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ent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April 6, 2024 at 5:58am

這意味著南方古猿是雙足行走的，而非如猿那樣四足爬行。在人類進化中，直立姿態具有重大意義，人之為人的「第一個而且最重要的標准是直立姿態 」。（ [6]，p.18）其次，雙足行走解放了雙手，為人類制造和使用工具提供了條件，為技術開辟了可能性空間。「手的解放幾乎必然蘊含著不同於猿的技術活動，手從行走中解放、較短的面部、沒有獠牙，這一切促成了人工器官（artificial organs）即用具的使用」。

再次，雙足行走改變了面部的功能。「直立姿態確定了『前部區域』兩極之間的新關係：在運動中手的『解放』也是面部從攫取功能中解放出來。」（[3]，p.145）直立行走使得東非人的面部離開地面，不再從事攫取活動，從而為言語的發展開辟了可能性空間。

最後，大腦不再是人之為人的首要標准。「我相信，大腦的發展某種程度上是次要標准，這是確鑿無疑的。一旦人宣告完成，大腦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但從嚴格進化的意義上說，它無疑是直立姿態的相關項，並非如人們長久認為的那樣是源初的」。（[6]，p.19）斯蒂格勒的結論是，直立行走以及工具的使用促進了智人的進化。

四、技術助產術

在此基礎上，斯蒂格勒進一步提出「技術助產術」：人是技術的產兒，或者說技術創造了人，「人通過發明工具而在技術中發明自身」。（[3]，p.141）「人創造技術」是陳詞濫調，婦孺皆知。但是，「技術創造人」似乎有違常理。

讓我們從工具與大腦的協同進化談起。從南方古猿到尼安德特人，工具在不斷進化，而且呈現模型化趨勢，即在特定時間內具有相對統一的形態。在奧杜威峽谷，利基在發現東非人之前已發掘出了大量石器工具和手斧——被稱為「奧杜威技術」。250-30萬年前，古人類（能人或南方古猿）搜集卵石或礫石，然後用石塊敲擊。敲擊後得到卵石切面或碎薄片被用作刀具。

這被稱為卵石工具技術。在法國聖阿舍利遺址發現的阿舍利手斧從直立人到尼安德特人都制造過。手斧由燧石制作，呈水滴狀，一端銳一端鈍。30萬年前（舊石器時代中期）出現了勒瓦婁哇（Lewallois）技術。它的典型特征是對石核進行精心修理，以便按照預想形狀鑿下石片。大約45000年前（舊石器時代晚期），石片被加工成刮刀與鑿子之類的用具，不同材質構成的復合工具也開始出現，比如魚叉、投矛器。

① 這裡需要更正一下。在發現東非人頭蓋骨之前，利基已經在坦桑尼亞奧杜威峽谷（Olduvai Gorge）工作了多年，並發掘了許多石制工具。發現東非人之後，他最初以為這些工具屬於東非人。但是，後來的考古學研究表明它們屬於能人而不是東非人。（[7]，pp.274-285）

那麼，工具的進化與人的進化之間是什麼關係？盡管腦容量是第二位的，但它依然是衡量古人類的重要指標。因此，上述問題被轉換為技術的進化與大腦皮層的進化之間的關係。

斯蒂格勒指出，「從東非人到尼安德特人，既發生了石器分化（lithic differentiation）也發生了皮層分化（cortical differentiation）……。

我們承認在兩次斷裂之間[指東非人到尼安德特人之間]，皮層與工具在同一個運動中共同分化。問題涉及到外化（exteriorization）中獨特的結構耦合過程，我們稱之為工具助產術（instrumental maieutics）。這是一個源鏡像階段（mirror proto-stage），在此過程中皮層分化由工具決定，恰如工具分化由皮層決定一樣：鏡像效應，一方在另一方中打量自身而形成自身，但後者也會讓前者變形。」（[3]，pp.157-158）總之，工具與大腦的進化是耦合的。

一方面，耦合或鏡像效應意味著工具是反映大腦的一面鏡子。這在生物學上是顯而易見的。生物體的腦容量越大，大腦皮層越發達，智力也越高，也就越能制造和使用更複雜的工具。黑猩猩使用樹枝捕捉白蟻，南方古猿用石頭作為武器，能人制造燧石刀片，直立人制造手斧，尼安德特人創造莫斯特（Mousterian）技術。如果沒有足夠發達的大腦皮層，這類技術是無法設想的。

但另一方面，耦合或鏡像效應還意味著大腦是反映工具的一面鏡子，或者說工具的進化導致了大腦皮層的進化。這一點絕不是自明的，並且超出了純粹生物學遺傳層次，涉及到後種系發生，讓我們作進一步說明。

一切工具蘊含海德格爾意義上的時間性「曾在」（Gewesen）之維度，即承載著過去。

我們的工具並不是憑空制造的，它或者沿襲自前人，或者是對前人的改進。它記錄著前人的經驗，承載著後遺傳記憶。因此，工具是後種系發生的媒介。同時，工具也指向未來，蘊含海德格爾所說的時間性的「先行」或「預期」（anticipation）之維度。

如果沒有未來，沒有對未來之可能性的預期，一切工具都是不可設想的。例如，如果不預期將來會下雨，就不可能制造雨傘。如果不預期會生病，就不可能制造藥物。而且，工具的制造與使用也改變著預期本身。例如，藥物改變了對未來生活的籌劃，飛機改變了對旅行的規劃。

可見，工具的進化導致了預期的改變，它不斷重塑著未來的可能性空間。這最終導致發揮預期和籌劃功能的大腦皮層的進化，如前額葉皮層的出現。這是技術促進大腦皮層分化的重要途徑。總之，技術不是可有可無的工具，它承載著後種系發生記憶。大腦借助工具而進化，這超出了純粹生物學遺傳過程，是生命在生命之外進化，並最終產生智人。這就是技術助產術。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April 4, 2024 at 8:31pm

五、技術生態位

後種系發生超出了純粹生物學過程，超出了單純的「自然選擇」。為進一步刻畫這一非生物學過程，斯蒂格勒大膽使用「人工選擇 」（ artificial selection）概念，以區別於「自然選擇」。《技術與時間》寫道：「在此，我們必須假設一個絕對全新的遺傳選擇過程。敲擊燧石的進化並非單純由皮層進化決定，前者反過來決定皮層形成過程。這樣的假設試圖闡明人工選擇概念：原初環境施加於皮層層次上的變異之選擇以技術裝置為中介，技術裝置構成了防御與捕食系統，同時塑造了個體適應過程和整個物種的進化，這並不蘊含獲得性遺傳（heredity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即便伴隨這一假象」。（[3]，p.176）

「人工選擇」的假設無疑是冒險之舉，因為它似乎違反了自然選擇的鐵律。事實上，人工選擇並非是對自然選擇的否定，而是對它的補充，旨在突顯人類進化的特殊性。前面談到，與其他靈長類不同，人從不赤手空拳面對生存競爭，並不純粹依靠本能生存繁衍，而總是以技術和工具為中介與自然環境打交道。人作為有機體的邊界不是皮膚，而延展到身體之外的工具、語言、制度、習俗等等。為此，斯蒂格勒後來提出「廣義器官學」（general organology），將技術視為人的器官（organ）。

無論怎樣，技術構成了人在生存競爭中所處的《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5卷  第2期（2023年2月）: 45-51 「小生境」（niché）：「這些 [後遺傳事件的] 保存規定了與環境的關係，規定了整個變異選擇過程，特別是發生在皮層層次上的變異。」（[3]，p.177）總之，人在進化進程中佔據的位置並不是自然給定的，而是人通過技術主動建構出來的、可世代傳遞的。對此，我稱之為「技術小生境」或「技術生態位」（technical niché）。 這一概念旨在強調，人在生存競爭中佔據的位置總是已經為技術所塑造和不斷重塑，對遺傳變異的選擇以技術為中介。於是，作為非遺傳過程的後種系發生概念在進化生物學上變得可理解了。自然選擇的壓力通過人為創造的技術中介傳遞給人這種生命體，而不同的技術中介有可能導致不同的進化路線。

「技術生態位」是對「認知生態位」（cognitive niché）的類比，後者來自美國人類學家托比（John Tooby）和德沃（Irven DeVore）。他們提出，「人類在世界生態系統中佔據一個認知生態位。在生物學中，『生態位』有時被定義為『某個生物體在生態系統中佔據的位置』。認知生態位是這個概念的不精確拓展 」。 [8]在生存競爭中，不同的生物體是共同進化的，物種之間處於相互競爭和敵對關係中。

每個物種都進化出防御措施以免自己被吃掉，同時進化出捕食本領以攻克獵物的防御。在自然進化中，這場攻防之間的軍備競賽以遺傳為基礎，並在特定的進化階段達到平衡，並相對穩定。但是，人有所不同。托比和德沃主張，「在這一共同進化關係中，人做出了獨一無二的重要創新——這個創新是我們與眾不同的特征。

植物和動物獵物物種的防御可以被『意外』攻擊（surprise attack）所攻克，這樣的攻擊由許多新的離散的操作（manipulations）構成，它們是進化上史無前例的行動，獵物的防御措施對此無力抵抗。目標導向的人類行動因地制宜，構成了意外攻擊。」（[9]，p.209）

那麼，是什麼使得人類有能力做出意外攻擊呢？「我們的動物學特性的核心是我們進入了這種認知生態位」。（[9]，p.209）人類擁有因果理智或工具理智，能夠進行因果推理，能夠從特定情境中進行抽象，能夠制造和使用各種工具。另外，使用語言降低了知識和信息交換的成本，群居或社會生活使得技能和知識能夠共享和傳遞，而漫長的童年期使得學習知識和技能成為可能。這些在動物學上與眾不同的特征共同構成了人類的認知生態位，使得人類擁有越來越大的競爭優勢。[10]如果說其他動物的生態位處於進化時間，相對穩定且缺少變化，那麼人類的生態位則處於技術時間，其成分和

要素不斷積累、傳遞和創新。假如將技術廣義地理解為一切人為創制活動及其成果，那麼認知生態位本質上是技術的，是由技術創造的且不斷進化的生存處境。用海德格爾的話說，技術生態位就是此在被拋入其中的「已經在此」，「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在技術生態位中存在 」。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April 1, 2024 at 7:14pm

六、簡短結論

技術與人的關係是技術時代的人們必須面對的首要主題。不同於工具主義，也不同於批判主義，斯蒂格勒賦予技術以構成性意義，主張技術創造人。除了存在論論證外，他為此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基於勒儒瓦-古漢以及相關的進化論成果，斯蒂格勒考察了技術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提出了「後種系發生」概念。

                                                            （Image Credit: Jud Turner）

據此，人不僅是自然存在者，而且是技術存在者。人並非赤手空拳參與生存競爭，而總是置身於由技術構成的生態位之中。人的後種系發生表明，技術在人類的進化中佔據著重要位置。盡管技術是人的發明，但技術和工具的使用也發明並塑造著人。因此，人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後種系發生」概念讓我們認識到，技術對人具有構成性意義，是理解人之為人的關鍵維度之一。

[參 考 文 獻]

[1]Johnson, C. 'The Prehistory of Technolog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Leroi-Gourhan'[A], Christina, H. C., Moore, G. (Eds.) Stiegler and Technics[C],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34-53.

[2]斯蒂格勒. 意外地哲學思考[M]. 許煜 譯,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8, 48.

[3]Stiegler, B.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M]. 盧允中 等譯,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222.

[5]沃爾特. 重返人類進化現場[M]. 蔡承志 譯, 北京: 三聯書店, 2014, 19.

[6]Leroi-Gourhan, A. Gesture and Speech[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7]斯特林格. 人類通史[M]. 王傳超 等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

[8]Pinker, S. 'The Cognitive Niche: Coevolution of Intelligence, Sociality, and Languag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107(suppl.2):
8993-8999.

[9]Tooby, J., DeVore, I. 'The Reconstruction of Hominid Evolution Through Strategic Modeling'[A], Kinzey, W. (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r: Primate Models[C], Albany: SUNY Press, 1987, 183-237.

[10]平克. 心智探奇: 人類心智的起源與進化[M]. 郝耀偉譯,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191.

（原題：技術創造人：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研究Technology Invents Human Beings: A Study of Stiegler‘s Epiphylogenesis；作者：孟強 / MENG Qiang，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100732；原刊：《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5卷 第2期[總294期]；2023 年2月；關鍵詞：技術、斯蒂格勒、後種系發生、進化。

摘要：斯蒂格勒哲學的中心命題之一是「技術創造人」。基於勒儒瓦-古漢的工作，他為此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首先，斯蒂格勒提出「後種系發生」概念，用以刻畫人的非生物學遺傳過程，其載體是技術。其次，通過回顧人類進化史，他指出直立行走和工具的使用促進了人的進化。再次，技術的進化與人的進化是耦合關係。工具既反映大腦皮層的分化，也推動著後者。最後，「技術生態位」概念進一步為「後種系發生」提供了支持。總之，人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March 25, 2024 at 12:37pm

陳榮鋼譯·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方法與海洋》（2020）

摘要：本文研究哲學家、建築師和物理學家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作者斷言，幾乎所有戰爭都有一種領土性質。作者將這種世界觀與對海洋思維進行了對比，後者認為地中海等水體是各大洲之間，乃至對立世界觀之間的中介，同時起到連接和分裂的作用。

然而，海洋連接的不是同質化，而是創造了距離。海洋是交流的重要前提，將所有多元性聯系起來，成為普遍主義的替代物。作者繼續認為，世界主義是一種悖論，它面向特定個體的同時想象普遍的世界共同體。

進一步，作者研究今天被互聯網的想象力與象征力淹沒的世界。他提出，世界主義是技術先進的世界共同體的適當表達，因為它有能力在個人和全世界、文化和技術產生的合成身份之間取得平衡。最後，作者在兩部電影的啟發下，對世界主義的另一種選擇進行了簡短的思考，他稱之為世界倫理學，這是思想和行動的指導原則。

方法與海洋
Means and Seas

作者：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柏林藝術大學
譯者：陳榮鋼
引用：Siegfried Zielinski; Means And Seas. Nk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Art 1 May 2020; 2020 (46): 40–54.

黑格爾（1770-1831）的基本觀點是：「世界歷史無非是自由意識的進程。」他在有關世界歷史哲學的柏林演講中，從各個角度闡述了該論點。黑格爾認為「精神的本質是自由」。相對地，根據黑格爾的論證邏輯，物質的本質是重力，物質意味著非自主、依賴、勞役和奴隸。

在這位德國哲學隱喻大師的文本中，上帝的計劃被描述為等級制度，其形式為一種清晰的分級結構。如果你把這種隱喻轉化為一幅圖像，那麼你會看到「階梯」——基督教文化中最基礎、有力的古老主題。世界史「是最高形式之精神的神聖而絕對的展示——通過這個層次，它獲得了它自身的真理和意識。」

黑格爾認為，中國人和印度人等「東方人」只知道「君主『一個人』是自由的」，而「雖然自由意識最早出現在希臘人身上，但他們和羅馬人一樣，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這「一些人」說的是達到人類文明最高水平的基督教歐洲人。
他寫道：「在基督教的影響下，德意志民族最先意識到人之為人是自由的，精神的自由構成了它的本質。」該層次包含了過往所有的文明成就。

黑格爾將亞述/巴比倫、猶太和埃及劃歸中東，他認為中東實際上屬於歐洲，是西方和東方之間的聯系。「穆罕默德主義」（Mohammedanism）形成了東方世界和歐洲世界之間的相互聯系。它還將這兩個世界與非洲聯系起來，同時又將它們與智人起源的大陸分開。

「穆罕默德主義」是一個「接合點」（interface/Schnittstelle），起「連接」和「分裂」兩種作用。根據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等人的藝術和世界觀，歐洲和亞洲合並為一個稱作「歐亞大陸」的領土。在黑格爾的視角中，這個模式應該從右到左理解；今天它要反過來從左往右理解——從日耳曼到中國，這是黑格爾無法想象的。
黑格爾出生前900年，法拉比（Al-Farabi，870-950）從敘利亞大馬士革而來，在巴格達的「智慧之家」（House of Wisdom）發展出一套更有趣的知識文化演變模式。這種模式的優點在於，它原則上可以適用於未來。

最能體現阿拉伯哲學家歷史概念的形狀是橢圓——一種循環的動態形式。這種形狀從異教巴比倫的迦勒底人開始，經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到埃及，為希臘和希臘化文明的兩個焦點（雅典和亞歷山大）開辟了空間，爾後短暫地來到羅馬，從那裡到敘利亞，然後回到起點。當它回到起點，穆斯林巴格達的身份與許多世紀前的異教巴比倫完全不同了。諸如此類的循環有趣地替代了等級模式和線性歷史學的進步信念。

然而，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和法拉比的動態模型都完全基於「領土」（territory）的思想建構。通常，領土指向統一性和普遍性。幾乎所有文明史上的戰爭都是領土性質的。我們亟需一種替代領土思維的方法，將這種世界觀與源於海洋思維進行對比。

按照這種思維，地中海是一個坐標，處於最中心的位置，它是各個大洲的中介，也是各種對立世界觀之間的中介。正如猶太哲學家埃德蒙·雅貝斯（1912-1991）所言：「海中沒有階梯。」（譯窟 2021-11-14 ）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March 20, 2024 at 6:54pm

思考普遍性和多變性的邏輯

德國建築師赫爾曼·瑟格爾（Herman Sörgel，1885-1952）認真思考了「統一」（unification）的概念。1932年，瑟格爾的「亞特蘭特羅帕」計劃（Atlantropa project）主張把非洲和歐洲的資源、優勢和能源集中起來，當時法西斯剛在德國掌權。換言之，在直布羅陀海峽築壩，切斷陸地與外部海洋的聯系；降低地中海水位，擴大北非和南歐沿海地區的陸地面積，從而創造一個新大陸「亞特蘭特羅帕」。


「亞特蘭特羅帕」計劃（Atlantropa project）

讓地中海海水傾瀉到北非窪地，在那裡形成大湖，水位差利於發電。（1932年）

鳥瞰意大利（1932年）

在這個新大陸上，「中陸海」（middle land sea）將淪為一個死水坑，與任何海、太平洋或外面的世界都沒有關系。

瑟格爾在引論「亞特蘭特羅帕」計劃時寫道：「歐洲謹慎的政治家們害怕公海，他們只從事沿海的航運。」在他的世界觀中，非洲富足的事物（如能源資源）將交給歐洲，而歐洲富足的事物（如勞動力和技術）將交給非洲。這全新、強大的「亞特蘭特羅帕」大陸將通過干預性的技術政治和技術經濟產生。

按計劃，地中海盆地的新興領土將工業飽和的歐洲與原材料豐富的非洲連接起來。（1932年）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March 7, 2024 at 3:30pm

我們也許認為瑟格爾的想法極其幼稚，會覺得不值得在世界主義的崇高下探討它們。我最感興趣的，是30年代闡述該項目的基本姿態，特別是海洋和領土的關係。瑟格爾以一種完全無視國家或亞國家身份的強硬姿態，從慕尼黑的角度重新安排了地中海世界，並激活了帝國主義，體現了帝國主義的深層意義和最重要的特征——有效的監管、平衡、節制、普遍。

在瑟格爾的想像中，這些社會特征被一個連接古老大陸紐帶維系著。在早期的現代性中，這個紐帶出現在一個由磁力和古老的電力驅動的通信網絡鏈條上。

大西洋信風

至少從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開始，南歐哲學中就有一種多元邏輯，這種多元邏輯是異端思維、異質性和變異性的特定模式。布魯諾來自那不勒斯附近的諾拉（Nola），在他死於宗教裁判所之手的時候，那不勒斯是歐洲和非洲世界之間的一座大城市，是一個「接合點」。

那不勒斯被認為是離非洲最遠的歐洲城市，這意味著它的身份仍然與非洲有關。那不勒斯以北，就是野蠻人的領土了。

在我們的當代話語中，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部分——學會在最大限度的「異質性」（heterogeneities）中進行系統性思考。它印刻在文化政治和藝術話語的議程上——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米歇爾·雷里斯（Michel Leiris，1901-1990）、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以及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1930-1992）的《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1980）。

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起，學術界存在著兩種相互競爭的「元邏輯學」（metalogical）和世界觀，它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共同塑造了政治經濟學、歷史和藝術領域的話語。

為想像世界之必要而理想的相互聯系，我們不應該把「世界」設想成一個單一實體。例如，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前沿物理學家已經假定在平行宇宙中存在許多世界。最近，奧托·羅斯勒（Otto Rössler）又進一步提出了這樣的假設：各個現實之間的關係是不透明的，因此我們甚至無法從經驗上認識到任何其他世界。

領土和海洋視角下的思想，以及海盜思維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座》（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一節「世界史的地理基礎」中說：「江河與大海不分離，而是聯合在一起。」他尤其強調了地中海的聯合功能。順帶一提，黑格爾只能理解內海。他和尼采不同，尼采去過海邊，但黑格爾沒去過海邊，沒見過大海，沒聞過海的味道。

黑格爾的觀點無疑是意識形態的。三大洲環繞的地中海是世界史的焦點，也是連接三大洲的紐帶：「因此，地中海是舊世界的心臟和先決條件，是地中海讓舊世界變得有活力。如果沒有地中海，世界史將不可想像。地中海就像古羅馬或雅典的公共集會場所（forum）和街道，城市生活都匯集於此。」

我先想到了波蘭藝術家、詩人布魯諾·舒爾茨（Bruno Schulz，1892-1942）的話。在德羅霍貝奇（Drohobycz）的街道上，舒爾茨被奧地利黨衛軍殺害。他生前曾給作家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寫信，表達了以下觀點：

我根本不相信競技場和公共集會場所的神聖法典。我鄙視它。你是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如果不是對普遍性的渴望，對非人性化領域的渴望，對少數意識形態的剝奪和為了大團結而征服它們的渴望，那麼你對『二律背反』（antinomies）的病態敏感還會是什麼呢？

沒人不同意「一致性」離不開「共識」。異端思想家愛德華·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1928-2011）認為，「一致性」是最嚴重的智識與意識形態恐怖。把被強大的海洋打碎的單一領土重新連接起來，格里桑把這種做法成為「克里奧爾化」（creolization）。

格里桑說這是「這種混合不可預測」。克里奧爾語是一種複合語言，從高度不同的各語言元素之間的接觸中發展而來。在加勒比地區，基於法語的克里奧爾語是17世紀與布列塔尼和諾曼方言的接觸中形成的，不過人們對它語法的起源說法不一，有人說它綜合了西非黑人語言。

克里奧爾語同時被模仿和破壞，它和非裔美國人的英語之於「標准」英語的關係很類似。格里桑的德文譯者貝特·蒂爾（Beate Thill）列舉了一些語言的干預方法，如音節加倍、同音異義、轉換韻律、某些詞中故意遷移元音等。

格里桑從克里奧爾化的概念中提出的「關係詩學」，對應著一種完全由海洋及其運動、能量和行動塑造的世界觀。2004年的「世界文化之家」（House of World Cultures）組織了一場會議，會上討論了「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使之成為一個異質的跨文化空間。「牙買加誦詩（dub poetry）之父」林頓·奎西·約翰遜（Linton Kwesi Johnson）是與會的明星嘉賓之一。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March 6, 2024 at 5:57pm

在關係詩學的現實世界中，對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人工制品是快速而可靠的船隻。在「世界性」（ mondialité/world mentality）的概念中，航海是一種卓絕的文化技術，比如閱讀風向的能力是生存的基本條件，也是在物質和文化意義上豐富世界的基本條件。

這是奴隸貿易的遺產，也是威廉·丹皮爾（William Dampier，1652-1715）等海盜的遺產。他們的海盜活動和探索航行為現代貿易和制圖學奠定了許多基礎，參考墨西哥學者費利佩·費爾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的著作《探路者：探索的全球史》（Pathfinders: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

威廉·丹皮爾的地圖《新的環球航海》（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1697）去領土化：島嶼作為范式我只想關注格裡桑的一個觀點。上世紀90年代，我從與他的討論中了解到這個觀點。一開始我天真地以為，格裡桑對關系詩學的呼籲與加勒比世界的地緣政治局勢緊密相關，並以為關係詩學的相關性應該局限在沒有任何地面聯系的破碎領土世界。可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島嶼已經成為描述領土內關系的主要范式，甚至成為新的政治烏托邦。

在遙遠的東南亞、近東和南美，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大城市和城市間的大聯合體中。城市本身是文化、經濟和社會建構的結果，作為統一的領土，城市的身份不一致。沒有什麼總體規劃，能做到聖保羅、上海和新加坡這樣就了不起了。不過恰恰相反，這些城市的發展就是碎片的集合體。換句話說，它們是特殊的城市島嶼，是動蕩的社會和空間變化的結果。

這些城市島嶼不再主要由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連接，而是主要通過電信網絡連接。正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觀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1967）中所言，電信網絡只能連接過去和現在業已分裂的東西。

島嶼是當代「都市性」（urbanity）的典型模式。我們近距離觀察那些在島嶼內、島嶼間移動的個體，會發現類似島嶼的生活設計或計劃，符合私人流動的范式。人們裝配上電子的「快樂套裝」，就像奧斯瓦爾德·維納（Oswald Wiener，1935- ）設計的「生物適配器」。


奧斯瓦爾德·維納（Oswald Wiener）設計的「生物適配器」

辦公室和配套的管理學無處不在。包括藝術生活在內的生活被納入行政管理。人造物已經成為生物生命形式的親密附屬品，它們幫助我們應對技術-邏輯的現實，並我們在其中找到位置。這些人工制品是我們在世界中和諧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

地中之海，世界之海

1986年，威廉·弗魯塞爾（Vilém Flusser，1920-1991）發表題為「方法與海洋」（Means and Seas）的演講。從歐洲人的角度看，那不勒斯灣「光芒四射」、「輪廓分明」，非洲和歐洲似乎在這裡相遇。

弗魯塞爾還說：「由於地中海的文化價值，也由於我是猶太人——我的內心深處藏著地中海的遺產，因此我不能對地中海和貫穿它的眾多軸線采取不同立場。」

在舊世界，海洋比領土更能發揮文化、宗教、科學之間接口的作用。這也是世界尺度的投射，讓我們再次聚集在地中海。

舊世界最重要的分裂不是「南」和「北」，而是「西」和「東」。伊奧尼亞海（The Ionian Sea）連接著亞洲、阿拉伯、非洲和歐洲的世界，連接起東方和西方的知識文化，同時也將它們分開。

在歐洲，所有對競爭性身份具有重要意義的東西都是在腓尼基、亞歷山大、巴比倫、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和羅馬世界之間懸而未決的動態關係中產生的，如基於數學的音樂理論、現代字母、作為基本數學方法的代數和算法、二進制代碼，等等。透視思維產生於希臘的數學、幾何學與阿拉伯的算術、實驗和天文學的碰撞。可編程音樂自動機的概念是巴格達、亞歷山大和雅典這些島嶼之間的文化深層聯系的結果。

在過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現實中，海洋也扮演著矛盾的角色，它既連接又分裂。不過，當人們談論海洋的時候，顯然強調的是分裂。它不是為了同質化而連接，而是創造距離，作為真正交流的重要前提，從而將所有種類的多元性聯系起來。在一次談話中，格里桑曾向我強調，加勒比海地區唯一具有統一力量和意義的聯系是沉沒海底的奴隸貿易的鏈條。

新世界主義？或世界倫理學？

世界性的態度或身份可以用一個悖論來描述。一方面，它面向特定的個體；另一方面，它面向一個想像中的世界共同體，面向普遍性。在康德（1724-1804）的著作中，個體主義和普遍主義以一種能夠塑造身份（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方式凝聚在一起，但這仍然是一種極致的平衡行為。在普遍性之下，各種社會性的中間地帶都很有限。

黑格爾來自斯圖加特，死於柏林，這位德國哲學大師探究了領土和普遍世界觀，但從未走到比瑞士伯爾尼更遠的南方，甚至沒有翻越過阿爾卑斯山。康德來自東普魯士，是德國哲學史上最崇高的世界主義思想家，但只離開過家鄉柯尼斯堡（Königsberg）數英里遠。他一輩子都圍繞出生地打轉。

新世界主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March 4, 2024 at 6:18pm

（續上）與其他德國哲學家不同，尼采使思想中的「走出去」成為可能。他在熱那亞發展出輝煌的思想，在那裡他獲得了海洋的知識。尼采還去到西西里島的墨西拿（Messina），如果瑟格爾的跨撒哈拉火車修建成功，那麼車站將在這裡。

無論哪種海洋都不能只靠想象力來把握。要讓人了解海洋的複雜含義，需要付諸感官體驗。可是，偉大的普遍性和世界性思想家們卻試圖通過假設的整體性或統一性來克服狹隘。

墨西拿（Messina）

一方面，我們需要在個體與整個世界之間取得極致的平衡；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在文化身份與技術身份之間取得極致的平衡。

或多或少，世界主義的實際概念是對技術先進的世界共同體的充分表達。遠程連接產生新的社會關系，這難以把握。互聯網的非地方性提供並產生了超越階級、種族和政黨，超越約束性或強制性的社會、文化、政治運動的永久性身份——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試圖定義的一種特殊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我相信世界倫理學（cosmoethics）比世界主義更有價值。政治是一種極致的綜合體，它總是可再分的。另一方面，倫理學是思想和行動的指導原則，是不可分的。

西方歌劇院的勇敢創新者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1957- ）制定了一個宏偉的計劃。千禧年後不久，他邀請了七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跨國藝術家，為2006年維也納「莫扎特年」節創作新的電影作品。這項委托在美學和世界觀方面非同尋常。這些作品將是大膽、勇敢的，之如這位奧地利天才作曲家的晚期歌劇。

電影導演來自印度尼西亞、伊朗、馬來西亞、巴拉圭、泰國、乍得和南非。從維也納的地理位置來看，他們都來自遙遠的東南和南方。

馬哈曼特-薩雷·哈隆（Mahamat-Saleh Haroun，1961- ）是來自乍得阿貝歇（Abéché）的導演，他在這個飽受內戰摧殘的國家創作了影片《旱季》（Daratt，2006）。在這部令人驚嘆的作品中，哈隆沒有將鏡頭對准敵人的坦克和槍支，並拒絕與全球新聞機構和電視台的普遍觀點相勾結。


乍得電影《旱季》（Daratt，2006）

相反，哈隆將他對無情的緊張局勢的看法作為倫理和政治烏托邦，致力於闡述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故事是關於復仇的文化義務和巧妙地拒絕復仇的可能性。影片是關於憐憫和仁慈的，這種憐憫是無可比擬的。這樣一來，電影就變成了一部非常特殊的「天堂機器」。

泰博霍·馬拉斯（Teboho Mahlatsi）的電影《牧羊少年的奇幻風琴》（Sekalli le Meokgo，2006）是一個了不起的南非童話故事。80年代末，在學校影院閱遍意大利西部片的馬拉斯搬到約翰內斯堡學習電影。2007年，馬拉斯拍攝了自己的南非西部片（或者更准確地說，是「南部片」）。

南非短片《牧羊少年的奇幻風琴》（Sekalli le Meokgo，2006）

《牧羊少年的奇幻風琴》片長僅16分鐘，是一部有爭議的電影。它是馬拉斯對莫扎特歌劇《魔笛》（The Magic Flute）的特別詮釋。影片講述了單相思、受害者、權力的殘暴、反抗、南非風景的驚人之美，以及最重要的，音樂和寬恕的救贖力量。

馬拉斯在萊索托山區取景拍片，對南非人而言，這是一個異常神秘、詭奇的地區。大多數演員來自塞蒙孔（Semonkong）的小村子，時間在那裡靜止了。出名的演員只有穆杜茲·瑪巴索（Mduduzi Mabaso），他曾出演過《盧旺達飯店》（Hotel Rwanda，2005）。

克服二元邏輯是多元性邏輯的公開目標。我們必須意識到，這種實踐不僅僅是一個好想法，而且要與不同的現實保持密切聯系。

（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方法與海洋》（2020） Original 陳榮鋼譯 譯窟 2021-11-14）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February 26, 2024 at 7:43am

生成文本

生成文本是法國克里斯蒂娃關於文本發展過程的後結構主義理論。認為現象文本是以圖畫、書本、社會現象、自然現象等表現出來的現象系統，這些現象系統有一生成發展過程。生成文本是結構化過程中的文本，結構化表現出來的形式即現象文本。[1]

這種理論與結構主義的文本理論的不同在於把生成過程納入文本之中，即認為結構主體本身存在移位、逃逸與消失。這種生成過程使文本的意義發生變化，也使意指系統發生生成的過程。認為由於文本的生成過程形成文本間性，即文本與文本之間的橫的聯系與縱的發展。它的橫的聯系指不同時間與不同空間中的不同文本相互聯系，形成語言的網絡，形成文本的面的推廣。它的縱的聯系指現文本不能離開過去的文本而得到理解，文本由於這種聯系而產生意義的延伸與理解的深入。

1·彭漪漣．邏輯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12月（原載：百度）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December 17, 2023 at 10:28pm

中國求是哲學的詩性追問

愛墾評註：中國哲學“實事”求“是”的實踐要求，因爲居於對個別事件、境遇的“史”、“時”、“勢”的認知與追問，爲詩性智慧提供了存在空間。複性多元的“史”、“時”、“勢”認知，是詩性追問/直觀的結果。（見：徐克謙·中國哲學之“是”與“實、事、史、時、勢” ）

• ‹ Previous
• 1
• 2
• 3
• 4
• …
• 7
• Next ›
•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