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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柏格森對話意念科學

盡管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沒有專門討論Noetic Science，但他的「創造進化論」（L'évolution créatrice）中的核心思想，如「生命的衝力」（élan vital）、直覺和時間的流動，與意念科學的許多論點可以產生一定的共鳴。我們可以逐一分析這些言論與柏格森思想的關聯性。

「我們的世界肖似一個巨大的量子信息網絡。」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中，世界並不是機械的、固定的，而是充滿創造性的、不停變化的。盡管他沒有談論量子物理，但他認為生命和意識是流動的、不斷演化的過程。這與將世界視為動態信息網絡的觀點有相似之處。柏格森相信生命和意識不是被既定的物理法則所完全控制，而是充滿了創造性的發展。這種對流動、變化和非固定的強調，可能與「量子信息網絡」的觀點共鳴。

「『真實』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流動或變動的。」柏格森對「時間」的理解與此觀點直接相關。他認為時間是「綿延」（durée），而非一系列靜止的瞬間。這種持續的、流動的時間是不可還原的，世界是通過這種流動來表現的。因此，柏格森的哲學非常強調「真實」是一種不斷演變的狀態，而不是固定的。這與該論點非常契合，因為它也指出了「真實」並非穩定，而是流動的、變化的。

「想要用意念影響物質，念頭必須非常專注，而且動機強烈。」柏格森雖然沒有明確提到意念影響物質，但他對「直覺」和「知性」的區分可以為此提供解釋。他認為直覺是一種能接近生命本質的感知方式，比知性更接近真實的流動。因此，如果將「念頭」看作一種直覺的集中，或生命衝力的表達，那麼這一觀點與柏格森的思想有一定相似之處：通過直覺和意志，個體有能力參與和影響生命的創造性流動。

「物質並不是固態和穩定的，甚至不是任何東西。」柏格森對物質的看法並不認為它是完全獨立的、機械的存在。他強調物質和意識之間的相互作用，並認為物質是與生命流動密切相關的。因此，物質的非固態性或非固定性與柏格森的觀點契合。他的哲學認為，物質和生命的關係是複雜的，物質是被生命沖力所推動和影響的，不是靜止的、無生氣的實體。

「生物體歸根究底是由電子之類的粒子構成，所以任何磁方向的激烈改變，理應深深影響他們的生理過程。」雖然柏格森沒有討論電子或磁場，但他的「生命沖力」概念可以與這一論點建立一定聯系。柏格森認為生命具有內在的動力和創造性，能夠超越物質的限制。因此，生物體受能量或磁場等物理因素影響的觀點可以與柏格森的生命沖力概念相呼應，即生命不僅僅是物質的機械反應，而是包含著更深層次的創造性力量。

「次原子物質與零點能量場的不斷交換能量。移去零點能量場，所有的物質將會垮陷。」柏格森的哲學關注物質與意識之間的相互作用，強調生命和意識是推動物質發展的核心力量。因此，如果將零點能量場視為物質和生命流動之間的連接點，這與柏格森的「生命沖力」有相似性。在他看來，物質並不是獨立於生命和意識的存在，物質的存在依賴於更深層次的生命流動。雖然柏格森不會直接提到零點能量場，但他強調的生命與物質的互動關係可以映射到這一理論上。

「心靈顯然是以某種方式與物質不可分地連接在一起。」柏格森的思想強調意識和物質之間的不可分割性。他認為意識並不是機械的物質世界的副產品，而是推動生命演化的核心力量。這與Noetic Science中意識和物質相互作用的觀點十分一致。柏格森認為，意識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與物質世界的互動中表現出其創造力。因此，意識和物質不可分離的觀點在柏格森的哲學中有強烈的共鳴。

「心理狀態也會影響到周遭人的生活。」柏格森的「直覺」理論可以與此觀點聯系起來。他認為個體的內在狀態通過直覺和創造性力量影響周圍的世界。心理狀態和外在環境並不是分離的，而是通過「持續」這一時間性過程相互作用。因此，心理狀態影響周圍環境的觀點與柏格森的整體性哲學是契合的。

「不管我們是否有自覺地送出意念，照樣能影響四周的環境。」柏格森強調的「生命衝力」和「直覺」是人類行動和影響的基礎。雖然柏格森沒有直接討論意念的影響，但他相信個體的生命力和創造性潛力是可以通過潛意識的方式影響世界的。因此，個體意念是否自覺並不妨礙其對環境產生影響，這與柏格森認為生命力持續影響物質的觀點是一致的。

雖然亨利·柏格森並沒有具體研究意念科學的理論，但他的「創造進化論」特別是關於生命沖力、直覺與物質的相互作用，與Noetic Science中的許多思想存在一定的共鳴。例如，他對生命流動、物質非固定性以及意識對物質世界的影響的觀點，可以與意念科學中的一些核心論點相呼應。柏格森的哲學可以為意念科學提供一種深刻的形而上學背景，幫助理解生命、意識與物質的複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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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 李商隐的《锦瑟》文创

李商隐的《锦瑟》是唐代名诗之一，因其意象丰富、情感深邃且晦涩难懂，常被后人解读为“无题诗”代表。通过雅各布森的“文学性”和“诗性”理论，可分别从文本的整体特质和语言的形式功能来挖掘其美学价值。

《锦瑟》全文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文学性（Literariness）

雅各布森定义文学性为：使一段文本成为文学作品的整体特质，包括形式、语言技巧、修辞手法等。在《锦瑟》中，可察觉掘其文学性：

（1）丰富的象征与意象

《锦瑟》充满象征性意象，如“锦瑟”、“庄生晓梦”、“蝴蝶”、“望帝”、“杜鹃”、“沧海”、“明月”、“珠泪”、“蓝田”、“玉烟”等。意象既有具体的形象，又具有象征性的隐喻。如“庄生晓梦迷蝴蝶”出自《庄子·齐物论》，暗示人生如梦的哲思；“望帝春心托杜鹃”源自蜀地的传说，象征了执着的哀愁与思念。

（2）晦涩与模糊的情感表达

李商隐的诗以含蓄、晦涩闻名，往往不直言情感，而是通过隐喻和象征来表达。此情感模糊性也是文学性表现之一，它要求读者通过语言形式去解读、体会诗人的情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表现了复杂情感——后悔、失落与无奈的交织，这种情感的表达是通过诗的形式隐约透露出来的。

（3）典故运用

《锦瑟》中运用了多个古代典故，如庄子的“蝴蝶梦”和望帝杜鹃的故事。典故的引用是文学性的重要特征，通过借用前人的故事和文化积淀，增强诗歌深度和历史感，也要求读者有一定的文化背景来理解。

（4）情感与时间的交织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一句直接点明了“华年”（青春岁月）的逝去，诗人通过象征性的琴弦描绘了人生的美好与哀愁。对时间与情感的隐喻式结合，构成整体文学美感。

诗性（Poetic Function）

根据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理论，诗性特别注重语言形式、音韵、句法等方面对审美的强化。《锦瑟》中的诗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音韵美感

全诗中，李商隐巧妙运用了对仗和音韵的配合，创造出和谐的韵律。例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一联，既是对仗工整，又在音律上富有音乐感。押韵与平仄的协调，增强了诗的美感，并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2）词句的平行与对称

全诗的句式呈现出高度的对称性，这也是诗性功能的表现之一。例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一句，两句分别通过“月明”和“日暖”的对照，以及“珠泪”和“玉烟”的对应，构成了平行结构，不仅在形式上对称美观，而且在语义上形成鲜明的对比，突显了时间与空间、情感与自然的融合。

（3）语言的自指性

雅各布森认为诗性功能中，语言自指是一个重要特征。《锦瑟》开篇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句没有直接描述现实世界，而是用“锦瑟”这个古琴乐器来指代时间的流逝和岁月的感伤，语言本身成为情感和意义的表达工具。这里的“无端五十弦”成为了触发读者思考和情感共鸣的语言形式。

（4）意象的重复与呼应

在《锦瑟》中，诗的意象通过精巧的语言重复和呼应，形成了整体的诗意。比如，“月明”和“日暖”是时间的对应，“珠泪”和“玉烟”是情感和自然物象的呼应。通过这些精致的语言安排，李商隐让诗的每一句话都在相互照应，形成了高度浓缩的诗意。这种语言的精致操作本身就是诗性功能的体现。

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李商隐的《锦瑟》通过丰富的象征意象、典故运用和模糊的情感表达，构建了一幅既具历史感、又具个人情感深度的文学作品。其文学性体现在其深厚的文化背景、象征手法和情感的隐晦表达上。

从诗性的角度来看，《锦瑟》通过高度的音韵美感、词句的平行对称、语言的自指性以及意象的重复与呼应，展现了诗歌的形式之美，语言不仅传递意义，也通过形式激发情感的共鸣。

通过雅各布森的视角，可看到《锦瑟》在“文学性”与“诗性”都具有丰富表现力，既在语言形式上具有强烈的审美功能，又在文本的整体特质上形成深邃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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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Iconada: Evocative Communication and Literariness

The integration of concepts from vocativity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vocative objects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nd Roman Jakobson'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literariness can be connected in a meaningful way. These concepts, though originating from different fields, intersect in their concern with how messages are crafted, conveyed, and received by an audience.

Roman Jakobson'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Jakobson, a key figure in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proposed a model of communication that includes six functions of language, each corresponding to a different ele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Referential (Context): Relating to the information or content being communicated.

Emotive (Addresser): Expressing the speaker's emotions or attitude.

Conative (Addressee): Directly addressing the receiver, often to influence or provoke action.

Phatic (Contact): Establishing or maintaining communication, like saying "hello."

Metalingual (Code): Clarifying the code or language used in the communication.

Poetic (Message): Focusing on the form of the message itself, often associated with literar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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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ng the Concepts

Vocative Texts and the Conative Function

In Jakobson's model, the conative func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ddressee, aiming to prompt some form of action or response. This aligns closely with Newmark's concept of vocative texts, where the primary goal is to elicit a reaction from the reader. Vocative texts can be seen as emphasizing the conative function of language, using persuasive or directive language to achieve their purpose.

Evocative Objects and the Poetic Function

Evocative objects in the cultural-creative industry often engage the poetic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This function emphasizes the form, aesthetics,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of the message. Just as Jakobson's poetic function highlights the literariness or artistic quality of a text, evocative objects focus on the sensory, emotional, and symbolic impact, crafting experiences that resonate with their audience on a deeper level.

Integration of Functions and Literariness

Jakobson's notion of literariness involves the use of language in a way that draws attention to its form and aesthetic qualities. This concept can extend to the culturalcreative industry, where the form and design of evocative objects serve to evoke particular emotions or thoughts, akin to how literary texts evoke deeper mean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ve texts and evocative objects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different functions within Jakobson's model. While vocative texts may primarily engage the conative function, they also utilize the poetic function to make the message compelling and persuasive. Similarly, evocative objects, while primarily poetic, may also have conative elements if they are designed to provoke specific actions or responses from the audience.

Summary of the Connection

Jakobson's Communication Model: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how different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conative, poetic, etc.)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meaning and provoke responses.

Vocative Texts: Align with the conative function, focusing on action and response.

Evocative Objects: Align with the poetic function, focusing on form, aesthetics, and emotional impact.

By integrating these concepts, we see how different fields—translation studies,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linguistic theory—converge in their concern with the effectiveness and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Jakobson's theory helps to explain how these different forms of communication operate on multiple levels to engage, persuade, and resonate with audiences, whether through words, objects, or experiences.

Marrying the concepts of vocative texts, evocative objects, Roman Jakobson'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Giambattista Vico's "Poetic Wisdom" involves weaving together their shared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imagination, metaphor, and the creative process in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Comment by 超人偶爾飛 on September 23, 2024 at 9:43pm

爱垦APP：认知诗学、克里斯蒂瓦和雅各布森互动框架

为了扩大三者之间的讨论，可尝试通过提出具体的问题、引入新的理论和学科视角、结合当代文化与科技发展、实际应用分析、个人创作体验，以及进行批判性思考等方式，将现有的讨论引向更深层次和广泛领域。这不仅能拓展现有的知识视野，还能为未来研究或创作提供更丰富的灵感和策略。

提出具体的问题或案例研究

在爱垦網之前的讨论基础上，或可提出与“认知诗学”、克里斯蒂瓦的符号学、雅各布森的诗性理论等相关的具体问题或实际案例。比如：如何通过认知诗学的视角分析某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克里斯蒂瓦的符号与象征理论如何影响创作者的语言选择？通过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具体文本或案例中，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其实际意义和影响。

引入新理论或跨学科视角

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或学科视角，比如情感地理学（Affective Geography）、符号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或其他领域的研究，帮助垦友更全面地理解“认知诗学”和“诗性/文学性”的问题。例如，探讨如何将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与认知诗学结合，分析情感与文学阅读过程中的认知反应之间的关系。这种跨学科的探讨可以丰富讨论的深度和广度。

结合现代文化或科技发展

探讨认知诗学或克里斯蒂瓦的符号学理论在当代科技背景下的应用。比如，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来研究和展现诗性与文学性？这类探讨不仅能扩展垦友对这些理论的理解，也能与当下的文化技术发展相结合，产生新的见解。

拓展讨论至文化创意产业的实际应用

进一步讨论这些理论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实际应用。比如，认知诗学如何影响电影、游戏、艺术创作中的叙事结构？克里斯蒂瓦的互文性如何应用于多媒体创作中？也可以将这些理论与非营利组织或地方文化创意项目结合，探讨它们对情感唤起、社会行动等方面的潜在影响。

引入个人创作体验或具体项目构想

如果垦友有自己在文学创作或文化项目中的实际经验，可以将这些理论与个人的实践结合，探讨它们在具体创作过程中的应用和挑战。也可以提出一个具体项目的构想，并分析如何运用“认知诗学”或“符号学”理论来增强创意和社会影响力。

开展对话式的批判性讨论

通过辩证或批判性的方式对这些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比如：认知诗学是否能够完全解释文学创作中的直觉性和情感性？克里斯蒂瓦的符号与象征理论是否在所有文化背景下都适用，还是存在局限性？通过这种批判性思考，可以激发新的想法，并深化对这些课题的理解。

相关：The Conation & Affects within the CCI

Comment by 超人偶爾飛 on September 8, 2024 at 1:48pm

鄧建國，應用情感喚醒原理之感性設計模式建構

1.3 研究流程與論文架構

本研究建構一感性產品設計之發展模式，其以情境劇本故事法為基礎，結合情感喚醒理論，發展出可替換的情境故事類型，並能藉此發展出具有特定情感特質的產品。

研究架構將包含四個主要階段。

階段一:

階段一為準備階段，先釐清研究問題，規劃研究方法與進程。其結果於論文的第一章 (緒論)與第二章 (文獻探討)分別論述。

階段二:

此階段結合理論文獻與設計案例研究的對照方式，探討情感設計模式的建構。先進行情感設計有關文獻探討之論述；接著以質性方法收集知名設計產品案例的表現方式，找出塑造產品情感的表現特質，探討產品在創作上的特色。並將彙整心得導入進行設計創作的觀察，由此提出初步的參考模式。這階段的工作內容分別於論文的第三章研究方法與第四章物件的設計張力與情境元素加以論述。

階段三:

經由理論與案例的分析後，構思設計模式的主要引擎: 整合文獻及案例之
觀察重點，擬定影響情感特性和造形語言的矩陣(matrix)模式，建立設計程序。接著再應用此設計程序作為快速設計的模式。此階段工作於論文第五章論述。

階段四則是以童話、科幻、現實情境等三類情境類型，三種情境的應用，分別於論文第六、七、八章敘述；每種情境類型以兩個案例進行實驗創作及教學創作的驗證，

觀察其模式如何實際應用於設計，並對每一類型之應用成果加以檢討。第九章則是彙整情感喚醒模式在不同情境應用之檢討，其內容包含: 整合三種情境的情感喚醒模式、三種情境類型的延伸應用等兩個部分，最後完成情感喚醒設計模式的建構。論文最後的結論於第十章提出。

簡言之，本研究包含:文獻與設計案例收集分析、初步矩陣模式建立、教學驗證、
模式修正與擴展、再次教學實作驗證、模式修正與定案等六個步驟，將對情境故事想像的概念設計與情感設計進行相關之分析探討，相關探討單元及研究進行之步驟如圖1.3 所示。（鄧建國，2013，應用情感喚醒原理之感性設計模式建構 [The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Arousal to Constructing an Emotional Design Model] 台灣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論文研究生：鄧建國；指導教授：莊明振 博士，2013年1月)

[詳見：Green Session by Vincent Bourilhon] 

[地方感性]

In Search of My Senses 追隨感官

[镇山典故]

[Great Story Conyinues]

Comment by 超人偶爾飛 on September 3, 2024 at 8:28pm

里昂·劳狄斯：茱莉亞·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英譯本序言 5 [完結]

1.書寫主體同時也包括了非意識領域，這個領域並不受制於壓抑，但也未到達意識領域。這是主流意識形態所覆蓋的領域：神話和偏見的整個系統呈現出我們在某個特定中心內部對社會和自身所處位置的觀點。它包含了所有我們認為理所當然而從不會去質疑的事物，因為我們假定它們是真實的，卻並沒有意識到它們並非真理，而是服務於當權的組織、階級和政黨的精心構建。過程本身是複雜的，因為作家同樣意識到自身處在歷史的某一時刻，遵照歷史的動力和趨勢，並對其做出反應甚至是抵抗。克里斯蒂娃對書寫過程的分析，具體表現在她對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的作品分析中。他們的影響，同樣可以在現代美國文本中找到，如福克納的作品《押沙龍，押沙龍！》（Absalom, Absalom!）。

2.這部小說是作家一切過往經歷的結果，除了他所經歷的個體的無意識和意識之間的辯證關係，同時還包括他的個體經歷：一個住在密西西比的南方人，無論迎合還是抵抗都難逃歷史的影響，他深知自身的南方家族史，見證了經濟大蕭條所帶來的困境，了解了動蕩不安的20世紀30年代殘酷的勞資關係，目睹了國會通過第一個社會改革的法案，注意到並可能贊成政府在有關黑人地位問題上的不作為。所有的這些因素都在文本的線索中萌芽。對部分論點的初步考察，參看：Leon S.Roudiez, «Absalom, Absalom! : The Significance of Contradictions», The Minnesota Review, Fall 1981, NS17:58-78.

3.書寫主體受到某個選擇成為作家的人的推動，並用書寫的形式表現出來。書寫的決定包括創作隨筆，詩歌、散文詩、日記或者小說。這種書寫，運用羅蘭·巴爾特的術語Roland Barthes, «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 »in Richard Mackey and Eugenio Donato, eds., The Languages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70, pp.134-145.，可能是及物的或者不及物的。它可以是對某個仰慕的詩人或者小說家的模仿，也可能恰恰相反，是對已發表作品的駁斥。

4.大致來說，正如克里斯蒂娃在《詩性語言的革命》後半部分中所提出的：「文本假定了幾種敘述的分類，要麼是同時期的，要麼是先前的。它們自己挪用了這些文本，用來認可或者是拒絕它們。但最終是佔有它們……好像這些其他的敘述是一種鼓勵，鼓舞文本本身來采取行動。」Julia Kristeva,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Éd.du Seuil,1974, p.338.

5.這段論述舉例說明了在文本分析過程中需要重複不斷地考慮何種內容，從而來了解意指過程本身。一方面，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脫離文本的語境——整體的語境來指稱，這個語境包含著無意識、意識、前意識、語言學、文化、政治、文學；另一方面，又是文本獨自引導我們走向整體語境的不同領域。毋庸置疑，研究文本的學者，雖然並非必須是一個精通所有領域的專家，但他仍需要掌握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

（[法]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2016，四川大學出版社，張穎、王小姣譯，7-15頁）

Comment by 超人偶爾飛 on August 31, 2024 at 5:23pm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4

1.身為「文學」研究者，我將提出一些建立在對克里斯蒂娃理論研究基礎上而得出的結論。(里昂·劳狄斯英譯本序言 4)

2.首先，因為我們不能為文學提供一個嚴謹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概念，所以需要跨學科研究。俄國形式主義者嘗試對文學進行界定，其他理論學派也做出了努力，但是最終都徒勞。

3.在羅得費·扎德（Lotfi Zadeh）的術語Lotfi A.Zadeh, al.eds., Fuzzy Se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Cognitive and Decision Processes, Academic Press,1975.中，「文學」書寫的集合，類似於所謂「中年人」在社會的集合，這是一種模糊的集合，因其所依賴的事實數據具有不定性，而受到意識形態的制約。至於這個事實數據，我們會考慮平均年齡以及對於動態類型的虛構。而說到這個意識形態的制約，思想的文化先見以及美學模式就浮現於腦海。事實上，我們通常毫不猶豫地認同某個指定的人是中年人（我們不會考慮是稱呼他/她年輕或者年老）。

4.當我們在閱讀一篇《黨派評論》上的文章時，我們通常會本能地意識到它屬於文學大類中的一個類型——短篇小說（我們絕不會將其誤讀為政治論文，盡管這一期刊發表了很多政治方面的文章）。我們同樣知道，這些讓我們得出結論的標准，在其他時代，或者其他地域，往往是不被接受的。在讀者眼中，中世紀的法國詩人弗朗索瓦·維庸（François Villon,1431—1463）在寫《大遺言集》（Grand Testament）時早已年過中年，而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卻英年早逝；但事實上，這兩人都只活到三十來歲。貝朗熱（Bérenger）的作品在他在世時就被看作文學作品，但如今已沒有多大價值。法國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例子卻完全相反。關於這種模糊性，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所謂的文學，是在歷史中的某個既定時刻和既定社會環境中的文學。

5.正如克里斯蒂娃先前所陳述的，「文學」是我們的文化所消費的對象。它被看作一個成品，而它的生產過程卻常常被忽視。Julia Kristeva, Le texte du roman.Approche sémiologique d'une structur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nelle, Mouton,1970, p.50.當我們將這一過程考慮進來時就可以意識到，作品的趣味性或者重要性，並不取決於它是否被視為「文學」作品。對一個作品是否屬於文學的判定既是倫理的，又是美學的，因此具有馬克思主義中主流意識形態的功能。使得作品變得重要的，恰恰是文本的存在，即詩性語言。我在前文提到過數學的論證，從科學的視角來看，這種數學的論證極其重要；而就我們個體以及群體「存在於世」的層面，詩性語言，具有更加本質的意義。

6.需要關注使這部作品得以存在的動力。這種動力是通過我們所謂的「書寫主體」而不是「作者」來傳輸的。因為作者強調的是創作作品的人的意識目的，而創作具有凌駕於作品意義之上的權威性。書寫主體的概念，駁斥了薩特的幻覺，即所謂無論讀者在閱讀中有多麼深刻的體驗，「作家一定比他們走得更遠。無論讀者如何在著作的不同部分找到關聯……也都是因為這些關聯是作者有意呈現的」Jean-Paul Sartre, Situations I I, Gallimard,1948, p.103.。這並不意味著否定所有的目的性，或者拒絕給有意識地書寫著作的人一個角色，而是強調意識遠遠不能主宰書寫的過程，書寫主體是一個複雜的、意指的動力（參考本書1.5、1.10節、3.4節內容）。

7.書寫主體不僅包含了作者的意識，同時也包含了其無意識。而尤為重要的是，我們要拒絕重複幾十年前的錯誤——被誤導的批評家們認為，他們可以通過研究作家的傳記，然後嘗試著運用他們從傳記中所獲得的知識來解釋作品，從而對作家本人進行精神分析。事實上，這個出發點須是文本，整體的文本，而不應當是其他。

8.在某種程度上，（盡管我們應該小心翼翼地不要過分討論）文本分析和弗洛伊德的夢敘述之間存在著相似性。二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差異，是文本分析不止包含了一個層面，敘述夢境並不會必然地讓敘述者成為詩人。在《恐怖的權力》中，克里斯蒂娃對塞利納的作品進行文本細讀，這為以上觀點提供了很好的論證。

（[法]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2016，四川大學出版社，張穎、王小姣譯，7-15頁）

Comment by 超人偶爾飛 on August 30, 2024 at 7:56pm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3

1.克里斯蒂娃運用了索緒爾、皮爾斯和本維尼斯特的語言學理論。(里昂·劳狄斯英譯本序言 3)

2.她提過語言學的發展趨勢：「排除掉對任何不能系統化、結構化、邏輯化到某種正式的實體領域的探究。」「在語言的基礎之上，將語言這一對象向實踐領域敞開，語言在實踐中實現自身，超越語言。語言作為一種整體的對象，要麼相關的，要麼呈現出問題」。

3.克里斯蒂娃認為，考慮主體和歷史對於正確的文本分析是必需的。此外，要打破孤立相關的領域之間的壁壘。

4.文本分析相較於「文學分析」能更好地統括克里斯蒂娃所從事的研究。

5.文本分析不僅將對美學和形式主體的考察，轉移到對文本背景的認識中去，同時也拒絕與文學批評之間的相似性，因為文學批評本身，是通過讓作品面對預設立場或者是作品應當具備的理想概念來評價某部作品的；而文本分析的關鍵點，是考慮到進入著作的內容，以及這些內容如何影響讀者閱讀，並對後者提供一種解釋。

6.被分析的文本，實際上是符號態和象征態格局之間辯證的相互作用的結果。此時，在腦海中熟記「文本」的詞源學意義是有作用的。文本是一種質感，一種「類似線頭、細沙之類的纖細之物互相交織所構成的格局或關聯」（Webster, 2）。但是這種類推關係也止步於此，因為文本不能被看成一塊已經完成的、不再變化的布料——它處在一種永恆的流動狀態中，隨著不同讀者的干擾，知識的加深，以及歷史的向前推進而改變。

7.所謂「線索」的本質特征相互交織，也將決定詩性語言的存在或離場。

8.這些跟隨著驅力旋轉的，以及在符號態的格局中所編織的內容，組成了克里斯蒂娃所謂的生成文本。這些內容都是在詩性語言中得以實現的。

9.而由於社會的、文化的、句法的以及語法的制約所產生的內容，形成了現象文本。它們的存在確保正常的交流活動。

10.我們很少會碰到現象文本與生成文本只存在其中之一的情況。

11.一個數學論證可能是一個純粹的現象文本；安托南·阿爾托（Antonin Artaud）的作品，與未混雜的、純粹的生成文本非常相近，蘇珊·朗格曾這樣描述：「在他的作品中，語言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感知的，也就是說，語言成了一種直接的物質存在。」Susan Sontag,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Vintage,1981, p.25.因為生成文本的存在總是通過語言的物理和物質層面顯現出來的，如在無視詞的意義的情形下將字母和聲音進行組合。

12.早在1966—1967年，克里斯蒂娃在一些論文中就分別詳細闡述了這些理論概念。直到在《詩性語言的革命》這本書中，她才進行了更為系統和細致的論述。這與羅蘭·巴爾特、雅克·德里達、米歇爾·福柯，尤其具體到巴爾特以及艾柯的理論中，克里斯蒂娃「不僅處理了這些概念，而且已經從很多方面超越了他們」Evelyn H.Zepp, «The Criticism of Julia Kristeva:A New Mode of Critical Thought», Romanic Review, January 1982,73（l）:pp.80-97.。

13.這些理論家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算是文學批評家。巴爾特可能是個例外，但也不能把他局限在文學批評這個分類中（克里斯蒂娃在巴黎七大所屬的機構名為「文本與文檔科學研究所」）。與其他理論家一樣，克里斯蒂娃的關注點也是不同學科的「專家們」所關注的內容；但是其他理論家們都毫無例外地嘗試討論「文學」研究之下的基本分支，而克里斯蒂娃的特別之處卻在於提供了一個構想的基礎，從而改變了研究方法，無論人們在文學這個含混的標題下選擇了怎樣的具體方向。

（[法]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2016，四川大學出版社，張穎、王小姣譯，7-15頁）

Comment by 超人偶爾飛 on August 29, 2024 at 7:35am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2

1.克里斯蒂娃考據了文學和歷史著作的歷史維度，并分析了主體的角色。在文學和藝術作品的生產過程中，這是一種異質的主體。(里昂·劳狄斯英譯本序言 2)

2. 詩性語言與革命之間的關係在此處並非因果，也非直接關聯。

3. 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紐帶所涉及的內容，與薩特在闡釋「介入」（engagement）時想要表述的邏輯截然不同。薩特將馬拉美看作一個意識堅定的作者，然而這種堅定的意識大部分是通過拒絕他所生活的時代中「資產階級的愚蠢」來呈現的。當薩特在審視馬拉美的詩學實踐時，他摒棄了所有提及「野獸般的本能或者性慾的黑暗歷史」Jean-Paul Sartre, «L'Engagement de Mallarmé», Obliques,1979, pp.18-19,169-194. 的部分。

4. 克里斯蒂娃強調了馬拉美文本中的意指過程，並將其文本與馬拉美一起看成現代先鋒文本實踐的雛形。克里斯蒂娃通過關注符號態格局的呈現，揭示出先鋒詩人的書寫實踐與同時發生的無意識的邏輯和隱藏的驅力。盡管這種實踐看似陰郁，但實際上它假定了語言交流的回歸和享樂的特權。

5. 在後面的分析中，它可以被解釋為一種在社會中對自由的肯定，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反抗（盡管它既沒有公開提倡自由或者革命）。它所反抗的社會，是崇尚物質社會的商品和利潤的。

6. 詩性語言形成一種「符號系統」。符號態（le sémiotique）這個詞，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論建構中具有特殊的含義。我們對這個詞的認識，需要將其放置在一種兩極並存的狀態之下。克里斯蒂娃界定了她的兩個關鍵術語：符號態與像徵態。

7. 克里斯蒂娃的關注重心是在符號學（la sémiotique）領域，符號學被認為是研究符號的整體科學。在克里斯蒂娃的符號學研究中，包含著一個特定的領域，她稱為符號態。這一模態被看成是它的意指過程的兩種模態之一，另一種是象徵態（le symbolique）。

8. 這兩種模態的區分，盡管並不能等同於無意識與意識，本我與超我，或者自然與社會的區分，但這四組概念存在一種類推關係。它们存在著一種重複的辯證過程，其中一個概念來源於嬰兒時期，同時捲入一種性別分化之中。這類辯證法一方面包含了驅力與衝動，另一方面則指向家庭與社會結構。

9. 與這一結構唯一的不同之處是，此處所設想的符號態與象徵態的對立存在於語言之中，並通過語言來運作。

10. 克里斯蒂娃的詩性語言概念，格外重視拉康的思想和現代語言學理論。拉康理論的炙手可熱，源於他進一步強調了弗洛伊德理論中賦予語言的重要意義。1953年，拉康在羅馬宣讀了一篇引人關注的論文提到：「（精神分析學的）資源是言說，在某種程度上，它賦予一個人的活動以意義。它的領域是具體的話語領域，作為一種主體的超個體的現實領域呈現出來。它的運作就是歷史的運作，只有後者組成了現實內部真理的產生。」Jacques Lacan, Écrits, Éd.du Seuil,1966, 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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