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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December 29, 2022 at 10:26pm

延續閱讀 》陳明發談布爾迪厄—絲路文化再生産學說

                                                                    Georges Braque, Violin and Pitcher,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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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October 19, 2022 at 4:24pm

前進的方向：採取行動帶來改變

認識到正在進行中的數字化轉型，正在重塑當今經濟和社會並將在未來持續進行，二十國集團同意繼續在以下事項上開展密切合作。基於此，二十國集團將：

（1）鼓勵建立多層次交流，包括政府、私營部門、民間社會、國際組織、技術和學術群體等利益相關方以及行業組織、勞工組織等其他各方分享觀點，促進數字經濟合作。

（2）鼓勵二十國集團成員交流政策製定和立法經驗，分享最佳實踐。

（3）鼓勵通過數字經濟方面的培訓和研究合作使二十國集團中的發展中國家受益。

（4）歡迎和鼓勵聯合國、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電信聯盟、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組織，在重要的政策問題方面開發更好的實用、相關、適當的指標，譬如數字經濟中的信任、電子商務、跨境數據流動、物聯網等問題。

（5）期待包括經合組織在內的相關國際組織和感興趣成員做出努力，加強宏觀經濟統計中的數字經濟測度問題研究，包括對各國統計機構開展自願性“良好實踐”調研，並組織由統計學家和數字企業參與的數字經濟測度源數據研討會。

（6）與二十國集團工商界活動（B20）、二十國集團勞動會議（L20）、二十國集團智庫峰會（T20）等其他團體積極互動，與工商界、民間社會、學術界交流觀點，就如何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交流意見。（2022-01-20 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愛思想平臺）

愛墾網評析：

1 到了2030年，作爲南海重要部分的印度尼西亞將成爲世界七大經濟體；

2 印度尼西亞新首都座落於東加裡曼丹的努山達拉；

3 印度尼西亞的文創産業受到G20關注，見：A Creative Recovery: A G20 Roadmap and Special Focus on Indonesia ；

4 G20數字經濟框架可支援南海婆羅洲文創産業；

5 上述G20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夥伴關繫，可對照其文創産業立場與行動。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October 18, 2022 at 11:03pm

崔永元·征集“家·春秋”大學生口述歷史影像記錄

2014年，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會、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我的歷史”公益項目等聯合發起“家·春秋—大學生口述歷史影像記錄計劃”。作為湖南唯一的合作夥伴，本報特面向湖南高校的學生，征集優秀的口述歷史紀錄影像作品參賽。

“家·春秋”計劃旨在通過參與、培訓和傳播，逐漸在年輕人和普通人中培養從身邊搶救歷史記憶、人人都來做口述史的觀念和基本方法。喚起公眾、社會、公共機構對口述歷史的重視，喚醒更多的力量一起來留存、守護歷史的記憶。入選的志願者將獲得口述歷史學家的指導，並獲得一定的經費支持。另外，新歷史合作社還將於11月13日至14日在深圳發起首屆當代歷史記錄者大會，屆時諸多口述歷史機構與學者將在會議上亮相。

11月中旬，本報將聯合湖南圖書館、新歷史合作社等，共同搭建湖南口述歷史的研究實踐平臺，打造面向青少年的口述歷史培訓基地，聚合廣泛的口述歷史參與群體，匯集歷史學術等機構以及學者加入到口述歷史領域中。

問答

口述歷史為什麽越來越被關注？

口述史是一種非常民主的歷史，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進來。

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口述歷史的發展有不同的速度和原因。在蘇聯口述史發展的原因是它可以找回大量被禁止的記憶；在拉丁美洲，口述史扮演了一個重要的政治角色，找回那些被政治壓迫的人的真相；在澳洲，這跟土地的權利和當地人群的權利有關；在歐洲，我想口述史興起的原因是口述史可以給我們另一種觀察歷史的角度。口述史是一種非常民主的歷史，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進來，普通人和專業口述史學家，這個可以給我們一個對歷史的主觀性的認識，同時也是普通人的聲音。（羅伯特·珀克斯，英國國家圖書館口述歷史館館長）

中國的口述歷史經歷了怎樣的發展？現在是怎樣的狀態？

要探索口述歷史的多元方式，實現紀錄片、社區計劃、網站、APP等成體系的口述歷史發展

中國口述歷史發展基本上有三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收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重要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口述資料的實踐。第二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這個時期西方口述歷史概念引入中國，中國口述歷史逐步發展。第三階段：21世紀以來，中國口述歷史實踐與研究爆發式發展。

20世紀90年代，口述歷史在中國得到廣泛應用。一方面是實體社區口述歷史研究，比如校史、少數民族史、商業和企業史、農村等。更為廣泛的是虛擬社區的研究，其實就是對每個群體的口述歷史研究。目前中國社區口述歷史的呈現方式不夠多元，主要呈現方式是研究出版物。口述歷史最大的價值在於聲音和思想，所以我建議探索口述歷史的多元方式，實現記錄片、展覽以及社區計劃、網站、博客、APP等成體系的口述歷史發展。（楊祥銀，溫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所所長）

如果我們準備做一個口述歷史項目，該如何取捨？

有四個可供參考的標準跟大家分享：

對於這個問題，我有四個可供參考的標準跟大家分享。我想第一個是要界定主題，這個主題是跟現在公眾的需求和興趣相關的，大眾對它有興趣的東西。第二個是搶救性的考慮，人都會老去，人們的記憶也會褪色，所以我們應該考慮一些即將老去、即將被遺忘的人們。第三個原則就是前瞻性，或者說對未來的預期，這個比較難預計，但我們應該盡量去選擇一個主題，這個主題所產生的資源體系，下一個時代或者說50年後的人們仍然會覺得它有用，仍然能夠發揮它的服務。第四點就是它的獨特性，我們選擇一個主題應該考慮它不是很多單位、很多地方都在做的，而是具有自己的獨創性和獨特性。（布萊恩·肯農，美國楊伯翰大學歷史教授）

我是一名中學老師，經常帶著中學生做口述歷史，您有什麽好的建議？

把人生生活和史學的歷史課結合起來，是一個最好的方式，我覺得這樣有價值，而且十多年前我就想做這個工作。我覺得現在中學生的歷史學得實在是太枯燥，把歷史這門學科都給毀掉了。現在的歷史課本改了幾次教材，但還是沒有脫離宏大記憶的範疇。我覺得學歷史是一個最深重、最活潑和人生有直接關系的學科，被改成了一個整天背“賠了多少銀子，賠了多少土地”的資料。所以我覺得把人生生活和史學的歷史課結合起來，這實在是一個最好的方式。（作者定宜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據10月28日相關互動討論整理，整理/記者 劉玉鋒 匡萍）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21, 2022 at 2:00pm

安焕然·遥望东马，怀想渤泥

对西马人来说，东马来西亚一直是一个虽不陌生，却又很生疏的地方。

遥望东马，从矇昽的历史中寻找神话和传说，以及翻阅古代文献，遥想著有一个叫做渤泥的王国。这个国家与中国的因缘，至少千年。

在Dusun人的传说里，有说他们是华人的后裔，据说这与京那峇鲁山的神龙传说有关。相传有中国人叫宝公的，劫了神龙宝石。又依据苏禄王室家谱记载，元朝末年有个叫黄升平（黄总兵）的中国人，受元朝皇帝之命，前来寻找京那峇鲁山顶上神宝之宝，后来黄升平不归，以其女嫁汶莱苏丹，其后代即为今汶莱王家之始祖。

翻查中国史籍，渤泥国很早就被记载。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指说，「渤泥」首见于唐末樊绰《蛮书》。《宋史》则写成勃泥，《诸蕃志》作渤泥，一作佛泥，均是Borneo之译音。当年渤泥的辖地，当包括今之汶莱以及东马砂拉越和沙巴。

中国文献记载，渤泥国有两次朝贡宋代中国的记录。一次是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次是元丰五年(1082年)。渤泥国第一次遣使进贡中国，曾递交国书给宋朝皇帝，《宋史》卷489〈外国传〉收载了经译官译成「华言」的国书全文。该份国书提及，渤泥国之所以得以朝贡中国，是因先前有位叫蒲卢歇的航海贸易商人驾船到来渤泥。蒲卢歇自称是从中国来的，原本欲到爪哇（闍婆国），不料遇风吹袭，船破，不得去，被迫停靠渤泥的港口。渤泥国人闻有海商船只「自中国来，国人皆大喜，即造舶船」，并令商人蒲卢歇当响导，来到中国朝贡。这则历史实录应是渤泥国正式与中国建交之始。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也记载了这则史实，但其所记的渤泥国使节不是蒲卢歇，而是蒲亚利。

不论是蒲卢歇还是蒲亚利，我在〈寻找阿都拉的表亲〉一文讨论过，唐宋元之中国蒲姓族人，实是当年一批波斯或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经商到来中国，留居中土的侨民后裔，华化后的「土生蕃客」。宋元时期，著名的蒲寿庚家族是拥有雄厚资本的跨国海商集团。福建泉州则是他们的大本营，在财势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元交锋之际，双方都想拉拢他。

蒲卢歇或是蒲亚利，与蒲寿庚海商集团有无关联，至今尚不得而知。但，有意思的是，1972年汶莱博物馆人员在汶莱市爱丁堡桥头路旁一座马来人坟山发现了一块志明宋代的中文墓碑。1973年，马来亚大学的傅吾康和陈铁凡发表一篇重要学术论文：《最近汶莱发现的公元1264年中文墓碑的初步报告》(A Chinese Tomb Inscription ofA.D. 1264, Discovered Recently in Brunei: A Preliminary Report)，首次将这块墓碑披露于世，震撼学界，公认这是至今发见，全东南亚年代最早的一块中文碑石。

该墓碑碑文全文是：「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从碑文看，碑主是泉州一位姓蒲官员，生前当过泉州判院的官，死后葬于汶莱。立碑时间「景定甲子」是南宋理宗景定五年，亦即公元1264年。立碑人是他儿子蒲应甲或蒲应、蒲甲兄弟二人。

「蒲公」是谁？尚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今之汶莱，昔之渤泥，至少在宋代就已与中国往来，波斯、阿拉伯穆斯林华化后裔因海洋贸易的关系，确实流寓于此。

千年神话，千年史话。魔幻流寓：中国人、华人、阿拉伯商人、穆斯林、蒲公、Abu和Ali的故事，婆罗洲雨林书写，太多传奇。

2004年8月，应南方学院东马学生的盛情邀清，携同家人第一次到沙巴州，纯粹旅游。在首府亚庇，东马生充当导游，知道我的兴致，第一站就带我们到沙巴州博物馆。博物馆不大，珍藏竟让人惊叹连连，尤其是中国陶瓷和瓦瓮专柜特区，唐、宋、元、明、清，历代中国外销陶瓷器皿系谱，无声而傲然地陈列著。

（原刊《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史论集》，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权转载，特此鸣谢。）

作者简介：安焕然，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原副校长。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硕士。《星洲日报》专栏作者。著作有《小国崛起：满剌加与明代朝贡体制》（2019）、《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2017）、《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史论集》（2010）、《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2003）等。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12, 2022 at 10:25pm

張應龍，清代以前中國古籍有關馬來西亞的記述以及史料價值

一 記錄古代馬來西亞歷史的中國古籍基本情況

中國自古有著記述歷史的傳統。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古代中國的歷史學堪稱發達，中國歷代的歷史學家都推崇和堅持客觀記載歷史的傳統，所以中國古代的歷史著作是比較嚴謹和客觀可靠的。

中國古代的歷史著作類型包括官方的歷代正史和宮廷實錄，百科全書式的類書，民間的雜史，遊記和地理誌等等。

就清朝前期（1644－1840 年）的中國古籍而言，記述馬來西亞歷史的中國古籍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正史

正史是指由官方組織編寫的記載中國某一朝代的歷史著作。中國很早就有由官方組成人員撰寫歷史的傳統，起初是當代人寫當代的歷史，如《漢書》[1]等，到後來則由新王朝組織人員撰寫前一王朝的歷史，從而保持某個王朝歷史的完整性。編寫官方王朝歷史的作者一般學術水平較高，而且具有收集資料以及其他方面的便利條件，所寫的著作通常比較嚴謹，史料價值較高。從漢朝（公元前 206 年一 220 年）到清朝（1644—1911 年）1000 多年歷史中，除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 220—589 年）部分王朝的正史如《三國誌》,《晉書》,《魏書》,《南齊書》，《北齊書》,《周書》之外，歷代正史都有關於馬來西亞諸古國的記述。記載馬來西亞古代歷史的中國古籍有《漢書》、《宋書》[2]、《梁書》[3]、《陳書》[4]、《隋書》2[5]、《南史》[6]、《北史》[7]、《舊唐書》[8]、《新唐書》[9]、《宋史》[10]、《元史》[11]、《明史》[12]、《明實錄》[13]、《清史稿》[14]、《清實錄》[15]等等。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12, 2022 at 10:25pm

（二）類書

類書是一種記載歷史、政治、制度、經濟貿易、交通、地理、氣候、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型著作。資料豐富，取材廣泛，條理清楚。記載有關馬來西亞古國情況的大型類書有《通典》[16]、《唐會要》[17]、《太平禦覽》[18]、《冊府元龜》[19]、《玉海》[20]，《通誌》[21]、《文獻通考》[22]、《明會要》[23]、《明會典》[24]、《三才圖會》[25]、《續通典》[26]、《清朝通典》[27]、《續文獻通考》[28]、《清朝文獻通考》[29]、《宋會要輯稿》[30]、《古今圖書集成》[31]等等。

（三）雜史

雜史是指官方編修的正史以外的歷史著作。中國民間一向有編修歷史著作的傳統，編寫者有的是政府官員，有的是民間文人，其著作的水平也參差不齊。通常來說，民間編寫的歷史著作不少史料價值較高，歷來是歷史研究者十分重視的資料來源。由於民間著作沒有像官方著作那樣受到政治因素的較大影響，而有的著作是作者利用本人的親身經歷加上參考有關史料寫成的，所以，民間歷史著作往往保留了許多官方歷史著作所沒有的資料。同時，民間著作的資料也常常是官方編寫歷史著作的資料來源，官方在編寫歷史著作時，必然要收集民間著作作為參考，尤其在記述外國的情況時更是如此，有的甚至是從民間著作抄襲過來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有關馬來西亞古國情況的雜史主要有《嶺外代答》[32]、《諸蕃誌》[33]、《雲麓漫鈔》[34]、《島夷雜誌》[35]、《皇明鴻猷錄》[36]、《皇明象胥錄》[37]、《咸賓錄》[38]、《皇明世法錄》[39]、《前聞記》[40]、《獻征錄》[41]、《罪惟錄》[42]、《國榷》[43]、《弇山堂別集》[44]、《菽園雜錄》[45]、《五雜俎》[46]、《西園聞見錄》[47]等。

（四）地理誌

中國一向對地理研究予以高度重視，中國官方將掌握各地地理情況看成治理國家的一個重要部分。歷代的各種書籍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著作，在記述地理情況時通常都與記述戶口、民情、物產、交通等方面結合起來。在論述全國性的地理著作中，通常都包括了他們所知道的外國概況。所以，在有關地理方面的著作中，保留了不少關於外國情況的重要資料。

記載馬來西亞古國情況的地理誌主要有《異域誌》[48]、《大德南海誌》[49]、《明一統誌》[50]、《皇明四夷考》[51]、《皇輿考》[52]、《武備誌》[53]、《鄭和航海圖》[54]、《殊域周咨錄》[55]、《東西洋考》[56]、《環宇通誌》[57]、《海語》[58]、《西洋朝貢典錄》[59]、《順風相送》[60]、《指南正法》[61]、《海國聞見錄》[62]、《大清一統誌》[63]、《皇清職貢圖》[64]等。在這些著作中，《鄭和航海圖》和《順風相送》、《指南正法》無疑是十分詳細的海上交通路線圖。

（五）遊記

在中國古籍中有為數不多的遊記，這些遊記是作者根據親身經歷而寫下的著作，因此在中國古籍中其史料價值非常高。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中國古代記載馬來西亞歷史的遊記主要有義凈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65]、汪大淵寫的《島夷誌略》[66]、馬歡寫的《瀛涯勝覽》[67]、費信寫的《星槎勝覽》[68]、鞏珍寫的《西洋番國誌》[69]、王大海寫的《海島逸誌》[70]、謝清高口述的《海錄》[71]等。除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只有很少的記載之外，其他著作的內容都非常豐富。

（（張應龍，2005，清代以前中國古籍有關馬來西亞的記述以及史料價值，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12, 2022 at 12:17am

（六）一般文集

在中國古代一些私人文集中，由於作者擔任過某種官職或者因為有某種經歷，所以他們撰寫了一些重要的文章或者政策建議，這些文章或建議被收錄到私人文集中去。涉及馬來西亞的重要文件主要有宋濂寫的《渤泥國入貢記》[72]、胡廣寫的《渤泥國恭順王墓碑》[73]、朱紈寫的《海洋賊船出沒事》[74]、吳桂芳寫的《議阻澳夷進貢疏》[75]等。其中宋濂寫的《渤泥國入貢記》和胡廣寫的《渤泥國恭順王墓碑》是關於明代中國與渤泥關系的重要資料。


二 古代中國人對馬來西亞的認識

古代中國人對外國的了解取決於中國人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廣度和深度，也有賴於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歷史意識。從歷史上看，古代中國人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以及了解有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受到具體歷史環境的制約，受到交通技術發展水平的制約。隨著中國交通技術水平的發展，隨著中國與其他國家政治經濟關系的發展，中國人對外部世界了解也不斷加深和擴大，對外部世界的認識越來越清楚和準確。

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而言，《漢書·地理誌》“粵地條”是中國最早記述中國到印度海上航路的資料，也是世界上最早記載這條航路的資料，一向受到學者的重視。

這段資料記載中國使者約在公元前 2 世紀時從中國南方出使印度的過程。盡管認定這段資料所記載的地名到底在現在什麽確實位置學者們還存在爭議，但中國到印度的航路無疑是經過馬來西亞的，有的學者認為這段資料中的“皮宗”就是位於馬來半島的北部。但是，即使“皮宗”就是古代馬來半島的一個地方，《漢書·地理誌》也都沒有提供比一個地名更多的情況，這也是學者們比較難以確定具體地方的原因之一。“皮宗”這一名稱也許可以看作是古代中國人對馬來西亞的最初認識。

從漢代以後，中國的使節、佛教僧侶和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比較多的往來中國與印度和東南亞之間，尤其到南北朝時期（420—589 年），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逐步南移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國對東南亞的了解也比以前更加清楚。三國時期（220—265 年），吳國派康泰、朱應於公元 227 年出使中南半島，他們將所經過的地方以及傳聞的東南亞古國情況寫成著作，可借這些著作早已散失，現在已經無法看到，但他們的著作顯然對後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公元 5 世紀中葉到 7 世紀中葉的 100 多年裏，馬來半島和婆羅洲一些國家不斷派遣使節出訪中國，與中國建立了關系。馬來西亞古國使節的到訪，使中國人有了直接接觸海外情況的機會，因此，在當時中國南方幾個王朝如宋朝（420—479 年）、梁朝（502 一 557 年）、陳朝（557 一 589 年）的正史中均有了關於馬來西亞古國狼牙脩①、婆皇②、丹丹③、婆利④的記載，並記述了這些古國的方位、氣候、風俗、物產、社會、政治、歷史的簡單情況。這是古代中國人對馬來西亞古國的初步認識。

公元 488 年寫成的《宋書》，是中國官方正史中首次記載馬來西亞的婆皇、斤陀利⑤和婆利等古國的著作。其中，對婆皇國的記述較多，除了記載婆皇國自公元 442 年至公元 466年先後 7 次派遣使節訪問中國外，還提到中國皇帝授予婆皇國使節“將軍”稱號的事情。此外，也提到斤陀利國和婆利國信仰佛教的情況，但對這幾個古國的其他情況則是空白的[76]。

稍後的《梁書》首次提到狼牙脩、丹丹、頓遜⑥，並對幾個古國的情況有了一些描述，特別提到丹丹和幹陀利兩個國家的佛法大盛，並稱頓遜是當時東南亞一個海上貿易的中心之一，每天參加貿易的人數達 1 萬多人（這可能是一個誇張的說法），“珍物寶貨，無所不有”［77］。

 

① 大約位於現在吉打至泰國 Nakhon Srithamarat 一帶。
② 一說位於現在彭亨一帶。
③ 位於吉蘭丹一帶。
④ 位於現在婆羅州北部一帶，包括沙撈越和沙巴。
⑤ 一說位於吉打和霹靂的 Kintan.
⑥ 一說位於馬來半島北部。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12, 2022 at 12:16am

 

《梁書》對狼牙脩和婆利兩個國家的記述比較詳細，主要包括這兩個國家的大致範圍、民情風俗、物產以及宮廷事跡。據《梁書》第 78 卷所記載，狼牙脩的國土面積東西長度是大約 30 天的路程，南北是 20 天的路程，距廣州 24，000 里。首都城墻用磚砌成，設有幾道大門，建有樓閣。國王出門乘坐大象，有儀仗隊隨行。國王以及貴族穿著華麗，一般百姓則以布圍身，女人佩戴裝飾品。《梁書》還提到狼牙脩在此 400 多年前就已經立國，後來在王族中出現一個賢能的人，娶了天竺國的公主，在國王死後繼位為王．這實際上是講狼牙脩印度化的問題。515 年，狼牙脩派遣使節阿撒多訪問中國，其送達的國書有部分內容被《梁書》所摘錄。另據《梁書》第 78 卷的記載，婆利在廣州東南海上，距離不詳，大約需要航行 2 個月的時間。婆利的國界東西長約 50 天的路程，南北寬約 20 天的路程。有 136 個部落，稻谷一年收割兩次。婆利國王的不同之處是頭戴一個高高的金冠，佩戴鑲有珍寶的金劍，出巡時乘坐大象拉的車，上有冠蓋。522 年在位的國王名叫頻伽。婆利國在 517 年和 522 年派使節訪問中國。《梁書》對狼牙脩和婆利的記述在中國古籍中是最詳細的了，在以後相當長的歷史時間裏，其他中國古籍有關這兩個國家基本情況的記述仍然沒有超過《梁書》的記載。

大概可以這樣說，在南北朝時期，中國人對馬來西亞幾個古國的印象是這些國家距離中國十分遙遠，氣候炎熱，土產豐富，國土面積廣闊，流行佛教或印度教（婆羅門教），國王穿戴華麗，具有較高工藝制作水平，先後派遣使節訪問中國等，但對這些國家的具體地理方位還是不清楚，描述的對象主要是國王和王族。

到了隋代（581—618 年），隨著中國的統一，中國對外關系得到更大的發展。公元 607年，隋朝皇帝楊廣派遣常俊、王君政出訪當時東南亞的大國一－赤土國①，這是歷史上中國首次派遣使節訪問馬來西亞。毫無疑問，這次訪問使到中國對馬來西亞有了第一手的感性認識。寫於 7 世紀初的《隋書》對此有非常詳細的記載。《隋書》對婆利的記述比以前的著作多了婆利國王的姓名、官職、兵器、祭祀的內容。

《隋書》對赤土的記載無疑在中國古籍中是非常詳細和精彩的。據《隋書》第 82 卷的記述，607 年隋朝皇帝楊廣派遣常駿、王君政出訪赤土，他們從廣東出發後經過大約 20 多天的航行到達狼牙須。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10, 2022 at 11:42pm

（接上）在赤土國的港口受到赤土國王派來的婆羅門僧侶所率領 30 多艘船的迎接，之後，再經過 1 個多月的行程，終於到達赤土的國都。《隋書》對中國使節在赤土國所受到的款待以及赤土國王宮的情況予以非常詳細的描述。《隋書》還介紹赤土的面積、王室情況、官職、城市、民俗、宗教、氣候、物產以及赤土的鄰國、到中國的地理距離等方面的內容。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赤土國是一個國力強盛、經濟繁榮，並具有較高技術水平的大國。《隋書》關於赤土國的記述，幾乎成為後來中國古籍關於赤土國情況的樣本，後來的其他著作基本上是摘錄《隋書》所記述的情況。

唐代（618 一 907 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強盛的時代，對外關系比以前更加密切。寫於801 年的《通典》首次提到另一個古國哥羅國②，並稱從漢代時中國就知道這個國家。《通典》介紹了哥羅國王的姓名、王寶、城市、車隊兵器、稅收、物產、民俗等情況。令人驚訝的是，哥羅國屬下有 24 個州，打仗時一個戰鬥單位（一隊）配有大象 100 頭，每頭大象配有士兵100 人。《通典》還首次詳細介紹丹丹國國王姓名、官制、法制、人口、物產等方面的情況，指出丹丹的人口有 2 萬多家，設有州縣加以管理。關於哥羅和丹丹的情況以《通典》的記述最為詳細。《通典》還首次提及邊鬥國③、都昆國④、拘利國⑤、比嵩國⑥，並指出這些國家在隋代時中國人就知道了。此外，也首次提到多摩長國和羊支跋①這兩個地方[78]。

 

① 一說位於吉打至泰國 Songkhla、Pattani 一帶，或吉蘭丹至彭亨一帶。 ② 位於現在吉打。 ③一說在吉蘭丹，或者柔佛及新加坡一帶。

④在馬來半島。

⑤在馬來半島西岸。

⑥即皮宗，在馬來半島。

 

唐代也是中國佛教大盛的時代，不少僧侶紛紛到印度取經，唐代高僧義凈就是其中之一。義凈在赴印度學法取經時經過馬來亞，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到羯荼國②，他本人就在羯荼國居住過。而在此期間，另有一些僧侶經過郎迦戍（即狼牙修）國，根據義凈的記述，其中有義輝、智岸、法振等僧人死於郎迦戍，可惜義凈沒有留下更多的有關馬來西亞古國的資料[79]。

唐代中國對外貿易發達，造船與航海技術也有較大的發展。這一方面的發展反映在古籍中是關於海上航行的記載更加清楚。寫於 1060 年的《新唐書》所引用的賈耽“廣州通海夷道”資料，表明商船從廣州出發後沿著海岸線西行到越南，然後南下馬來亞。從廣州到馬來半島南端的航行時間大約 20 天左右。《新唐書》還新提到位於馬來半島南端一個叫羅越③的國家[80]。

由此可見，隋唐時期（581—907 年）中國人對馬來西亞古國的認識顯然比南北朝時期有進一步提高和擴大，這表現在所記述的國家和地方數目有了增加，記述的內容如王室情況、刑罰、民俗、物產等方面更加細致和具體，尤其關於赤土、哥羅的記述是前代所沒有的，而對於婆利、丹丹、頓遜等國的描述比以前豐富得多。

進人宋代（960 一 1279 年）和元代（1279—1368 年）時期，隨著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與馬來西亞的政治、貿易關係進一步得到發展和擴大，尤其是中國與位於東馬地區的浡泥國關系非常密切。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對馬來西亞的記述內容更加全面，更加正確。在這個時期出現了兩部重要著作，一部是宋代趙汝適的《諸蕃誌》，一部是元代汪大淵的《島夷誌略》。

趙汝適曾經擔任過福建負責海外貿易事務的長官，叫市舶提舉。由於工作上的關系以及本身負有向皇帝報告的責任，經常向從海外回來的商人以及各國到中國訪問的使者和商人了解海外的各種情況。他所寫的《諸蕃誌》也就是各國概況。《諸蕃誌》首次提到蓬豐（彭亨）、登牙儂（丁加奴）、淩牙斯加（即狼牙脩）、吉蘭丹、日羅亭④、單馬令⑤等國名，並稱這些國家是三佛齊的屬國。《諸蕃誌》對單馬令、淩牙斯加、佛羅安⑥的情況作了比較詳細的描述。《諸蕃誌》對渤泥國的記載最為詳細，包括中國到渤泥的距離，渤泥的社會、經濟、風物人情、貿易政策以及對中國商人優待政策等，同時也記述了渤泥周圍海島的情況[81]。（下續）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9, 2022 at 3:52pm

寫於同時代的《文獻通考》增加了關於 977 年渤泥派遣使節訪問中國的經過，稱渤泥的使節是一個叫蒲盧歇的阿拉伯人帶來的[82]。由此可見，渤泥在很長的時間裏與中國官方已經沒有往來了。趙汝適對於渤泥、單馬今、淩牙斯加、佛羅安等所作的記述，在很長時間裏基本成為後來中國其他古籍記述這些國家情況的基礎。

汪大淵是元代中國著名的航海家，青年時代曾經兩次到海外遊歷，到過馬來半島、菲律賓、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印度、波斯灣、紅海以及東非沿岸。他用 8 年的時間於1349 年寫成《島夷誌略》一書，涉及的國家和地區 220 多個，其中有關馬來西亞的有無枝拔⑦、丹馬令、彭坑（彭亨）、吉蘭丹、丁家盧（丁加奴）、蘇洛鬲⑧、浡泥、都督岸⑨、班卒⑩、龍牙菩提①、龍牙門②、東西竺③、萬年港④等 10 多個古國和地區，所記載的古國和地區遠遠超過以前的著作。在《島夷誌略》一書中，首次提到的地名有無枝拔、蘇洛鬲、都督岸、龍牙菩提、龍牙門、東西竺、萬年港等。汪大淵著作的一個特點就是注意記載這些國家的物產和貿易，中國與這些古國的經濟文化關系，所以《島夷誌略》是這一時期關於馬來西亞古國歷史十分寶貴的資料。汪大淵的記述，成為後來其他著作的主要資料來源。 

①多摩長一般認為在馬來半島；羊支跋在馬六甲以及附近的五嶼。

②一般認為在吉打至玻璃市一帶。

③在柔佛一帶。

④ 約在馬來半島北部。 ⑤ 一說在 Tembeling 一帶。 ⑥ 一說在 Kuala Dungun 或者 Beranang 一帶。 ⑦ 位於現在馬六甲。 ⑧ 位於現在吉打。 ⑨ 位於現在沙撈越 Datu。 ⑩ 一說在柔佛。

此外，元代寫成的《宋史》也首次提到丹眉流⑤，稱丹眉流在 1001 年派遣使節訪問中國[83]。另據《元史》的記載，1320 年元朝派遣使節出訪龍牙門，1325 年龍牙門使節回訪元朝，1286 年丁呵兒（丁加奴）和急蘭亦鱘（吉蘭丹）派使節到達中國[84]。

進入明代（1368 一 1644 年），鄭和七下西洋這個世界航海史上的偉大創舉，不但大大加強了中國與各國的關係，而且大大拓展和加深了中國人對海外的了解和認識。首先，鄭和下西洋大大加強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各種關系。在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隨從中，馬歡、費信、鞏珍分別寫了《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誌》，對以滿剌加王國和浡泥國為中心的馬來西亞歷史進行比較全面和深入的論述。其次，由於這一時期中國與馬來西亞古國的關係得到較大的發展，滿剌加王國和浡泥國經常組成使團到中國訪問，而中國也多次派了使節到馬來西亞訪問。因此在明朝宮廷檔案《明實錄》中保留大量關於明代中國與馬來西亞古國交往的歷史資料，是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歷史檔案。以後，在明代中國其他古籍中，都比較多地介紹馬來西亞古國的歷史、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況。可以說，明代中國有關馬來西亞歷史的著作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大大超過以前歷史時期。在明代後期民間著作中，以張燮的《東西洋考》最為傑出，它系統地記載了馬來西亞古國的歷史、社會、經濟貿易、民情風俗等方面的內容。第三，由於海上交通的發展，明代留下了中國人的海上交通線記錄，在《鄭和航海圖》和《順風相送》、《指南正法》這三本著作中以及張燮的《東西洋考》中，對中國到馬來西亞的海上航路作了詳盡和清楚地記載，史料價值非常高。中國人對海外國家的交通方向和距離的認識不再像以前那樣的含糊和籠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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