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偉宗:持續發掘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全方位發揮海洋文化軟實力

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的“建立開發性金融機構,加快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發格局”的要求(下稱“中央決定要求”),對我啟發很大,觸使我回顧了從1992年被聘任為省政府參事至今20年來,在省政府參事室黨組領導和大力支持下,偕同一批來自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省作協的多學科專家學者,在進行珠江文化研究的同時,研究開發海上絲綢之路的進程,從而進一步體會到中央的決定和要求具有深厚重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具有高瞻遠矚的發展戰略意義,特提供調研報告和建議如下。


一、研究開發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因、進程及成果

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我即開始探索珠江文化和海洋文化,起因是受當時西方現代文化學進入中國的影響,更直接的是出於對一部電視片的觸發。這部電視片的主題,是探究中國受封建制度和思想束縛而造成長期落後的原因,影片的回答是:在於作為民族文化發祥地和中心的黃河文化屬黃土地文化,而不是海洋文化;而西方發達國家都是因以海洋文化為主體的。對此,我當即質疑:難道中國只有黃河文化嗎?難道中國沒有海洋文化嗎?於是,我便有意識地從廣府文化進入探討珠江文化,從海上絲綢之路進入探討海洋文化。當然,這兩條研究線路是交叉結合進行的,但也大致各成系列。

(Feature Photo:Anse Source D'Argent,Indian Ocean by Raphael Messmer,www.500px.com/raphaelmessmer


古代絲綢之路,是指漢代到鴉片戰爭兩千多年來,中國與周邊及世界相關國家地區之間,進行商貿和文化交流的交通線路,由於中國特產以絲綢著名,十八世紀德國學者李希霍芬在其中國旅行記中,正式使用“絲綢之路”一詞,被普遍接受而通行至今。歷來說的中國絲綢之路是從西漢張騫通西域開始,始發地是長安(今西安)。20世紀中葉,學術界開始有海上絲綢之路的說法,具體始於何時、何地則眾說不一。1990年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專家到中國考察海上絲綢之路古港,確定福建泉州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依據是在泉州發現南宋時的海岸沈船,以及來自中東的教主遺墓碑和回教移民村。故泉州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資興建的“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而廣東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存,在聯合聯教科文組織考察時未受專家注目,於是留下了廣東究竟有無(或有怎樣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存的懸念。正是帶著這個懸念,啟開了我與一些學者研究開發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和海洋文化的進程。這個20年進程,大致可分為六個階段,具體如下。


(一)從田野考察對西漢徐聞古港的實證,到舉辦“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研討會的確認

早在1993年夏天,我受聘為省政府參事不久,即偕同文教組參事到古廣信所在地封開和梧州,考察廣府文化和珠江文化,當時得知《漢書·地理誌》有一段記載:稱漢武帝平定南越國後,即派黃門譯長從廣信到徐聞、合浦赴日南(今越南)出海外多國。這是中國最早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字記載。但是從未有學者到徐聞、合浦實證這個記載。

2000年6月上旬,正當珠江文化研究會成立之際,我等一行冒著酷暑,到達徐聞縣西南沿海土旺村(與徐聞古縣治“討網”音近),在二橋、仕尾一帶,發現漢代板瓦、筒瓦、戳印紋陶片,以及漢墓、枯井口、峰火臺等遺存,綜合之前考古學者在此發現的漢代“萬歲”瓦當、水晶珠、銀飾、陶罐等文物,以及《漢書·地理誌》中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開航”、“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南西北方千里”等記載,與田野考察實證與史料記載結合判斷,這即是西漢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舊址。我隨即寫出參事建議《應當重視海上絲綢之路的開發》,受到省領導高度重視,批準成立以黃偉宗為首的“廣東省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項目組(下稱“項目組”),繼續進行論證並擴大沿海古港的考察研究工作。這是正式探索進程的起步。這項實證成果,意味著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考察團在泉州確定的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在南宋始發時間,推前到西漢,從而具有將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史推前1300年的意義。

由此,項目組從兩方面進行深化研究開發工作:一方面是繼續開展對合浦南海古港的田野考察工作,包括到泉州古港學習取經;另方面是進行文案研究並撰寫作品及編寫論著工作,於2001年11月出版了《珠江文化叢書· 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專輯》6部,包括《開海》(洪三泰等著)、《千年國門》(譚元亨等著)、《廣府海韻》(譚元亨著)、《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詩選》(陳永正編註)、《交融與輝映——中國學者論海上絲綢之路》(黃鶴等編)、《東方的發現——外國學者談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徐肖南等編譯),共達200萬字,由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這套專輯,既將原有考察研究上升到更高的學術檔次,又為研討會提供了充分的學術準備和基礎。

2001年11月下旬,項目組在湛江市舉辦“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學術研討會”。來自北京、上海、廣西、海南、廈門、泉州、香港、澳門等地百余名專家們,再次證實和認同了我們對西漢徐聞古港的發現和實證,充分肯定中國本是世界海洋大國之一,應當改寫將中國排除在世界海洋大國之外的世界文化史。


(二)從對南海沿岸古港的普查,到《海上絲路文化新裏程》等重要專著的出版

自研討會結束後,項目組乘勝前進,繼續堅持走田野考察與文案研究並著述相結合的學術道路。從2001年至2003年期間,項目組同仁先後到南海沿岸的南岸、拓林、鳳嶺、樟林、白沙、大星尖、廣州、香港、澳門、廣海、陽江、電白、雷州、徐聞、合浦、北海、欽州、防城等古港,以及西江、北江、東江、南江、漠陽江、鑒江、南流江、北流江等港口,進行實地考察,發現每個古港都有一段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歷史,而且在歷史上呈現此盛彼衰現象,但又在總體上形成了從漢代至清代都不間斷地有繁榮古港的形勢和格局。由此說明,廣東自古以來都有不間斷的海上絲綢之路歷史,在每個歷史年代都有興旺的古港和歷史,是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最長、最完整的文化大省。

這些研究開發成果,都集中體現在2003年出版的專著《海上絲路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禮》中;同年出版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黃啟臣主編)、《珠江文化論》(黃偉宗著)、《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司徒尚紀著)等專著,更將田野考察成果上升到深度的理論學術層次。


(三)從發現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通道,到《珠江文化叢書· 十家文譚》出版

項目組一直以田野考察方式,持續進行古代文化遺存的發掘,並且一直堅持以多學科、多方面、多層次綜合考察為方針,因而不斷有新的發現和新成果,被稱為“填補絲綢之路學術研究空白”的“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通道”的發現,即屬此例。在此之前,學術界對陸上絲綢之路研究早已碩果累累,近年啟步的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也正風生水起,但都是各自為政地研究,既不註意將兩者研究聯系進行,又忽視在文化遺存中尚有許多起到對接兩者的古道文化,所以造成這個學術空白。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上半期,我在先後考察貫通古廣信(封開)的瀟賀古道,以及南雄梅關珠璣巷時,已對此有所覺察,但真正意識其重大意義的是本世紀初對這兩條古道的再次考察。這兩條古道的遺址和史料,都證實其本身從來就具有對接海陸絲綢之路的功能和意義。前者在《漢書· 地理誌》已寫明,漢武帝派黃門譯長開創海上絲綢之路,就是從水陸聯運的瀟水至賀江古道到廣信,然後又沿南江、北流江、南流江到達徐聞而出海的,這不就是名正言順的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通道麽?南雄梅關古道是唐代賢相張九齡主持開通。他在《開鑿大庾嶺路序》中寫明其目的,是為溝通中原與海外的貿易和往來。與梅關相連的珠璣古巷,是唐宋以來中原南下移民嶺南以至海外的中轉站,致世界廣府人皆認其為“吾家故鄉”,可見梅關珠璣巷在歷史上起到對接海陸絲綢之路的重大作用。此外,我們還發現了南雄烏逕古道、乳源西京古道、連州南天門古道等等,可見廣東古道文化豐富。古道具有對接海陸絲綢之路的重大作用,亦理當屬於海陸絲路文化遺存。


(三)從發現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通道,到《珠江文化叢書· 十家文譚》出版

項目組一直以田野考察方式,持續進行古代文化遺存的發掘,並且一直堅持以多學科、多方面、多層次綜合考察為方針,因而不斷有新的發現和新成果,被稱為“填補絲綢之路學術研究空白”的“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通道”的發現,即屬此例。在此之前,學術界對陸上絲綢之路研究早已碩果累累,近年啟步的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也正風生水起,但都是各自為政地研究,既不註意將兩者研究聯系進行,又忽視在文化遺存中尚有許多起到對接兩者的古道文化,所以造成這個學術空白。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上半期,我在先後考察貫通古廣信(封開)的瀟賀古道,以及南雄梅關珠璣巷時,已對此有所覺察,但真正意識其重大意義的是本世紀初對這兩條古道的再次考察。這兩條古道的遺址和史料,都證實其本身從來就具有對接海陸絲綢之路的功能和意義。前者在《漢書· 地理誌》已寫明,漢武帝派黃門譯長開創海上絲綢之路,就是從水陸聯運的瀟水至賀江古道到廣信,然後又沿南江、北流江、南流江到達徐聞而出海的,這不就是名正言順的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通道麽?南雄梅關古道是唐代賢相張九齡主持開通。他在《開鑿大庾嶺路序》中寫明其目的,是為溝通中原與海外的貿易和往來。與梅關相連的珠璣古巷,是唐宋以來中原南下移民嶺南以至海外的中轉站,致世界廣府人皆認其為“吾家故鄉”,可見梅關珠璣巷在歷史上起到對接海陸絲綢之路的重大作用。此外,我們還發現了南雄烏逕古道、乳源西京古道、連州南天門古道等等,可見廣東古道文化豐富。古道具有對接海陸絲綢之路的重大作用,亦理當屬於海陸絲路文化遺存。

這些古道發現是這個階段的主要成果。每項發現,我都及時寫出調研報告通過《省政府參事建議》呈報。項目組在這個階段的學術成果匯集於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的《珠江文化叢書· 十家文譚》中,包括:《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開發》(周義編)、《海上絲路與廣東古港》(黃啟臣著)、《珠江文化系論》(黃偉宗著)等書,共達300萬字。


(四)從“海上敦煌在陽江”題辭,到舉辦首屆南海1號與海上絲綢之路論壇

陽江南海1號宋代沈船,從發現、出水、進入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安放,歷時十年有余,從始至終都是世界性的新聞大事,因為這條沈船,是迄今世界海上出水歷史文物中,歷史最早、體積最大、文物最多、保存最好、價值最大的文化遺存。由於其是從事中外貿易的商運貨船,具有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性質;而且其文物以瓷器為主,代表了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陶瓷之路”的特點;尤其是以往發現的海上絲路文化遺存多是海岸文物,海中實物甚少。所以,項目組2003年9月對其考察時,我為其作了“海上敦煌在陽江”的題辭。從此,南海1號有了“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和代號。我作此定位的根據是:陸上絲綢之路文化遺存最多的是甘肅敦煌,約有6萬余件,故為陸上絲綢之路的文物中心和文化標誌;而陽江南海1號沈物中的文物,估計有6到8萬件之多,又是具有海上出水文物的“五最”優勢,堪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文物中心和文化標誌,故稱“海上敦煌”。

我意想不到,這個文化定位和代號也震動了世界。當時《陽江日報》報道南海1號是“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並在網上傳播,被正在中山大學舉辦世界文化遺產申請培訓班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知道了,便托人找我引領,於2004年元旦前往陽江考察。當他們認真觀看南海1號少量出水文物和聽取介紹之後,當即作出“世界少有”的表示,並認同“海上敦煌”的定位。2004年5月,居住美國的著名海洋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原臺灣教育部長兼成功大學校長吳京教授知悉,打電話到中大,請我邀請他來考察南海1號,經上級部門批準後,我陪他到陽江考察。結果他對南海1號評價更高,認為“世界海洋史要由此改寫”;接著他在中山大學對研究生作報告時又講到,南海1號與鄭和下西洋都是中國寶貴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2007年12月22日,南海1號沈船打撈出水,進入廣東海上絲綢之路館“水晶宮”安放,我應邀參加了慶典,150多家海內外媒體記者雲集采訪,發表了大量報道,我與陽江日報總編輯薛桂榮匯集全部報道於《海上絲路的輝煌》一書中,並於2009年6月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出版。2011年4月26日,在陽江舉辦了首屆南海1號與海上絲綢之路論壇,來自北京、西安、甘肅、上海、福建、武漢、廣西和本省等地近百專家學者,充分論證、高度評價了南海1號的“海上敦煌”價值和意義。會後,我與譚忠健主編的論文集《海上敦煌在陽江》,由中國評論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五)從在廣州發掘“西來初地”、“十三行”,到在臺山發現“廣僑文化”、“僑墟樓”,再到廣州中國商品出口交易會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廣州有“四地”之稱,即:千年海上絲路發祥地、嶺南文化中心地、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開放前沿地。其實,這“四地”都是因具有江海一體的文化特質而來,皆因海洋文化而來。由此,廣州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歷史特長、文化遺存特多,最著名而有代表性的是“西來初地”與“十三行”。前者是東晉時印度佛教禪宗和尚達摩,從海上絲綢之路到達廣州的登岸地,達摩是中國禪宗教派始祖,其登岸地標誌著海上絲綢之路也是“海上傳教之路”。後者是清代最大的商幫——粵幫的統稱,又是清代從乾隆至同治年間全國唯一對外通商並具海關職能的口岸,歷時300余年,直至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才結束。“十三行”實則是清代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心和標誌,很有歷史文化意義。我和項目組多位同仁,都為發掘其文化遺存寫過多次調研報告和參事建議,以及歷史報告文學、電視劇本等作品。

海外華人華僑和僑鄉文化,實質上也是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一種產物和體現,因為出海或回歸、聯絡、交流,都必經海上絲綢之路,所以海上絲綢之路也是華僑之路。項目組自2006年以來,一直關註華僑和僑鄉文化現象,多次到江門、開平、臺山、恩平、鶴山、新會、篷江、東莞等地考察,先後發現和提出“後珠璣巷”、“客僑文化”等文化現象和文化定位,受到海內外媒體的普遍關註。尤其是從2006年至2011年,項目組到臺山進行多次調研,發現和提出了“廣僑文化”和“僑墟樓”文化現象,更具有典型代表意義。“廣僑文化”是廣府文化與華僑文化融合而成一種新型文化;“僑墟樓”是僑鄉中墟集商市總稱,因其既是傳統農村墟集,但又因是華僑投資所建而有“樓”,並有與海外通商的碼頭和商行,而具有“洋”的特點,是“廣僑文化”載體之一。它具有自“十三行”統管海外通商結束後,所出現的中國海外通商在僑鄉遍地開花的轉型意義,也是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在僑鄉泛化之體現。所以,廣東大多僑鄉都有這種“僑墟樓”,但以臺山為最多、最集中、保存最好。2012年8月我們舉辦了中國首屆廣僑文化研討會,來自北京、武漢、廣東和江門,以及澳大利亞的數十位專家學者,充分論證和肯定了這種文化遺存具有獨特的海洋文化和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價值和意義。我和鄺俊傑主編的《廣僑文化論》是這項成果之集粹。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廣州創辦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重開海上絲綢之路的新起點,可謂傳統海上絲綢之路的再延續、新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端,迄今已舉辦百屆,而且從開始只是“出口商品交易”,發展為“進出口商品交易”,交易面和交易額均與時俱增、俱進,帶動了會展業在廣東飛速發展,如影響世界的深圳“高交會”、“文博會”等等,都是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和海洋文化持續發展的重要標誌,也即是廣東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五大“亮點”。下面則是總結性的理論成果。


(六)從《中國珠江文化史》完成,到《中國南海海洋文化研究叢書》出版

2009年6月28日,正當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成立10周年之際,本會(也即是項目組)同仁歷時3年努力而完成的300萬字大型史著《中國珠江文化史》,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這是繼《黃河文化史》、《長江文化史》出版之後,被學術界稱為“填補中國大江大河文化史空白”的史書。這部史書的完成,既是珠江文化工程帶總結性的階段成果,也是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的階段性總結成果。因為它以大量的史料和翔實的論證,以數千年珠江文化發展歷程和體系,證實了珠江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發源地之一,是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等並列而構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家族中的一員,同時也論證了珠江文化本身就以江海一體的特質,而具有特強的海洋性;這部史書中又有大量篇幅,系統論證了與珠江流域一體的南海沿岸海上絲綢之路的悠久歷史和發展,從而以雄辯的史論匡正了認為中國無海洋文化的偏誤。

雖然取得了這些重大成果,但項目組並不以此停步不前,而是乘勝前進,向海洋文化進軍。所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同志致信我表揚《中國珠江文化史》的時候,我在復信表示感謝的同時,提出了為研究海洋文化立項的請求。在汪洋同志的關心和支持下,從2010年開始,項目組在原有珠江文化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再進入海洋文化的深度研究。2013年7月,出版了由我主編並撰寫長篇引論的《中國南海文化研究叢書》,內含《中國南海海洋文化論》(譚元亨等著)、《中國南海海洋文化史》(司徒尚紀著)、《中國南海海洋文化傳》(戴勝德著)、《中國南海古人類文化考》(張鎮洪等著)、《中國南海商貿文化誌》(潘義勇著)、《中國南海民俗風情文化辨》(蔣明智著)等6部,共達200萬字,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屬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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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August 15, 2017 at 9:47pm

劉玉珠·努力成為世界遺產強國
——專訪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

新華社北京2017年7月9日電(記者 施雨岑、王思北) 8日,在波蘭克拉科夫舉行的第4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世界文化遺產提名項目“鼓浪嶼:歷史國際社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中國世界遺產總數已達到52處。

自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以來,我國在申遺的道路上已走過30余年。作為世界遺產大國,我們應如何看待世界遺產給我們帶來的影響?下一步,我國該如何應對即將實行的新的國際規則?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就此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獨家專訪。

世遺數量增加 責任義務更重

(2017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地位的廈門鼓浪嶼)


問:近年來,中國擁有的世界遺產數量持續增長,如何看待我國在申遺方面取得的成績?


答:這是可喜可賀的事情,但我們應該以平和、冷靜的心態看待。目前,我們的監管、保護和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和困難還很多,有些還很突出,我們要把註意力更多地放到申遺成功後的管理、保護和傳承上,不要把申遺結果作為唯一的追求。

我國世界遺產數量在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這是由中華民族悠久豐富的歷史文化所決定的。中華文明經歷了5000多年的發展,形成了數量巨大、種類豐富、特征鮮明、分布寬廣的各類不可移動文物、可移動文物、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相對於世界遺產數量,我們應更關註世界遺產的保護責任與義務。這是中國政府作為《世界遺產公約》締約國的莊嚴承諾。我國世界遺產數量的增加,意味著我們肩上的責任和義務更加沈重。

與其他一些世界遺產大國相比,我國在文物保護、法規建設、文物安全、人才培養等方面還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各部門之間進一步加強交流、溝通與合作,積極吸收國際理念,學習各國成功經驗,不斷加強能力建設,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努力成為與世界遺產數量相符的世界遺產強國。



增強民族認同 推動交流互鑒



問:從中國擁有首批世界遺產,到現在已經30年了,給中國帶來了什麽?


答:首先,通過30年的不懈努力,我國大量反映各個歷史階段、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特色的文化遺產得到了更好的保護和利用,歷史上因各種原因遭到不斷蠶食、破壞的環境景觀得以整治,展示、闡釋和利用的整體水平明顯提升。


其次,通過對文化遺產的不斷發掘、認識和宣傳,不僅使文化遺產的內涵和價值得以深化,文化遺產所在地的凝聚力得到增強,廣大民眾的珍貴記憶得以保存,極大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凝聚力。就更大範圍而言,通過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管理水平的提升,我國大量優秀的文化遺產得以向全世界宣傳、推廣,得到世界的認可和欣賞,在增進世界人民對中華民族的了解和信任,推動各國各地區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世界文化遺產在反哺遺產地社會、文化、經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提高了遺產地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改善了生活環境,以多種方式增加了當地民眾和政府經濟收益,提供了遺產保護、管理、旅遊等多種直接或間接的就業機會。同時,通過世界遺產的申報,文化遺產的價值內涵、保護意識和保護理念獲得廣泛理解和認同,大量歷史遺留問題在申遺過程中逐步得到解決。


第四,通過世界遺產領域的國際交流,大量先進的文化遺產保護新理念、新做法、新案例被引入我國,拓展了相關從業人員的視野,推升了他們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申遺非“政績” 提升保護管理


問:據了解,世界遺產委員會已經做出決定,限制各國世界遺產的申報數量,這將給我國帶來什麽影響?


答:當前國際申遺形勢日趨嚴峻,申遺工作要求日益嚴苛,我們的申遺工作面臨著巨大壓力。自2018年開始,世界遺產委員會將實行“新限額制”,即每年每個締約國只能申報一項世界遺產項目,每年最多審查35個項目。同時,世界遺產國際專業咨詢機構在申遺審核方面采取了向沒有世界遺產或世界遺產數量較少的國家傾斜的策略,對我國這樣的世界遺產大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標準。


鑒於此,我國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項目要在各方面作好充分準備。推薦項目既要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相關標準,具有世界範圍內的突出普遍價值,又要具有很好的保存現狀、妥善的保護管理體系,保持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同時,改變“重申報、輕管理”的想法,不要把申遺成功作為“政績”,將我們已擁有的世界遺產保護好,彌補工作中的短板和不足,盡快提升世界遺產保護管理整體水平。



承擔國際義務 加強國際合作



問:在國際合作方面,下一步將采取哪些行動?


答:作為世界遺產大國,我國在世界文化遺產領域應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和義務。今後,我國將進一步加強與相關國際組織的深度合作,在世界文化遺產的平臺上發揮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作用,進一步推廣世界遺產保護理念,將我們積累的中國經驗與中國理念,通過各種形式分享給世界同行。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框架下,我國將進一步參與國際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實踐,推進柬埔寨吳哥古跡保護國際行動、援助尼泊爾政府加德滿都杜巴廣場九層神廟修復工作,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在“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加強協調、合作,同時進一步加強與烏茲別克斯坦等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南亞絲綢之路(即“南亞廊道”)以及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在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展示闡釋方面的交流與合作。(2017-07-09 新華社)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July 30, 2017 at 9:40pm

張國祚 :文化軟實力是貫穿“一帶一路”建設的靈魂

“一帶一路”是當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時代樂章。它是由中國領唱,但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曲”,而是各國共同參與的“交響樂”。“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為解決當前世界和區域經濟面臨的問題尋找方案,為實現聯動式發展注入了新能量,一個“共商合作大計,共建合作平臺,共享合作成果”的主旋律將在全球唱得更響。

4年來,“一帶一路”建設成果已經超出預期。共建“一帶一路”是加強國際合作的重要途徑,已經成為各方積極參與推進的重要事業,為增進各國民眾福祉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經濟走廊建設穩步推進,互聯互通網絡逐步成型,貿易投資大幅增長,重要項目合作穩步實施,取得一批重要早期收獲。亞投行、絲路基金的成立為金融合作提供了堅實支撐。面對“一帶一路”順利發展的大好形勢和利好的經濟前景,我國各地區、各部門也都希望借“一帶一路”東風有所作為。不僅沿邊、沿海各省市紛紛搶占先機,就連中部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江西各省也都高度重視,把借助“一帶一路”打造內陸開放新高地,列為“十三五”期間的重點工作之一,湖南省還專門制定了《對接“一帶一路”戰略推動優勢企業“走出去”實施方案》。當此之時,無論總結經驗,還是展望未來,都需要認真思考領會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的核心內容和實施“一帶一路”的關鍵理念。

“一帶一路”建設是要努力打造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這“五通”為抓手,使沿線國家實現和平發展、和諧合作、互利共贏。共建“一帶一路”,必須本著“親誠惠容”的精神,堅持文化先行。

文化架橋,有利於求同存異。文化有利於“一帶一路”輻射的國家相互溝通、增進友誼。“一帶一路”幅員廣闊,國際關系復雜,民族宗教各異,歷史文化存在很多差異。只有講好歷史、講好傳統、講好友誼、尊重差異、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求同存異,才能心靈通、感情親,才能拉近距離、開展合作、建立友情。而講歷史、講傳統、講友誼、講尊重、求同化異,都需要依靠文化。

文化溝通,有利於宣傳中國。文化可以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站在新的歷史高度上更好地認識當代中國。古絲綢之路是兩千多年前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時開辟的。隨著歷史的變遷,它演變成一條越走越遠的商路,繼而成為連接亞非歐的經濟文化交往之路。“一帶一路”這一借用歷史符號提出的宏大倡議,能否得到沿線國家的認同,取決於沿線國家對當代中國的了解和認同,取決於我們能否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宣傳好當代中國的立場、觀點、政策主張和戰略意圖。而所有這些宣傳同樣需要文化。

文化紐帶,有利於建立和鞏固中外友好關系。文化可以使我們更好地在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中弘揚“親誠惠容”精神。“親”,只有親切、親近、親和,別人才願意與我們交朋友。“誠”,大道唯誠,無信不立,只有守誠有信,才能贏得別人的信任和尊重,別人才能願意和我們交朋友、做生意。“惠”,就是互惠,給別人實惠,使別人有獲得感,自己也有獲得感,人家才願意與我們合作共贏。“容”,就是要包容、寬容,相互理解、尊重差異;中國古代傳統文化講的是和而不同,今天也是如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化、宗教等背景都比較復雜,在交往過程中不可能完全和我們一致,所以我們要有大國風範、博大胸襟,善於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在不損害我國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盡量理解和包容別國的文化、歷史、風俗和宗教信仰,以及別人的利益訴求。“親誠惠容”四個字,字字都需要文化奠基。

文化解讀,有利於更好地詮釋“一帶一路”精神。文化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實現目標。“打造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這是一種打破“零和遊戲”法則的創新理念,需要有更宏大的視野。“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也打破了盟主獨斷專行、強加於人的合作模式,需要有科學整合資源的運籌思維。“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沒有政策通、民心通,其他“三通”任務都難以完成,而政策與民心深受文化影響。至於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和平發展、和諧合作、互利共贏的理解、詮釋和說明,更需要文化的智慧。可以說,“一帶一路”與文化環環緊扣,無論對哪個環節的理解都離不開文化作先導。

總之,在當今的國際背景下,實施共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既是經濟發展的大手筆,也是文化發展的大手筆。它將使世界更好地認識中國、理解中國,更好地與中國建立友誼。其中以“親誠惠容”為主要內容的文化軟實力是貫穿“一帶一路”建設的靈魂。只有做到“親誠惠容”,才能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利共贏。而所有這一切,必須文化先行,因為“親”是一種文化的情感,“誠”是一種文化的品德,“惠”是一種文化的實踐成果,“容”是一種文化的心胸。只要做到“親誠惠容”,我們的“一帶一路”倡議就能深得人心、廣受歡迎,不斷擴大影響,不斷取得實效,不斷結出豐盛的碩果。文化先行,一切暢通,一贏百贏。(本文是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全面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2015MZD045],湖南省智庫專項重點委托課題“全面提升湖南文化軟實力對策研究”[16ZMB23]的階段性成果)(2017-06-16 13:10:33 來源:經濟日報)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March 8, 2017 at 5:10pm

鄭和七下西洋

明代稱廣東南海爲南洋,幷以東經110°(相當于雷州半島、曾母暗沙以及加里曼丹島兩岸)爲界,在此以東海域爲東洋,包括菲律賓群島、加里曼丹島、爪哇島、蘇拉威西(Sulawesi)島及馬魯古(Maluku)群島一帶;在此以西海域爲西洋,包括馬來西亞半島、蘇門答臘島、印度、斯里蘭卡、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地中海沿岸等。就是說,“東洋”與“西洋”是隔廣東南海相望,他們之間的基本地理分界便是南海。所以,經廣東至厄加勒斯角航綫的開闢,實際上就是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命使臣劉叔勉“以即位詔諭其國”的西洋瑣里,和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命禦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出使渤泥,以及後來爲衆所周知的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所開闢的經廣東南海到西洋的航綫。這條航綫是明初海上絲綢之路航程最長的遠洋航綫。現根據《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迹碑》(見錢谷編:《吳都文粹續編》)和現存福建長樂的《天妃靈應之紀》碑文所記及參閱其他文獻資料,將鄭和經廣東南海七下西洋所開闢之航綫略述如下。


一下西洋:

永樂三年(1405年)六月,明成祖命鄭和及王景弘“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賫金幣。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複自福建五虎門揚帆” 出海,經廣東南海到達西洋。史稱:

永樂三年……中官鄭和、王景弘、張大等造大船百艘,率卒二萬七千餘,……滿載陶瓷、錦綉、布帛,曆漳、潮、瓊崖,至占城,又沿暹羅灣……至印度諸邦,達波斯灣耀兵西洋。

這就說明鄭和從江蘇劉家港出發,沿海岸邊經福州、泉州、加禾千戶所(厦門),到廣東省的南澳山(今南澳島)、大星尖(今廣東省惠東縣東南小星山島對面突出之海角處)、獨猪山(即獨州山,今海南萬寧縣東南之大洲島),到七洲洋(南海七洲列島),然後到占城、爪哇、蘇門答臘、錫蘭山(錫蘭)、古裏(今印度喀拉邦北岸的卡利庫特,Calicut)、舊港(今巨港,Palembang)等國家和地區。永樂五年(1407年)七月,返國到南京向成祖複命。


二下西洋:



“永樂五年秋九月,命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首從廣東往占城國”(見下頁原文),到暹羅(泰國)、滿刺加(馬六甲)、渤泥(文萊)、蘇門答臘、錫蘭山、柯枝(Koci,今印度西南岸的柯欽,Cochin)、小葛蘭(今印度南部西岸的奎隆,Quilon)、古里、加异勒(Kaval,今印度南部東岸的卡异爾鎮,Cail)等國家。永樂九年(1409年)夏,回國。此次鄭和出使,以大量的絲紡織品、香爐、花瓶、燭臺、燈盞、香盒、金蓮花、香油、蠟燭、金一千錢、銀五千錢等貴重物品向當地佛寺布施。史料記載這次鄭和下西洋是從廣東出發的。但是從何港口起航,尚待進一步研究發現。



三下西洋:



永樂七年(1409年)九月,鄭和“統領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駛海舶四十八號,往諸番國開讀賞賜。是歲秋九月自太倉劉家港開船,十月到福建長樂太平港停泊,十二月于福建五虎門開洋”。經廣東南海,到占城、爪哇、滿刺加、暹羅、蘇門答臘、錫蘭山。然後將船隊分成兩支,一支由鄭和親自率領到葛藍、柯枝、古裏;另一支前往加异勒、甘巴裏(今印度南端科摩林角)。最後兩支隊伍均到達印度南端西海岸。永樂九年(1411年)六月,返回南京。



四下西洋:



永樂十年(1412年)十一月啓程出海,經廣東南海,到達吉蘭丹(今馬來西亞與泰國交界處吉蘭丹州首府哥打巴魯)、彭亨(今馬來西亞彭亨州彭亨河口處北干一帶)等地。然後繞過馬來半島西行,經加异勒到達古里。幷由此西北行,到達忽魯謨斯(今伊朗霍木茲海峽的克歇姆,Qushm,東部的霍木茲Hormoz島)。鄭和向忽魯謨斯國王及後妃大臣賞賜紗羅、彩帛和錦綺等高級絲織物。此次,鄭和下西洋,多次從錫蘭山及印度南端西岸諸地派出分船隊分別到阿拉伯半島各地、東非及阿拉伯海半島國溜山(今馬爾代夫群島),幷訪問了阿拉伯半島南端的阿丹(今也門之亞丁)、東非的木骨都束(Mogadishu,今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不刺哇(今巴拉韋)、麻林地(今坦桑尼亞的基爾瓦·基西瓦尼)。永樂十三年(1415年)七月回國。〔43〕



五下西洋:



永樂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此次航行路綫與四下西洋路綫基本相同。任務是偕送爪哇、古里、滿刺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刺哇、阿丹、蘇門答臘、麻林地、刺撒、忽魯謨斯、柯支、南巫裏、沙裏灣泥、彭亨諸國及舊港宣慰司使回國,賜柯枝國王印誥,幷封其國中之山爲鎮山。永樂十七年(1419)六月回國。



六下西洋:



永樂十九年(1421年)正月,鄭和偕送忽魯謨斯、阿丹、祖法兒、刺撒、不剌哇、木骨都束、古裏、柯枝、加异勒、錫蘭山、溜山、南渤利、蘇門答臘、阿魯、滿刺加、甘巴裏等十六國使臣返國,幷訪問這些國家。永樂二十年(1422年)六月回國。



七下西洋:



宣德六年(1431年)六月,因爲明宣宗“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鄭和、王景弘率官兵二萬七千五百五十人,船大小共十六艘,遍曆忽魯謨斯、錫蘭山、古裏、滿剌加、柯枝、不剌哇、木骨都束、南渤利、蘇門答臘、剌撒、溜山、阿魯、甘巴裏、阿丹、佐法兒、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個國家和舊港宣慰司。宣德八年(1433年)回國。


鄭和七下西洋,是明朝政府組織的大規模航海活動,而且都是經過廣東南海水域各港口到達西洋諸國的,其中第二次是從廣東首航出發到占城,而且規模巨大。第一、第三、第四、第七次下西洋人數均達到兩萬多人,每次出航時間長達兩三年之久,堪稱一支强大的遠洋艦隊,前後歷時二十八年,到達亞洲、非洲三十九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達南緯8°55′的麻林地(坦桑尼亞的基爾瓦·基西瓦尼)。鄭和下西洋雖然只有第二次是在廣東起航出發,但其他六次從江蘇出發,到福建五虎門放洋後,均是要經廣東的南澳島、大星尖、獨猪山、七洲洋,到達西洋各國的。根據李約瑟教授的研究,實際上明代中國的船隊已有大帆船到過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而進入了大西洋水域。明初由鄭和七下西洋的最遠航綫爲明中葉以降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向全球擴展打下深厚的基礎,鄭和成爲我國的“偉大航海家”(梁啓超語),外國人也贊揚他爲“海軍上將鄭和” (Admiral (Chengho)。他開創的洲際航綫,對于後來達·伽馬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開闢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綫以及對麥哲倫的環球航行,都起了先導的作用。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January 15, 2017 at 2:09pm

李治宏·雲南民族大學設國際職訓學院·向東盟學生招手

雲南民族大學的短期目標,是設立瑞麗國際職業培訓學院,並將在明年開始招生,而對象是東盟各國學生,包括大馬人。

羅海麟指出,有關學院將是4年制的正規學院,在雲南民族大學及中國政府提供撥款融資下,將能免費為外籍學員提供培訓。

“我們每年獲得雲南民族大學為數250萬人民幣的撥款,過去2年來,我們為企業提供的培訓計劃每期耗資2萬至3萬人民幣。學院開課後是免費授課,但將來或許會征收住宿費用,但外籍學員可向大學申請獎學金。”

大馬人雲南大學深造

他受本報詢問時說:“目前有大馬人在昆明的雲南民族大學深造,大學也有提供東盟8種語言,包括馬來語課程。將來,學院不排除會循著這個路線,以馬來語為大馬學員授課。”

瑞麗簡介:與緬甸山水相連

瑞麗位於雲南省西部,西北、西南及東南三面與緬甸山水相連,村寨相望。瑞麗毗鄰緬甸國家級口岸城市木姐,是中國唯一按照“境內關外”模式實行特殊管理的邊境貿易區。

瑞麗是中國西南最大的內陸口岸,也是重要的珠寶聚散中心,更是中國17個國際內陸港口城市之一,以及中緬油氣管進入中國的第一站。(摘自 8.1.2017 南洋商報·東盟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下篇

瑞麗口岸服務中心

瑞麗位置圖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January 5, 2017 at 1:33pm

李永球·登嘉樓的神廟博物館

登嘉樓的首府瓜拉登嘉樓,有座兩百多年的古廟——和安宮,早聞其名,來到一定要參觀。然而,它不幸於2010年2月22日遭受火災,宮廟被焚毀,如今是重建的新宮。
新宮的建材多數從中國福建運來,整個新宮美輪美奐,失去了古早味。幸虧其鐵鐘是原物,鑄於嘉慶六年(1801)。另一塊“和安宮”木匾乃1918年之物,由署名“甲必丹高”所酬謝。和安宮主祀媽祖,副祀有觀音、太歲、關帝、大伯公等神明。

瓊州會館屬下的天后宮,也是歷史悠久之宮廟,光緒二十二年(1896)的“子惠元元”牌匾,乃符載升敬奉。宮廟經過重修,可惜部份被改造了,幸虧大部份建築及檐下的壁畫被保存下來,壁畫未獲得良好照顧而顯得斑駁破落。主祀媽祖和水尾聖娘,副祀福德正神、英明兄弟等。

                                 新建的和安宮內部金碧輝煌。(圖:李永球)


                                 天后宮保存的傳統壁畫。(圖:李永球)

                                        登嘉樓博物館展出的馬來傳統建築。(圖:李永球)

                                                  德順公司博物館。(圖:李永球)


胡健成君特地帶我到主祀鄭和大人的三保公廟,此廟建於1942年,未建廟之前,已有善信在此處大樹下祭拜三保公。廟前有一條河,河中布滿大石頭,據說鄭和船隊來到登嘉樓再換小船溯河而上,到此處遇到大石頭而上岸步行。

可是二次大戰後,英政府將大石頭炸毀。由於廟宇地處馬來甘榜內,平時門戶深鎖,幸運當天有人帶中國教授來參觀,我也有得入內瞻仰一番了。

此位中國杜鋼建教授專做鄭和研究,他說鄭和曾經兩次來到丁加下路(登嘉樓),當時有個錫蘭山國,國王欲殺害鄭和,叫鄭和一夥乘小船沿河而上到王宮晉見,船行到現在廟前河中大石頭時準備殲滅他們,幸虧鄭和獲得當地百姓援救,棄船登陸,他帶領軍隊一路殺到王宮,活捉國王及大臣等人,帶回中國。明朝永樂帝說錫蘭山國屬於泰國管轄,無法與中國打交道,所以誤解鄭和的好意,就賜予財富並放國王一夥回去,俘虜中有人說國內有位賢者,永樂帝決定立此人為國王,於是鄭和第二次到丁加下路,是因為頒詔書立新國王而來的。

胡健成知道我對古跡文物極為感興趣,載我到登嘉樓博物館參觀,此館有我國最堂皇的博物館之稱。館內珍品極多,以馬來文化、蘇丹皇族及伊斯蘭教文物為主,胡君如數家珍地解說馬來紡織布料、銅器、馬來劍等,令我如沐春風,甘拜下風。館外尚有不同造型的傳統馬來船及馬來建築實物展覽,造型不一樣的傳統古建築,各有其不同的功能與優點,顯現古人高超的智慧。館藏豐富,值得推薦給大家。

唐人坡里新開一座“德順”博物館,目前是免費參觀。德順公司已逾百年歷史,乃福建同安黃氏家族的產業,第三代東主黃新禧於19世紀以大船做海上貿易,從登嘉樓運輸椰幹、檳榔幹到暹羅,回程運載白米和鹽來賣,也從事釀糯米酒行業,富甲一方,獲得蘇丹恩準以德順公司鑄造錢幣流通。館藏東西以娘惹刺繡服裝為主,不過建築物的後部及樓上正在裝潢,以擴大空間增添文物。

從事古董買賣的胡健成,其家裡珍藏的古物,才真的叫我嘆為觀止!眾多的馬來劍、銅壺、銅盤、銅鍋、各種古錢幣、鈔票、郵票、首日封、中國瓷器、陶器、木家具、娘惹的金飾品等等,很多都是我首次見到的文物,誠然大開眼界。其中有4個一套半圓形的椰殼碗,雕刻傳統中華紋飾,碗內有灌一層薄錫,極為精美,據說是華人頭家製造來贈送給馬來皇族之物。他表示,所珍藏古物極多,近年開始售賣,讓有緣人去珍藏之。星洲日報/文化空間‧文/圖:李永球‧2014.03.23)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January 4, 2017 at 4:54pm

肖鋒 彭祿遠:南雄珠玑古巷梅岭创建4A级景区工作稳步前行

為全面提升珠璣古巷、梅嶺景區的品牌形象,保護、利用人文歷史資源,促進景區協調發展。今年1月,南雄市啟動珠璣古巷、梅嶺景區創建國家4A級旅遊景區工作。目前創建工作穩步推進。


珠璣古巷創建4A級景區進展順利。一是景區成立了創建4A景區工作領導小組,分工負責,明確工作任務;二是穩步推進景區環境整治工作。今年4月1日,南雄市成立了珠璣古巷景區旅遊環境管理辦公室,辦公室設在珠璣鎮政府,景區辦作為常設機構,負責對珠璣巷景區旅遊環境整治的管理工作。在整治過程中,制定了《珠璣古巷景區管理規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治亂搭建行為、規範姓氏宗祠管理、打擊出售盜版書籍等行為。

同時,南雄市旅遊局籌集資金200多萬元,全面改造景區的園林綠化,在景區停車場、胡妃紀念館、景區外老國道323線邊全部種植花草,景區園林綠化有了根本的改觀;在景區外老國道323線旁邊修建一條排水明溝,並在水溝內鋪設水管,電線,為以後安裝路燈及澆水淋花打好前期基礎;在珠璣巷博物館對面靠圍墻搭建了22間木房子,把景區內全部的流動攤販統一在木房內經營。


通過以上措施,景區的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二是進一步完善了基礎設施。改造了景區四號門售票處,在售票處周圍鋪設了廣場磚、安裝了電動門、改建景區四號售票口,使景區四號售票處更安全、美觀、實用;在胡妃紀念館設立遊客中心、土特產商店。

在停車場旁邊按照三星級標準正在建設水沖式旅遊公廁;制定了修建張昌故居至李氏宗祠、林氏宗祠至雷氏祖居道路的工作方案;維修了景區圍墻鐵欄桿。

三是加強了旅遊安全管理。增設了沙水湖的安全警示標識牌、景區防火警示牌等,加強了沙水湖水上遊船的安全檢查,嚴格執行遊客上船前穿好救生衣和安全員巡視等制度。

四是進一步提升了服務質量。通過組織景區員工參加韶關市舉行的業務培訓和我局組織的業務培訓,提高員工的業務水平和服務質量,為遊客提供優質的服務。五是進一步擴大了品牌影響力。開展4A創建工作以來,景區的保護、管理、經營等各項工作得到了各界人士和廣大遊客的高度稱讚,景區的知名度進一步提升。


梅嶺創建4A景區工作有序進行。一是景區成立了創建4A景區工作領導小組,分工負責,明確工作任務。二是完善了景區基礎設施。在國道323線進入景區路口旁增設了用天然石做成的景區標識;維修了辦公樓,更換了部分宣傳廣告牌。三是增加種植了梅樹,打造“梅花品牌”。

籌集資金種植了1000多株梅樹、200多株櫻花;四是加強了安全管理工作。在景區增設了防滑、防落、防火警示牌,在售票處樓頂安裝了避雷設施,並安排工作人員加強巡視,防患於未然。(2011-8-4 南雄旅遊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September 1, 2016 at 1:02pm

何志平:“一帶一路”建設不可忽視軟實力

兩年多前,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攪動全球這一池"春水"。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能源合作無疑最為重要的範疇。"能源為先鋒,法律做保障,文化走出去",將是一個美好的期待。

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能源消費量最大的國家,原油對外依存度超過 60%,天然氣對外依存度也達到 30%,中國正面臨著油氣安全問題不穩定、海外油氣資源獲取難度增大、原油定價話語權薄弱等問題,這和中國的能源大國地位是極度不相稱的。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途諸國擁有豐富的油氣資源,是巨大的能源庫,但基於投資不足和技術的限制,當地能源行業發展較為遲緩,相關設施建設滯後。"一帶一路"能源合作戰略將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新的思路,將實現互利雙贏的新局面。

眾所周知,世界曆史上曾經有過三次大的石油危機,對全球經濟社會造成很大影響。人們不斷制定能源規則,但時至今日依然沒有效果。這一切凸顯能源的重要,也顯示能源的覆雜性。由於"一帶一路"整合了全球資源,涉及到不同的宗教、道德,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體制、不同的法律,比如兩岸四地就有4套不同的體系。加上沿線66個國家,共有70套不同的法律。這是"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挑戰,是我們面臨的、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從更廣的文化角度來講,法律本身是一個"技術"問題,可通過條文等方式進行規範和細化。但法律的核心也應該有"普世價值",那就是中國傳統法治所蘊含的道德力量。

中國傳統的法治精神是什麼呢?那就是以法治國,以德化人。

中國的法治思想源遠流長。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期,中國有個重要學派叫做法家,提倡以法治為核心思想,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這便是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

古代中國法律制度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法家強調的刑法,一個是儒家推崇的道德,這兩者相輔相成,形成中國獨特的法治體系。所謂"陽儒陰法"、"儒表法裏"就是這個意思。

這也是中國古代的法治與西方所提出的法治不同的地方。西方的法強調不能做什麼,但並不提倡要做什麼,有如《聖經》中"十誡"裏提出的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等等。這些要求,是對社會、對個人最基本、也是最低層次的要求。但古代中國在儒家思想影響下,社會道德受到特別重視,並通過"忠孝禮義廉恥信勇"的方式加以實現,從而令法律制度在道德評價、社會責任等方面與儒家主導思想高度契合。從西周時期的"明德慎罰",發展到之後的"德主刑輔",形成了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一套核心內容:這就是以法治國,以德化人--既提出法治精神,也強調道德觀念。就如孔子所說,好的法律體現一種仁愛精神;之後的荀子也表示,真正的法律必須體現一種道德精神。

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中國關於道德法治的價值觀,是中國軟實力的一部分。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是要廣交天下朋友,幫助中華文化走出去,讓我們的文明、法治和道德力量也能贏得世界的尊重。因此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軟實力的建設不可忽視,軟實力的推廣更需要加強。

當然,我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發揮自己文明的精華,結合不同國家的長處共同發展,這才能夠實現天下大同的美好目標。 (收藏自2016-03-31 香港商報網,作者: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何志平)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September 1, 2016 at 1:01pm

王蒙·“一帶一路” 提升文化軟實力

摘要:絲綢之路是中華文化向外傳播的重要載體,是中華民族跨越千山萬水與世界產生精神交流的重要通道。絲綢之路的“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精神傳承至今,融會貫通於“一帶一路”政策,推動各國文化交融、人類文明多樣化發展。

絲綢之路是中華文化向外傳播的重要載體,是中華民族跨越千山萬水與世界產生精神交流的重要通道。絲綢之路的“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精神傳承至今,融會貫通於“一帶一路”政策,推動各國文化交融、人類文明多樣化發展。

大型紀錄片《新絲路密碼》攝制組采訪了中國當代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名譽主席王蒙先生。王蒙就中國“一帶一路”政策在文化上的傳承與提升,以及文化發展要“互聯互通”,並如何提升文化軟實力,做了詳細的分析與闡述。


“一帶一路”是對過去的尊重,也是傳承與提升

王蒙介紹說,實際上,唐僧去往印度取經路線,與絲綢之路重合。當年玄奘路過高昌古國,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吐魯番地區,被苦苦挽留一年多之久,並在當地宣揚佛法。這就是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一種實例,實際上也是一種常態——文化與文明的碰撞與交流。國家提出“一帶一路”政策,既是對絲綢之路的尊重,也是對絲綢之路的傳承與提升。

王蒙說:“古絲綢之路的開辟是靠商人、僧侶、學者和軍隊的腳步踩出來的。綿延萬裏的路線不知道有多少艱難和磨礪,而現在,卻擁有發達的交通和穩定的睦鄰關系,這是過去不可想象的。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一定的成績之後,肯定會希望與世界各國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系,這在理論上也恰恰契合古人‘協和萬邦’的政治理想。在當前不可阻擋的全球化趨勢下,中國發展跟世界幾乎每個角落都產生關聯。在‘一帶一路’的政策性支持下,中國與外界聯系將會更加順暢通達。中國歷經改革開放三十八年,取得重大進展,‘一帶一路’就是希望能夠帶動周邊國家的發展,傳遞中國的‘正能量’。反過來說,與世界各國的友好往來,也會促進中國進一步的發展。”王蒙介紹說,這是一個對各方都有利的政策。

文化發展就要“互聯互通”

王蒙在談到“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概念時說,提到他曾在新疆當知青的經歷。他表示新疆人民樂觀積極的面對發展帶來變化的態度是正確的。他在進一步強調中華文化如何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傳播時說,任何一種文化都不能閉門造車,要有所發展,就一定要接受外部挑戰,得到內在啟發,從而獲得一些變化。


王蒙在新疆生活多年,對新疆有著豐富和深入的了解。他說,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開放的地域,像塔什庫爾幹、伊犁、塔吉克自治縣等與外國接壤的地方,它們的文化、宗教、貿易的交流和往來從未斷絕,致使新疆成為一個貿易互通、文化交融和宗教互相影響的地方。他說:“新疆地區,民族混居、雜居的情況多,有的地區與國外聯系密切,有的雖然沒有直接聯系,卻有文化上的投射與反映,比如伊犁州有很多地方的地名是蒙古族的名稱,還有一些地方說的是俄語,甚至至今還有俄羅斯民歌在傳唱。從這些可以看出,新疆文化既和內地有密切的關聯,又有自己的特點,它是一個開放的地域,不是一個封閉的地方。”


王蒙舉例說,阿凡提的故事在新疆流傳很廣,但又不僅僅局限於新疆,在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等地也被廣泛傳唱;維吾爾族的大詩人在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地也被尊為民族大詩人;新疆有名的音樂舞蹈史詩《十二木卡姆》,與傳統音樂和地區音樂也存有內在的聯系與影響。這也是當今文化交流當中我們碰到的一種有趣的現象。”



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核心是精神力量的擴展


王蒙表示,文化軟實力,首先體現在文化能夠提高它所撫育的人民的生活質量,能夠提高人民的文明程度,能夠使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這種文化就能產生內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能夠獲得人民的喜愛,能夠吸引別的文化領域內的人去了解。


他說:“文化軟實力還體現在民族高端的精神力量、邏輯能量、抽象思維能力、追求真理的訴求和描寫與表述自己意願的能力。文化軟實力可以是具象的,如法國巴黎的先賢祠,呈現的是法蘭西對於文化的尊重與崇拜,文化成果與文化圖景的崇高與偉岸。文化軟實力也可以使抽象的,孔孟的儒家文化已經深入內心,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中國人民的判斷與行動。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科學家祖沖之、沈括等一大批這樣的人物,都已經成為中國的文化形象,來顯示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王蒙介紹說,軟實力其實就是一種精神能力,指的就是一種精神高端的產品,指的就是精神的真善美的吸引力。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核心就是提升精神力量。(來源:中國經濟網,王蒙 中國當代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名譽主席)(收藏自 2016-07-07 新華絲路網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September 1, 2016 at 1:00pm

“一帶一路”見證中國模式軟實力

中評社北京7月12日電/像烏茲別克斯坦這樣的雙重內陸窮國,按市場經濟是很難獲國際金融機構貸款的,但是習近平主席日前的訪問,就讓烏獲得了大量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貸款,基礎設施先行,逐步培育市場經濟所需的外需環境。這就是“一帶一路”見證的中國模式威力!“政府十市場”雙輪驅動,使烏茲別克斯坦既獲中國國開行,又獲亞投行貸款!

和訊網刊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義桅文章稱,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帶”就是中國模式活生生的體現:經濟走廊與經濟發展帶。2013 年 9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哈薩克斯坦,在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發表的題為《弘揚人民友誼共創美好未來》重要演講。在演講中,習近平指出,“為了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由此,中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首次被提出。

“一帶一路”所展示的中國模式,具有怎樣的時代背景與現實意義呢?

1、 

文章介紹,在 15,16 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之前,世界的中心是歐亞大陸,即從西班牙海岸延伸到中國海岸的一整塊大陸,當時的主要商道就是絲綢之路。而歐洲特別是英國顯然處於世界的邊緣地帶。1453 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占領君士坦丁堡,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被攔腰切斷,為了尋找新的通往東方財富之路,於是就有了地理大發現。地理大發現開創了海權時代,因為一個簡單的地理事實是,相互連接的海洋形成一體,正是它證明了在全球範圍內現代世界裡海權的價值。同時地理大發現開創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化時代,西方不再是遠離大陸的邊緣,而是成為了整個世界的中心,在過去 500 年時間裡,前 400 年是歐洲,其後是美國在主導著全球化的進程,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但是,“進入 21 世紀顯然美式全球化體系正在趨於瓦解和崩塌,而中國不僅是過去 30 年裡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並且正在成為 21 世紀全球化的主要引領者,世界體系的陀螺儀正在轉向中國。”

人類歷史的分水嶺即將來臨。麥肯錫公司的世界經濟長周期預測,“世界經濟中心千年後回歸東方”。

該模型指出,宋朝以後,世界經濟中心從中國移至歐洲,後來又移到美國,2025 年回歸中國,可謂世界歸位。世界經濟中心東移最快的時期就是剛剛過去的 2000-2010 年。人類在 2000-2025 年邁出了過去近一個世紀(1820-1913)的步伐。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世界經濟重心東移,國際政治格局也在東移,西方中心的世界逐漸淡出,正在還原世界的多樣性。

順應人類文明演繹律及世界經濟長周期,推動全球再平衡,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通過鼓勵向西開放,帶動西部開發以及中亞、蒙古等內陸國家的開發,在國際社會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發展理念;改變了歷史上中亞等絲綢之路沿途地帶只是作為東西方貿易、文化交流的過道而成為發展“窪地”的面貌,將歐亞大陸橋的內涵升級為互聯互通,並延伸到非洲等地,實現時空超越。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改變了中國改革開放著眼於東南沿海地帶、首要向美國開放的邏輯,向西邁進,圍繞歐亞大陸同時走向腹地和海洋。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旨在扭轉不公正、不可持續的全球化趨勢,助推世界走出“治-亂”周期律。

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2015年3月28人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的話來說就是,“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

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開創35年改革開放奇跡後,紅星照耀中國,也照耀世界。“絲綢之路之所以改變了歷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絲路上穿行的人們把他們各自的文化像其帶往遠方的異國香料種子一樣沿路撒播。”作為絲綢之路的復興,“一帶一路”也就可稱為新的長征,是中國在沿線國家的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將中國與有關國家的合作與友誼拓展與深化,極大提升中國製造、中國營造、中國規劃的能力與信譽,提升中國威望。就其地緣經濟與戰略效應而言,堪稱“第二次地理大發現”,正在重塑人類文明史與全球化話語權,體現中國崛起後的天下擔當。


2

文章表示,在世界經濟中心千年後回歸東方之際,作為全球化中堅力量的中國,汲取歷史的智慧,把脈全球化未來,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表明中國已走出近代、告別西方——不再在追趕西方中迷失自己,而是在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之後,鼓勵更多發展中國家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還原世界多樣性。如仍然緊盯西方,競爭與風險不斷加大。規避風險,引導合作,方向就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那裡缺技術、資金、基礎設施,甚至還缺熟練工人。而中國有資金,有技術,缺乏市場。中國國內產能過剩,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正“嗷嗷待哺”。首先,資金上,“一帶一路”國家缺貸款,而中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多達 4 萬億美元,按經濟學家估計,實際上 6000 億美元就足夠了,剩餘 34000 億美元都應轉化為投資基金。改變購買美國國債、受制於美國貨幣政策的模式,就是加大對外投資,尋求海外市場。其次,核心技術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國的技術市場化能力是世界上最強的。中國人口眾多,地形複雜,如果中國能把自己的基礎設施建好,就也能把世界其它地方的基礎設施建好。中國不僅能夠建,而且還能夠運行、管理。發達國家可以與中國合作開發第三方市場。再次,中國缺乏結構性權力,“一帶一路”著眼於產品、產業標準,尤其是新基礎設施標準,大宗商品定價權,貿易投資規則的制定權,提升中國在新一輪全球化中的制度性話語權。

“一帶一路”倡議可謂“源於中國而屬於世界”。“國際經濟體系已經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結構還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這是全球治理的軟肋。基辛格博士在《世界秩序》一書中寫道:“評判每一代人時,要看他們是否正視了人類社會最宏大和最重要的問題”。“一帶一路”能否成功,就看它能否解決人類社會最宏大和最重要的問題。“一帶一路”就是在解決中國問題的同時解決世界問題,在解決世界問題時解決中國問題。

政府推動、企業主體、市場化運作,發揮社會積極性,尊重所在地區社會習俗和法律標準,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總體要求。“一帶一路”建設不能完全靠政府,否則讓人家覺得這是戰略,也不可持續,風險極大。通過政府服務,讓企業,通過公私合營模式(PPP),成為“一帶一路”的主體,通過市場化運作,符合國際規則,才能打消國際疑慮,更好與其他合作架構、發展規劃對接。國有企業開始起主要作用,但在市場化較高的國家,就要註意反傾銷、反補貼的問題,要符合勞工、環保標準,對於非 WTO 成員國則要尊重當地歷史文化與宗教傳統。過去,中國企業走出去重視與對方政府打交道,不夠重視社會層面溝通,與當地 NGO 打交道缺乏經驗。如今“一帶一路”要接地氣,要讓“中國製造”、“中國建造”、“中國服務”等飛入“一帶一路”尋常百姓家,從全球化到本土化轉變,就必須發揮好行業協會、華人華僑的天然紐帶作用。企業走出去既要重視投資利益,更要贏得好名聲、好口碑,遵守駐在國法律,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資金先行、經貿主打,演奏出合作共贏的響亮樂章。

《“十三五”規劃綱要》第五十一章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指出,建立以企業為主體、以項目為基礎、各類基金引導、企業和機構參與的多元化融資模式。加強同國際組織和金融組織機構合作,積極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建設,發揮絲路基金作用,吸引國際資金共建開放多元共贏的金融合作平台。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金融是‘牛鼻子",發揮著調節資源配置和優化投資效果的引導作用”。金融是聯繫的紐帶,是合作的載體,是融合的渠道。“要將‘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需進一步加強產融結合,為企業發揮“一帶一路”建設主體作用創造更有利的條件。產融合作是在產業鏈之間、產業與金融之間有機結合、深入融合的過程。從產業鏈內部看,特別需要加強大企業和小企業、國企和民企的協作。”

嚴格意義上看,“一帶一路”是一個形式鬆散的經濟聯合體,尚缺乏政治協同綱領和經濟協同安排,就像一個龐大的軀體,需要與之相適應的金融血脈讓其真正充滿生命力。

現在與“一帶一路”有關的金融機構可以劃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和絲路基金,是完全國有的;第二層次是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是兩家由中國主導的國際性組織;第三層次是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等純粹的商業銀行。這些金融機構中,有些是補貼性的,有些是商業性的,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目標,因此我們需要協調好這些機構共同支持“一帶一路”。

如成立專門的“一帶一路”銀行,定位於為“一帶一路”發展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促進全維度金融合作、並統籌全區域金融穩定,則極有利於資金融通。

從機制上看,“一帶一路”銀行將是“投行+IMF+世行+商行”四位一體的運營模式:一是具有投行功能,利用投行統籌配置資源的能力,發揮投行優化沿線國家經濟發展頂層設計的專業作用,為”一帶一路”國家調整發展路徑、挖掘自身潛力、開拓共同市場、發掘共同機會提供直接融資助力和全面咨詢幫助,將“一帶一路”整體的金融合作共同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專業水平;二是具有IMF功能,以促進“一帶一路”區域內的宏觀審慎金融監管為目標,建設專門的金融穩定評價體系和預警體系,設計金融系統性風險共同應對機制,創造“一帶一路”獨有的風險緩衝墊,緩解“一帶一路”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脆弱性問題;三是具有世行功能,以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發展和復興為己任,通過幫扶工程、資源轉移和技術輸出等方式,緩解兩極分化,關註共同命運,用金融專業手段實現“一帶一路”情感上的互信互愛;四是具有商行功能,對接並串聯現有“一帶一路”沿線發展較為充分的商業銀行體系,通過間接融資渠道為“一帶一路”沿線項目開發、國家建設和經濟起飛提供長期、穩定、成本較低的信貸資金支持。“一帶一路”銀行是綜合性經營機構,兼具政策性和商業性,定位、針對性與作用均超越而亞投行、金磚銀行和絲路基金,業務也更廣。

當然,打造“投行+IMF+世行+商行”四位一體的“一帶一路”銀行,是一個長期工程,目前迫切需要的是,集中力量形成共識,將機構先行建立,再循序漸進地豐富其功能。在具體推進過程中,既要集合集體智慧和力量,也要發揮政府支持、中國主導的作用。

在此基礎上,建設基於“一帶一路”的開放性、區域性、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人民幣"一帶一路’統一貨幣區”,都是資金融通的呼喚。金融合作,也在推廣中國模式與中國發展、合作理念,為世界貢獻金融公共產品。 (收藏自 2016-07-12 中國評論新聞網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September 1, 2016 at 12:57pm

李希光:“一帶一路”文明圈建設路徑

絲綢之路不僅是商業通道,而且是人類社會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種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匯融合,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經濟帶”,也是一條“文化帶”。

中評社北京6月19日電/習近平主席倡議的“一帶一路”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是向西,經過中亞、西亞、東歐,一直延續到西歐。“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東部沿海經南海連接東盟後進入印度洋,然後再往西連接中東、非洲和歐洲。如此,形成“東西雙向開放”新格局。

《人民論壇》發表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文章稱,今天,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區域已成為世界經濟的新中心,“一帶一路”將聯通東亞、中亞、西亞與歐洲成為全球經濟新增長動力,全球經濟合作將進入“亞歐時代”。“一帶一路”將歐洲經濟圈、亞太經濟圈這當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兩大經濟圈鏈接起來,成為未來世界最具發展潛力的世界經濟走廊,極大地改變世界經濟地理布局,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制度性話語權”與“建設文化強國”

文章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連續37年高速而不間斷,人均GDP增長約30倍。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不參與新規則制定,就沒有更多優勢。而現在中國在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都沒有發言權,美國有一票否決權。亞投行的出現,是中國開始撼動世界現有地緣政治經濟的裏程碑。“一帶一路”倡導的合作原則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倡導文明寬容,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

中國要提高“制度性話語權”,首先要破解美國對中國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圍堵。比如,在文化上、思想上和意識形態上,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失去了幾千年來與日本、朝鮮、越南、泰國、緬甸那種“中國-邊地”的二級文化結構,而美國在思想上和意識形態上卻與中國的大多數周邊國家形成了“美國-邊緣”的二級文化結構。今天的美國對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的興趣越來越小,早已經把重點轉向聯盟建設,包括軍事同盟(如美日同盟)、經濟同盟(如TPP)和政治同盟(如“民主國家”同盟)。美國為鞏固其全球領導地位,通過顔色革命等手段,加快蠶食蘇聯解體後的歐亞大陸碎片化區域,許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美國的盟友或有美軍基地,在政治外交、軍事經濟戰略上對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形成巨大障礙。美國領導的政治同盟是建立在二元對立的世界觀上的,這種世界觀把世界簡單地分為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而這兩者之間是不平等的。一個國家如果是西方民主國家,那就是“我類”;如果不是,那就是“異類”。


“一帶一路”文明圈與“文化強國”

文章認為,中國最終在“一帶一路”上的崛起,必須是以一個文化強國的姿態崛起。在“東西雙向開放”的思路下,實施“文化強國”戰略,標誌著中國與周邊國家和更遠的國家建立一種新型的關係,從辛亥革命以來被動性地融入世界秩序,轉入今天主動布局,將自身發展與塑造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結合到一起。“東西雙向開放”下的“文化強國”建設的目標,不僅是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形成一個地緣政治合作體、地緣經濟合作體,更大的目標是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形成命運共同體、安全共同體、利益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和價值共同體。

“一帶一路”的樞紐地帶是中巴經濟走廊。圍繞中巴經濟走廊畫一個圓圈,那裡是西方崛起之前的古代世界,那裡是古代中華影響世界的地方,也是世界影響中華的地方。在這個圓圈裡,我們發現這是多個國家民族血脈相通的文化圈:這是多個國家與中國語言相通的文化圈,多個國家與中國共享信仰的文化圈,多個國家與中國有共同文化遺產的文化圈,多個國家與中國山水相連的文化圈,多個國家與中國有山口、走廊、道路、口岸相通的文化圈,多個國家在經濟上與中國高度互補的文化圈。

建設“一帶一路”文明圈,等於重塑中國地緣政治與地緣文明圈。絲綢之路不僅是商業通道,而且是人類社會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種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匯融合,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經濟帶”,也是一條“文化帶”。新絲綢之路大國博弈的贏家,不僅是“一帶一路”的經濟領導者,也必須是“一帶一路”的文化領導者。


文化共同體與價值共同體

文章指出,“一帶一路”文明圈是多樣、共存、包容、共贏,跟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那種文化清洗和種族屠殺文化完全不一樣。2500多年來,貫通亞歐大陸的絲綢之路文化是基於沙漠、綠洲、草原、遊牧、高原為生活基礎的特色文化,絲綢之路上的那些古老民族、文化、宗教,今天還存在。絲綢之路歐亞陸路衰敗不完全是海上絲綢之路開通導致的。19世紀後半葉開始,由於英國與沙俄在中亞、西亞、南亞大國博弈,大國為了自身的利益,重新劃分邊界,在傳統的絲綢之路的通道上,設置了人為的障礙。例如,英俄對瓦罕走廊邊界的劃分,把2000多年來的中國、印度、阿富汗、中亞和西亞的最大通道阻隔了。

按照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的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目標,通過“一帶一路”文明圈的投入與建設,爭取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建成命運共同體、安全共同體、利益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和價值共同體。有人疑問中國文化的主要元素是無神論,如何與信奉一神教的國家建成文化和價值共同體?中華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化,這是因為其核心是中正平和,崇尚自然,追求和諧,不走極端,不搞民族鬥爭和宗教戰爭,這是一個唯一能夠團結絲綢之路不同文明、民族和宗教信仰的文化。

通過“一帶一路”文明圈建設文化強國,不是宣傳中國中心論。“一帶一路”很多國家都很為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建築、藝術、歷史、領袖和社會制度驕傲。為此,中國要清晰、獨到地表述中國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要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看到中國價值和中國夢,不是狹隘地局限在中國。中國在“一帶一路”倡導的中國價值和中國夢應該是每個人都想實現和都能實現的。中國需要設計一個能給人留下記憶的核心價值,便於在“一帶一路”國家中傳播。 孔夫子的價值觀是“仁義禮智信”,毛澤東的價值觀是“為人民服務”,“一帶一路”上的中國價值觀一定要簡單易記。

中國絲路文化價值可考慮用漢字“和”“仁”二字概括,更容易被“一帶一路”國家理解和記住。“和”可以概括個人世界觀、家庭觀、社會觀、國家觀和天下觀最美好的一面;“仁”是人與人之間、鄰裏間、民族間、宗教間、國家間最為高尚的價值觀。“和”和“仁”不僅很好地表達了習近平主席有關新型國際關係合作共贏的義利觀,更可以創新性地翻譯成簡單易懂、朗朗上口的英文句子,便於對外傳播。“和”和“仁”深刻表達了從周恩來提倡的和平共處原則到習近平提出的“命運共同體”的深刻意涵。各國之間必須堅持合作共存、相互關愛、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共享發展成果,讓“一帶一路”成為沿途發展中國家共同富裕、共同繁榮的康莊大道。“和”“仁”還意味著,大國要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反對大國為一己之私到別的國家和別的地區以各種借口製造對抗、製造衝突、製造流血、製造戰爭。


複雜化、精細化的“一帶一路”文化戰略

文章提出,中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是建立新型國際關係和新型大國關係。這也應該是“一帶一路”文明圈的目標、立場、議程和框架。我們今天看到的中東和中亞的局面是,美國-伊朗對抗、美國-敘利亞對抗、沙特-伊朗對抗、胡塞武裝在也門的崛起、遜尼派-什葉派對抗、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碎片化。面對這種複雜的局面,“一帶一路”文明圈的建設應該是一種複雜化、差異化、精細化和國別化的文化大戰略。

絲綢之路文化有其千年不變的共同文化,如商旅客棧文化、巴紮文化,但更要看到絲綢之路文化是多樣化的文化。“一帶一路”上的文化傳播應該細致入微,一國一策,一對一交流、面對面交流、項目對項目交流,不可籠統地把“一帶一路”上的文化籠統地分為中亞文化、西亞文化、南亞文化、中東文化等。當今世界的戰爭與衝突,不僅有大國直接入侵引發的戰爭,如蘇聯、美國入侵阿富汗,更要看到中亞文化、西亞文化、南亞文化、中東文化內的那些國家本身在文化宗教上就不是一家人,如西亞伊朗與土耳其的爭鬥等。

從古絲綢之路地理分布看,沿線各個國家雖有自身的文明傳統,但是,以中巴經濟走廊文明圈為核心的“一帶一路”文明圈是一個沒有太多異質文明的組合體,如帕米爾走廊、天山走廊、興都庫什走廊、喀喇昆侖走廊等。包括中國、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等在內的廣大絲綢之路國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國家,這些國家更強調文化的親緣性和共同的歷史命運。從古到今,這裡是大國博弈和謀取控制世界的地方。近代,這裡的國家和人民被迫對強勢的西方文明作出回應,並在這過程中艱難地塑造新的國家認同、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

由於“一帶一路”在地理上夾在多種文明體系中,“一帶一路”文明圈是一個獨特的跨多種文化的文明體系。“一帶一路”文明圈需要一個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識形態支撐,即政治和文化上的多極化,尊重歷史和傳統。“一帶一路”文明圈不從單一的意識形態和宗教出發,不鼓勵引發衝突和暴力的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一帶一路”文明只有回歸、復興古絲綢之路多樣化的文化,才會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處,才不會發生文明的衝突,才能保證“一帶一路”的安全暢通。中國需要通過“一帶一路”文化圈的建設,形成一個與“一帶一路”基礎設施規劃和貿易大道規劃相適應的“一帶一路”文化共同體。在這個文明圈內,最大限度地激發不同文化、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認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創造力,整合絲綢之路文明圈內的無限資源,讓“一帶一路”的建設成果惠及絲綢之路文明圈的全體人民。

未來由中國這樣一個以多元性、異質性、複雜性為特征的文化強國主導的“一帶一路”文明圈應該是文化交融共生,不是西方文明上的同質性和排他性,不是二元對立和文明的衝突,而是如費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上的共生、共存,既保持文化差異,又能在一個文化多樣性的文明圈裡和諧相處。


“一帶一路”文明圈建設要防止引發新的文明衝突

文章強調,在“一帶一路”文明圈建設中,要自覺防止搞一種新殖民主義文化,引發新的文明衝突。“一帶一路”核心區是伊斯蘭文明帶,美國、英國和法國在這個地區用西方二元對立的排他性文化長期經營,但從塔利班、基地組織、阿拉伯之春到伊斯蘭國,今天的伊斯蘭世界與西方國家的文化對立,及其表現為“恐戰”與“反恐”的伊斯蘭與西方國家的軍事戰爭。中國要用一種平等和包容的態度,跟“一帶一路”國家進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圈的探索,挖掘和講述中國與文化圈內國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學習的故事,讓中華文化與沿線國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創造性地進行大融通,共同營造“一帶一路”文明圈。例如,文化上尋找合作可行的契合點,提出和實施文化上的共同和共通項目。再如,配合“一帶一路”上的經濟走廊,設立內容豐富多樣的絲路文化走廊,其中包括絲綢文化走廊、陶瓷文化走廊、巴紮文化走廊、商旅客棧文化走廊、伊斯蘭建築文化走廊等。

無論是搞文化強國項目,還是做“一帶一路”的文化項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氣,不能只依教科書和媒體所給的角度來看世界,而要學習站在當地人的立場來了解他們所看到的世界。中國媒體在宣傳報道“一帶一路”時,需要一個謙卑的態度。“一帶一路”上的很多國家,歷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國家殖民或半殖民。這些國家對外來民族在經濟上文化上的突然湧入,是很敏感的,如蒙古、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坦等。在“一帶一路”文化傳播中,要讓當地人看到“一帶一路”不是來征服的、不是來殖民的,而是偉大的絲綢之路精神的復興。我們需要學習古人法顯、玄奘的精神,懷著謙卑的心態,去尊重、了解、傳播各地文明,而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帶一路”文化強國的基礎是民眾間的面對面交流,要從小的項目和小事做起。中國要通過媒體報道、廣告、論壇、音樂會、美食節、時裝節、體育比賽、現代藝術展、畫展、攝影展、電影節、文物展、“一帶一路”旅行寫作大賽等不同的方式,講“一帶一路”上真實的人物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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