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藝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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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anuary 28, 2021 at 8:18am


瓦爾特·惠特曼,《各行各業的歌》


蓋房、丈量、鋸木板,幹鐵活、吹制玻璃、制鐵釘、修桶、鋪鐵皮屋頂、覆蓋瓦片,裝配船隻、建築船塢、加工魚類、用鋪路機鋪石板人行道,抽水機、打樁機、搖臂吊桿、煤窯、磚窯,煤礦和所有下面的礦藏、黑暗中的燈、回聲、歌曲、沈思……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anuary 27, 2021 at 10:12am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anuary 27, 2021 at 10:08am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anuary 20, 2021 at 11:35pm


                                                                                                       (陳明發攝于柬埔寨)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anuary 3, 2021 at 11:09pm


(中國)陶東風教授《關於鄧麗君新啟蒙主義》


關於精英文化、精英知識分子與大眾文化的關係,也要進行歷史分析,回到歷史現場。它們並不總是對立的,也不存在普遍的、不變的固定關係。比如,在七十年代後期八十年代初期,精英知識分子和大眾文化、與鄧麗君的流行歌曲,在政治傾向和精神價值上無疑是極為一致的,都屬於新啟蒙和人道主義思潮,而且結成了聯盟。它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告別階級鬥爭和單一革命政治文化,在塑造新型主體性和新型公共領域。

那個時代的大眾文化通過自己的方式呼應、配合和推動了當時精英知識分子主導的新啟蒙和人道主義思潮。相當多的文章都看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鄧麗君流行歌曲對民間大眾、特別是青年人的巨大影響,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但關於鄧麗君與那個時期的精英知識界(主要由中老年專業知識分子構成)關係的文章很少。如果有,突出的似乎也是他們之間的對立。特別是由於當時主流音樂界對鄧麗君的激烈批判,可能會導致一種誤解,似乎那時的精英知識界普遍排斥鄧麗君。實際情況恐怕不是這樣。

李澤厚無疑是當時精英知識分子的代表,他曾在一次對話中明確表示支持大眾文化,認為它雖然不直接對抗什麽,但卻通過自己的方式拓展了文化空間,解構了一些東西。[9]這個看法應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時精英知識界開明人士的態度。

當然,目前能夠找到的精英知識界明確、直接支持鄧麗君和流行歌曲的相關文章或言論的確不多(這和當時的政治形勢緊密相關),但後來的“追認”卻不少。比如有回憶文章稱,七月派詩人彭燕郊聽了鄧麗君的《你怎麽說》後說:“詩人就要有顆世俗的心,任何時候(都)要發乎真心。”[10]

他還在一個采訪中坦承,自己(當年和現在都)“非常喜歡鄧麗君”,認為她是“一百年才會出一個的人”。[11]介乎啟蒙知識分子和文化幹部之間的人喜歡鄧麗君的,也不在少數(但在當時環境下往往不便直說)。有文章稱,原文化部部長劉忠德2006年在接受采訪時直言喜歡鄧麗君的歌,並認為鄧麗君沒能來大陸演出是自己當文化部部長時的遺憾之一。[12]

給予鄧麗君相當多同情關注的是王蒙。王蒙本人曾在自傳中談及1979年春初次聆聽《千言萬語》的感受。當時他剛剛從北京“平反”歸來,而鄧氏歌曲已經在遙遠的新疆文聯四處流傳。“我聽了兩次,覺得不錯,調調記了個八九不離十。但我只是莞爾一笑,沒有說一句鄧麗君歌曲的好話,說明其時我對意識形態問題,仍抱有極其警惕與慎重的態度。從此我知道了個詞叫‘愛的寂寞’,這個詞是否通順,是否無病呻吟,我一直抱著疑問,但它帶來了另類的感受,另類的信息。”[13]這種既喜歡又出於對意識形態的警惕不便明說的微妙心態,在當時應該說是非常典型的。

由於鄧麗君和啟蒙的這種關係,也有人直接把她的流行歌曲理解為“歌聲啟蒙”。鄧麗君以自己的方式,對一代人起到了啟蒙的作用,這不僅是審美意義上的啟蒙,也是情感和人性意義上的啟蒙,是通過歌聲進行的啟蒙(文化啟蒙、人性啟蒙),而不僅僅是聲音領域的啟蒙。

[9]參見李澤厚、王德勝《文化分層、文化重建及後現代問題的對話》,《學術月刊》1994年第11期。

[10]見劉羊《小小的幸福》,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55頁。

[11]見袁復生對彭燕郊的訪談《搞文學又不是搞超級女聲》,袁復生:《一個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長史》,成都:天地出版社,2016年,第106頁。

[12]參見李軍《她的歌聲溫暖了八十年代》,《南方都市報》2008年11月5日。

[13]王蒙:《王蒙自傳》(第二部),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第34頁。


陶東風 杜安:回到發生現場與本土文化研究的超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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