」推向了極致；只求選票，不顧民生，乃至造成了大量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這是美國軟實力衰敗無法掩蓋的證據。特朗普連任總統的夢碎，顯然有其軟實力失敗導致的必然性，而媒體巨頭特別是互聯網巨頭對特朗普的限制和封殺，無疑加劇了其因軟實力失敗而招致的競選連任的失敗。

Comment by iPLOP on September 3, 2024 at 11:51am

第三，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導致美國軟實力衰落。

約瑟夫·奈稱，傳統觀點認為，一個國家的實力主要體現為戰爭能力，即軍事能力，隨著20世紀中葉「核時代」的到來，美國和蘇聯不僅擁有工業力量，還擁有核武器和洲際導彈。

然而，當今時代，美國實力的基礎正在發生轉移，單純使用軍事力量越來越受到限制。一是核武器盡管威力巨大，爆炸後破壞性比較強，但理論上一般不會使用，除非極端情況。二是民族主義興起，使得通過霸權來控制覺醒的民眾越來越困難。三是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發生巨大變化，後工業時代社會主義國家更多地關注社會福利而不是榮譽，因而除非生存受到威脅，他們已厭惡戰爭。四是對當今人類社會的大多數國家而言，使用武力會嚴重損害他們的經濟實體。

綜合以上情況，約瑟夫·奈認為，在當今國際優勢較量中，軍事實力已不再起主導作用，而經濟實力的影響力將變得越來越大；美國要想保持強大，必須關注軟實力。在《伊拉克戰爭之後的美國實力與戰略》一文中，約瑟夫·奈批評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及之後采取的外交戰略：「世界是不平衡的。如果有人質疑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實力，那麼伊拉克戰爭無疑很好地消除了人們的質疑。」

但他同時認為，美國政府過分關注國家間軍事力量的不均衡是錯誤的，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使得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評論家摸不著頭緒，仍在黑暗中前行，不知如何應對。

在21世紀，美國仍是實力最強的國家，但對越來越多的事務失去控制。盡管美國在傳統事務上應用硬實力游刃有餘，但這些措施不能適應由於全球化和技術民主化所帶來的世界政治轉變。美國缺乏處理國際和國內一些沖突的能力，這些衝突主要是監控轉型發展威脅美國安全的問題。在處理當今社會的一些關鍵問題，如國際金融穩定、反毒品、疾病控制尤其是新型恐怖主義時，單純使用軍事力量並不能取得成功，且有時候軍事力量的使用會產生不良後果。

因此，應重視使用軟實力。約瑟夫·奈還深刻檢討了美國冷戰後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和由此遭受的災難與仇視，以及帶來的軟實力衰落，即美國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體現的價值觀對其他國家產生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受到質疑。就如何更好地發揮美國的軟實力，他提出了短期、中期、長期戰略。最後，他告誡美國，「與硬實力不同，軟實力的運用更不能實行單邊主義，這是美國還沒有認識到的事實。為了與世界有效地溝通，美國首先需要學會傾聽。」

約瑟夫·奈關於美國「單純使用軍事力量越來越受到限制」的分析有其道理，但他把美國權力的局限僅僅歸結於「美國冷戰後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和「軟實力的衰落」則是片面的，未看到問題本質，即美國霸權主義貪婪掠奪的實質。

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實際采納了約瑟夫·奈的觀點，更多地運用了美國的軟實力。然而，美國以功利性為目的的軟實力策略只能在短時間內產生一點戰術效益，不可能改變大的戰略格局，其亞太再平衡戰略也不會成功。

二、約瑟夫·奈「軟實力」思想的主要問題

約瑟夫·奈說：「當我提出軟實力這個概念時，我認為它是一個學術概念，以彌補國際關係學者對權力思考方式的不足。」但事實上，約瑟夫·奈是把「軟實力」當作政治武器的。約瑟夫·奈於2022年9月發表新作《面對中國崛起，美國有哪些應做與不應做的事》。盡管約瑟夫·奈並不是主張打「新冷戰」的反華強硬派，不贊成在經濟上和中國「脫鉤」，也不認為「妖魔化」中國有利於美國，但是，約瑟夫·奈始終站在維護美國霸權主義的立場上，這是一以貫之且旗幟鮮明的。只有看清楚這一點，才能正確理解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宗旨和運用「軟實力」的策略。

不可否認，約瑟夫·奈闡述「軟實力」功能、作用、影響，對一系列國際問題作出有參考價值的分析，是他對國際政治學的貢獻。但是，他沒有對「軟實力」概念給出一以貫之的界定，諸多觀點也不夠嚴謹。特別是他的一些「軟實力」觀點因缺少辯證思維而經不起推敲。例如，他曾「提醒」別人對「軟實力」進行「再思考」，而事實上他在提醒過程中的某些論斷同樣需要再思考。

《軟實力的再思考》一文中，針對一些人關於軟實力的看法和觀點，約瑟夫·奈進行了回應。這也是約瑟夫·奈比較集中闡釋他的軟實力思想的一篇文章。但是，他的「再思考」存在明顯不夠嚴謹之處，經不起推敲。主要有以下九個方面。

Comment by iPLOP on September 1, 2024 at 1:33pm

其一，「軟實力是指文化的實力——這個觀點僅部分正確」。約瑟夫·奈在批駁這段引文時，認為某個國家軟實力主要源於那個國家的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對外政策。他認為，其中「文化」只是軟實力的來源之一。顯然，他對「文化」在「軟實力」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不夠深入。因為軟實力的所有要素都無法和文化切割；離開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對外政策」就無從談起。政治價值觀的取向和對外政策的思路，均與提出者、制定者和規劃者的文化視野、文化功底、文化偏好密切相關，因此文化必然滲透到軟實力的各個環節和要素。因此，文化並非僅僅是「來源之一」。

其二，「經濟實力是軟實力——情況不是這樣子的」。認為經濟實力等同軟實力，顯然站不住腳。不過，約瑟夫·奈認為，經濟實力能夠轉化為軟硬兩種形式的實力，經濟制裁是硬實力手段，財富吸引是軟實力。約瑟夫·奈在這里最主要的問題是沒有區分「經濟實力」和「經濟制裁」。「經濟實力」是硬實力，而「經濟制裁」則是制定和實施某種懲罰性的經濟政策和策略，屬於智慧創造過程，是一種「軟」實力；即便「經濟實力」比較弱的國家，同樣可以利用自身經濟資源的某種特點而具有的相對優勢制裁對手，迫使對手改變政策，這也是一種軟實力。約瑟夫·奈把經濟制裁簡單地等同於硬實力，顯然欠妥。

其三，「軟實力比硬實力更仁慈——事實並不完全是這樣」。約瑟夫·奈認為，由於軟實力通常被當成硬實力的替代物，所以主張以道德為重的學者和制定政策的人經常使用軟實力。同任何形式的實力一樣，軟實力既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做壞事，關鍵看誰掌控這種實力、如何運用這種實力。

約瑟夫·奈的反駁還可以更深一步。事實上，硬實力本身也是中性的，不存在善惡之分。硬實力僅當被掌握並運用於不同性質的行為時，才有善惡之分。因此，當硬實力被用來維護正義時，它便是「仁慈」的；當硬實力被用來踐踏正義時，它一定是殘暴的。軟實力不同於硬實力，它並非中性的。軟實力屬於意識形態，本身就有正負之分，並不都「仁慈」。服務於霸權主義和侵略者的軟實力，不可能是仁慈的，而服務於維護世界和平正義的軟實力，本質必然是「仁慈」的。

其四，「硬實力能夠衡量，而軟實力則很難——這個觀點是錯誤的」。約瑟夫·奈認為，對軟實力資源進行量化是可能的，比如可以測量和比較文化溝通能力、外交資源等；可以通過民意調查來量化一個國家吸引力的變化。事實上，即使硬實力，也不那麼容易量化，對硬實力資源表面上准確的測量在很多情況下是膚淺的，可以成為「有形的謬論」。

上述觀點表明，約瑟夫·奈並沒有嚴格區分「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理論界限。軟實力是相對於硬實力而言的：一切有形的、可以計量的、能表現出強制性作用的實力都是硬實力。而軟實力所以稱之為「軟」，恰恰因為它是無形的、柔性的、難以計量的，表現為精神、情感、智慧、形象、吸引、凝聚、感召等影響力。約瑟夫·奈認為「民調」可以量化軟實力，這種看法也有點簡單化。因為，每個「民」都是活生生的個體，有不同的經歷、處境、知識結構、價值取向和判斷，所以依據「民意調查」來評價軟實力難免存在誤差，甚至是顛覆性誤差。因此，針對軟實力的評價，僅靠「民意調查」的量化研究是不行的，必須進行深入的定性研究，才能觸及問題本質。

對「硬實力資源」的評價，如果完全離開文化軟實力考量和辯證思維，僅僅依據量化研究，那就不僅是什麼「有形的謬論」的問題，而且有時甚至會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例如，軍隊數量和武器裝備可以計算其科技含量、數量和威力，但計算結果並不等於戰斗力（硬實力）。軍隊的戰斗力必然是各種要素所形成的合力，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軍人的理想、信念、智慧、忠誠和勇氣，而這些恰恰歸屬於無法計量的文化軟實力范疇。

其五，「歐洲關注軟實力的應用，而美國則關注硬實力的使用——確實如此」。約瑟夫·奈認為，歐洲成功地運用軟實力，使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獲得了它想要的結果，而美國的行為則表現出似乎軍事實力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理念，但應注意的是，單純依賴軟實力或硬實力中的任何一種都不正確，應把二者有效結合成「巧實力」。事實上，在「軟實力」應用上如何評價歐美異同，需具體分析，不應一概而論。現在看來，英國已經「脫歐」，約瑟夫·奈對歐洲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評價，顯然與事實落差很大。但他主張軟實力和硬實力應有效結合，無疑是正確的。

其六，「布什政府忽視了美國的軟實力——這個觀點比上一個觀點更正確」。約瑟夫·奈認為，布什在第一任期內因忽視軟實力而付出了高昂代價，而在第二任期內則顯示出對軟實力更多的關注，開始重視對外政策的價值，增加了公共外交的預算。顯然，約瑟夫·奈屬於民主黨人，他批評布什政府，可以理解，但是，他對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評價是片面的，完全稱不上「更正確」。事實上，布什政府雖然沒有使用「軟實力」概念，卻並沒有忽視軟實力運用。無須多舉，布什的就職演說，乃至其一系列國際戰略權謀，就是其對軟實力的表達和運用。

Comment by iPLOP on August 31, 2024 at 11:59am

其七，「有些目標的實現只能依賴硬實力——這是毫無疑問的」。約瑟夫·奈認為，解決所謂「朝核」與「伊核」問題，只有使用硬實力才能取得預期效果。這一觀點值得懷疑。因為，任何硬實力都離不開軟實力，否則硬實力就是一堆毫無靈性和智慧的廢物。特別是他認為軟實力並沒有影響朝鮮和伊朗擁核，顯然不確切。其實，在面對任何所謂威脅時，美國政府向來都是軟硬兼施。在解決「朝核」和「伊核」問題等國際對話、協商與會談當中，美國也是這樣做的。例如，在所謂「朝核」和「伊核」問題的博弈中，處處可見美國的軟實力，而談判被中斷與破裂，無不與武力（硬實力）威脅存在關聯。如果美國政府根本不考慮朝鮮的合理安全關切，只知尋求朝鮮半島「無核化」，那近於緣木求魚。

其八，「軟實力很難把握——這個觀點部分正確」。約瑟夫·奈認為，政府能夠傳播大眾文化，但不能改變大眾文化，所以軟實力的核心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他實際上認為軟實力的創造主體既有政府組織，也有非政府組織，其中非政府組織難以控制。但不論是政府組織，還是非政府組織，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作用並不相同，故不能僅僅依據非政府組織數量的多少來衡量軟實力的強弱。約瑟夫·奈曾以美國非政府組織多、中國非政府組織少來斷定美國軟實力如果打90分，中國軟實力則只能打60分。顯然，他完全忽略了國情差別，認識過於簡單。事實上，中國的文化軟實力主要來自中國人的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五千多年源遠流長的民族精神與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緊密融合，在中央堅強領導的政治組織優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作用下，其實力之強大，絕非西方非政府組織所能望其項背。

其九，「軟實力與當下的恐怖威脅無關——這是個錯誤觀點」。約瑟夫·奈認為，西方需要用硬實力來對付本·拉登這樣的極端恐怖分子，但在伊斯蘭世界的內戰中，需要適時贏得人心的戰略，軟實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這里，又一次顯示出約瑟夫·奈認識的片面。消除恐怖主義是人類的共同責任，但反恐必須標本兼治。從長遠看，治本更加重要。只有清除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才能根除恐怖主義。約瑟夫·奈把「反恐」僅僅歸結為伊斯蘭世界的內戰，顯然有撇清美國因素之嫌，這可另當別論。但他認為對付本·拉登式的極端恐怖分子只能使用硬實力，可能有點絕對化了。事實上，美國在伊斯蘭世界所做的「爭取人心」的事情，不是太少，而是很多。問題是，美國對伊斯蘭文化的偏見、對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對以色列的偏愛，對中東石油資源的掠奪，才是滋生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的「土壤」。因此，軟實力必須以公平正義為前提和基礎。

三、「文化軟實力」研究及其理論創新

「軟實力」概念傳播到中國後，中國學者基於中國文化的背景，對其進行研究和闡釋，結出了極具中國特色的理論果實。1993年，中國有學者曾提出「軟權力」（實則是「軟實力」）概念及其內涵，其中包括政治系統和政治領導、民族士氣和民族精神、國際形象、對外戰略、確定國際體制的能力以及科學技術等范疇。

經過十多年發展，中國學者開始自覺地從不同視角推動「文化軟實力」深化研究。

（一）中國學界深化研究文化軟實力的五個維度

（1）關於「文化軟實力」的內涵研究。包括歷史生成、語義分析、外延遞減、文化功能等著眼點。有學者則基於廣義或狹義文化、文化功能整合、文化創生力、文化在綜合國力中的作用等視角進行研究。

（2）關於文化軟實力構成要素研究。包括「資源要素說」（即從文化軟實力資源的來源分析其構成要素）、「合力要素說」（即從文化軟實力的「力」的具體表現來切入）。

（3）關於文化軟實力特征屬性研究。包括無形性、非強制性、人性化及作用時間持久性；內容結構的層次性、作用方式的隱蔽性和實施效果的不確定性；社會主義導向性、時代性和民族性。

（4）關於文化軟實力實踐研究。重點是梳理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成就；也有學者揭示文化軟實力建設存在的問題及面臨的困難；還有學者揭露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的蛀蝕和破壞；另有學者則著眼於學習借鑑國外文化軟實力發展經驗。

（5）關於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路徑。對這個維度，學者們的討論和研究比較多。他們多是從宏觀視角提出一些對策建議，諸如「五化能力」「四種戰略」「系統十力」等；也有學者專注於從某一具體領域，比如文化體制改革視角、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視角、提升國際話語權視角等進行研究。

總體來看，這期間「文化軟實力」研究是與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同頻共振的。盡管這些研究見仁見智，各有優長，也難免各有偏隘，但畢竟標志著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已經告別了那種照搬西方、囿於介紹約瑟夫·奈觀點的「模仿階段」，真正進入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階段，為文化軟實力研究理論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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