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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行詩的拓撲學
......即便顯得有些遠離「事實」,我們也發現,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確實異常精彩。
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集,宛若一個富饒繁盛的花園。園中百花盛開,裝點著魅力無窮的隱喻世界。而這些隱喻,又是由各式各樣的奇珍異寶組成的。有花朵、花蕾、食物、香精、水仙、琴弦、時間的鐮刀、老樹枯葉、大小宇宙、構成和諧的數字和音符,有產生這些隱喻的各行各業,比如農耕、工業、作文賦詩、經濟、法律、軍事、天文學、宇宙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莎士比亞的這個大花園的做詩法,是從拓撲學心理學的隱喻方法,把各種意義粘貼、賦形到不同的幾何圖形上的。
拓撲學的基本思想是,物理的空間 (宇宙) 是單數的,心理的空間 (宇宙) 是復數
的; 物理的空間在動力上是封閉的,心理的空間在動力上是開放的。因此,前認知的空間是單一、封閉、機械的,而認知視域內的空間是復數、開放、隱喻的。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構成的空間,是多維的、開放的、動態的、隱喻的,體現為多種原型,具體化為多種描繪概念的隱喻性認知圖形,同時,在一定范圍內,這
些圖形是等效的,它們共同說明、闡述和描繪一種概念,從不同的角度,表達同一個意義。
另一個方面,對於事物的認識途徑,在柏拉圖看來,首先是最高的相 (idea),萬物都是相的派生。
因此,為了把愛情寫得淋漓盡致,生動地表達對愛情的觀點,莎士比亞采用了多種隱喻空間和物體來描述這種最高的相,①致使他描繪的愛情空間,具有隱喻性、多樣性、生動性、形象性、詩意性和深刻性。
注釋:
① 關於相論,參考汪子嵩等: 《希臘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 卷第 14 章,653-669 頁,第 16 章, 708-714 頁,第17 章,764-769 頁。該書的著者把通行的對柏拉圖的Idea譯為「理念」的做法進行了修繕,認為譯為「相」較妥。本文使用這種譯法,參見該書653-661 頁。
(羅益民,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拓撲學愛情觀,國外文學 2011年第2期 [總第122期])
愛墾評註:叙根缘元點·永恆循環
愛墾評註:對照維柯的詩性哲學,如一個族群變不出新花樣,别的民族將入侵,以新方式恢復秩序,也有也是一種“循環”乎?
永恆循環(德語:Ewige Wiederkunft,也譯為永恆輪轉、永恆重現、永劫回歸)是指一種假定宇宙會不斷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循環的觀念,而且這種循環的次數不可理解,也無法預測。
歷史發展
永恆輪迴的觀念發源於古埃及時代,也是印度哲學的重要部分,在印度教和佛教中表現為輪迴理論。
在古希臘,畢氏學派和斯多葛學派等也接受和發展了類似觀點。
一些中美洲文明(如瑪雅和阿茲特克)也將輪迴視為其哲學和宗教中的核心觀念。
在西方,隨着古典文明的沒落及基督教的崛起,永恆輪迴的觀念被基督教神學世界觀所取代,即世界始於耶和華創世,並終於最後審判後歸於時間上無盡的天國。19世紀中期,歐洲物理學家認為如果時空無限,則相同形式的物質必然無限次重複。
叔本華在其著作中發展了這一觀點,但僅視之為物理概念,即物質以同一形式反覆出現於循環性的時間。尼采對永恆輪迴的概念進行了哲學反思,從而使這一概念再度復興於西方哲學。
斯多葛學派
斯多葛學派認為宇宙中所有事件曾在過去以同樣的形式出現無數次,未來也會如此,每個循環最後會復歸於火(conflagration),之後再繼續循環不已。
尼采
據尼采所說,他第一次獲得這個概念是在1881年的8月間在高山的森林中散步時,他承認他是受到赫拉克利特的變化理論的影響。他稱其為「虛無主義的最極端形式」[1],但也是超克虛無主義的方法。 以下是在他的著作中對此的描述:
「萬物方來,萬物方去,永遠的轉著存在的輪子。萬物方生,萬物方死,存在的時間永遠的運行。離而相合,存在之環,永遠地忠實於自己每一剎那都有生存開始,『那裡』的球繞著每一個『這裡』而旋轉,中心是無所不在的,永恆之路是曲折的。」[2]
「你們是永遠的存在著!永遠愛世界!而且向世界痛苦說:『去吧!但是還要回來!』因為,一切的快樂要求永恆。」[3]
「十字架上的上帝是對生命的詛咒,一個由生命尋找救贖的路標。酒神被斬成碎片是對生命的承諾:他會由毀滅中再生與回歸。」[4]
尼采認為永恆輪迴是他的「所有假說中最科學的」[1],雖然事實上並不科學。前提如下:宇宙間的能量是不滅的,而時間是無限的,有限的力在無限的時間中運行,必定能重複出現。但實際上這種機率是近乎零的,這使得他的永恆輪迴說缺乏科學上的根據。考夫曼對此的評論是:「永恆輪迴對尼采而言是一個觀念的成分小於一種體驗……他對自己第一次有這種體驗說得很多,因為對他而言那是一個拯救了其生命的時刻。」[5]
彭加勒
但也確有一種非常類似但較科學的輪迴觀。法國科學家和哲學家彭加勒論證了「龐加萊復現定理」(Poincaré recurrence theorem),在如果有足夠的時間,一個力學系統可以回復到初始狀態附近,但和尼采的問題同樣是已知宇宙的年齡和壽命可能沒有他想像的長。
參考文獻
《權力意志》55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3—康復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4—醉歌—10
《權力意志》1052
《Nietzsche》
(维基百科)
德里達·解構主義:自由遊戲創造無限可能性
德里達對西方傳統文化的解構,主要目的是解構“一切社會等級制和暴戾統治”。對邏各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及一切傳統文本等的解構,是他採取的迂回策略——去其根基和始源,使其崩塌並邊緣化。他建構的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等無原則的原則,爲詩學等的自由遊戲創造開闢了無限的可能性。
......
德里達的詩性哲學場域建構是從“解構”開始的。德里達説:“我們的話語無疑是屬於形而上學的對立物體系的。我們只要用某種策略安排,讓它在這個領域和自己的努力範圍之內反對它自己的種種策略,就可以産生一種混亂的力量並擴散到這一體系,從各個方面對其裂解並劃定邊界。這樣我們就能顯示出那種成見的破裂”。[1](P376)這可以看作是德里達對西方傳統文化宣戰的綱領。當然德里達已經意識到西方傳統文化的強大,但他義無返顧、勇往直前,採取種種策略,決心將強大的西方傳統文化予以徹底消解。
參考文獻
[1]王岳川.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I].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南海東籬:詩性安居體驗的生命哲學基礎
延續閱讀:
奇思妙想視界·狄爾泰《體驗與詩》體驗的個體性(內在性)
伽達默爾:「體驗」一詞的歷史
張一兵:關聯與境:狄爾泰與他的歷史哲學
童慶炳:經驗、體驗與文學
意識生命的本質與還原
鮑遠福:游牧身體與生命政治新范式
歷史符號學
歷史符號學(狹義指一切古今中外相關於史學技術性分析知識,廣義指對於前者大目標構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核心部分;此部分要求同時准備現代西方哲學,現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現當代西方歷史理論,中國史學各分支,當代符號學等各領域的知識)作者:李幼蒸,漫談歷史學與符號學——貴陽論壇隨想-2 來源:符號學論壇 2013-04-28)
歷史符號學
按照我本人的符號學觀點,符號學在狹義和廣義兩方面,都與歷史理論密切相通。
狹義符號學是指人類話語系統和其所指稱的歷史現實的相關關系分析,其特例即歷史話語和歷史現實的意指關系研究;廣義符號學則指人文科學理論話語構成的普遍語義學分析。百年來現代符號學的發展,使其成為當代和未來人文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進一步現代化的語義學工具之一。
按照符號學觀點,人文科學實踐程序宜於劃分為兩大部分:首先是,有關人文科學話語本身及其與社會現實之關系的語義學研究;其次才是有關社會現實本身、也即有關歷史現實之因果關系和評價關係的研究。(簡言之,應區分書話語對象和現實對象)人文科學現代化的一個目標就是全面調整傳統人文科學的結構,以實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目的。此處之「事」,即我們對學術和現實的真知,此處之「器」即包括語言學和考據學在內的廣義符號學工具。
按此簡略的論述,我們即可理解為什麼要給顧頡剛史學思想「扣上」一個時髦的方法論帽子了。要想把握顧頡剛史學思想的深刻意義,宜於從這樣一種「話語---現實兩段論」的現代學術認識論角度切入。 (李幼蒸: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2012-06-19爱思想平台)|
Related: 愛墾慕課·歷史篇
[英] 沃森《人類思想史·平行真理:從維科到佛洛伊德》
[英] 沃森著作的《人類思想史·平行真理:從維科到佛洛伊德》,敘述始於近200萬年前手斧的發明,並揭示出了在人類和語言出現之前,一些最重要的概念是如何起源的。接着,本書繼續以寬廣的視角展開思考,並認爲我們賴以生存的並非國王和總理、帝王和將軍的戰爭與協議,而是我們逐漸形成的一些至關重要的思想,也正是這些思想使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彼得·沃森探究了人類最初的語言和詞匯、神的誕生、藝術的起源,以及金錢所造成的深刻的智力影響。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時間:2012年5月
作者簡介:彼得·沃森,Peter Watson,生於1943年,曾就讀於杜倫大學、倫敦大學和羅馬大學。他著書13部,包括《20世紀思想史》,並被翻譯爲17種文字出版。他還主持過有關藝術的幾個電視節目。自1998年以來,他一直在劍橋大學麥克唐納考古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現居倫敦。
內容簡介:在這部氣勢磅礴、鼓舞人心的鴻篇巨制中,彼得·沃森描述了人類思想發展的歷史,始於遠古時期,直至當今時代,對於我們理解世界,理解人類本身,都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方法。
作者還描述了書冩的産生、古代法律思想,以及祭祀和靈魂在宗教中持久不衰的原因。作者解釋了關於時間的思想是如何演進的,數字是怎樣孕育而成的,科學、醫學、社會學、經濟學和資本主義是如何産生的。作者還解釋了新大陸的發現是如何永遠地改變了人類思考的方式,以及爲什麼中國的創造力在中世紀以後就削弱了。
在這種高屋建瓴的敘述過程中,作者還揭示了自古至今衆多看似互不相干的哲學家、天文學家、宗教領袖、生物學家、發明家、詩人、法學家以及其他學者的思想之間的聯繫。亞里士多德與阿奎那、托勒密與弗西斯、迦梨與朱熹、貝多芬與斯特林堡,無不發生了激烈的思想碰撞。《人類思想史》是一部影響深遠的開山之作。
第三章 歷史,史前史和深時間的産生
拿破崙在埃及/西方考古學的興起——洪堡的德國教育改革——哲學博士——黑格爾和歷史學的興起——文獻學——《聖經》文本批判/施萊爾馬赫/大衛·施特勞斯《耶穌傳》——破解楔形文字——尼安德特人的發現——地質學的誕生——水成論者與火山學家的對壘——地質學與《創世紀》——古生代的確定——賴爾的地質學原理——均變論——《造物遺痕》——冰川期——拉馬克——華萊士——達爾文——孟德爾——人類的起源——三紀的體系——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
第四章 人類秩序的新思想:社會科學和統計學的起源
吉約坦和斷頭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測量上的革命——社會學——西耶斯和孔多塞——聖西門和實証哲學——英國的工業城市——童工和疾病——孔德——赫伯特·斯賓塞——馬克思——韋伯——托尼斯——齊美爾——塗爾幹——自殺/大混亂——社會化的醫藥學——流行病學與統計學——城市化與人口普查——凱特勒/拉普拉斯/勒讓德——高斯/皮爾森/平均人-——查德威克和“死亡原因”
第五章 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使用與濫觴
英國人的“第一個帝國”/英國人的“第二個帝國”——沃倫·黑斯廷斯的彈劾——現代奴隸制度/黑奴貿易——羅馬教廷對奴隸制的觀點——種族主義和奴隸制度/威爾伯福斯——維也納會議/“親德派”——文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重生——19世紀的德國創作高潮——“內省”的概念——克里姆特、拉加德和朗伯恩——瓦雷的生物種族主義——戈比諾——拉波格——薩姆納、菲斯克和凡勃倫——啦採爾的生存空間論——諾爾道的噁化論——羅伊爾——羅林·佈雷斯——帝國主義與文化——簡·奧斯汀——吉卜林——康拉德——英語的歷史
第六章 美國式的思想和現代化的大學
星期六俱樂部——愛默生——奧利弗·溫德爾·霍爾姆斯和《普通法》——威廉·詹姆斯、查爾斯·皮爾士和實用主義/新實驗心理學——約翰·杜威——19世紀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倫敦和愛爾蘭的大學——紐曼的“大學觀”——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威廉·瑪麗學院/普林斯頓大學——艾略特——發現的時代
第七章 十字架與《古蘭經》的敵人——靈魂的終結
19世紀信仰的喪失——世俗主義的到來——新聞報紙的作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無神論——啟蒙運動觀念的變化——施特勞斯、賴爾和達爾文思想的傳播者——經過修正的“教條”的概念——法國反教權主義者——作爲回應的天主教學院——教皇絶對神聖與反對現代主義的法令——穆斯林土耳其的改革和科學——伊斯蘭的現代主義者——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佈篤——拉希德·里達——“立憲國家”
第八章 現代主義和無意識的發現
弗洛伊德的雄心/自比於哥白尼和達爾文/被奉爲名人——無意識的開始:梅斯梅爾、沙考和原型現象——叔本華——哈特曼——簡奈特——夢的解析——弗洛伊德思想的大修正/被看做吹牛者和騙子的弗洛伊德——梵高、莫奈和奧斯曼的巴黎/藝術作品里的新大都會和現代主義——霍夫曼斯塔爾——易卜生——斯特林堡——陀斯妥耶夫斯基——尼採——先鋒派
結語 電子、元素和難以捉摸的自我
卡文迪許實驗室和量子物理學的誕生——實驗的重要性/作爲宗教對手的實驗——作爲三大最重要思想的靈魂、歐洲和實驗——歷史上的偉大“轉向”——亞里士多德的影響多於柏拉圖——意識的神秘性/難以捉摸的自我。
孟強 ·技術創造人: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研究
摘要:斯蒂格勒哲學的中心命題之一是「技術創造人」。基於勒儒瓦-古漢的工作,他為此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首先,斯蒂格勒提出「後種系發生」概念,用以刻畫人的非生物學遺傳過程,其載體是技術。
其次,通過回顧人類進化史,他指出直立行走和工具的使用促進了人的進化。再次,技術的進化與人的進化是耦合關係。工具既反映大腦皮層的分化,也推動著後者。最後,「技術生態位」概念進一步為「後種系發生」提供了支持。總之,人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
現代人作為智人(Homo sapiens)是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產物,這已是老生常談。自達爾文發表《物種的起源》以來,人被迫告別「萬物之靈」的自我形象,逐漸接受「人是動物」的殘酷事實。盡管如此,人與其他靈長類動物之間依然存在重要差異。幾乎所有動物都生活在「自然環境」中,唯獨人生活在由科學、技術、政治、藝術等營造的「人工環境」中。人不僅是自然存在者,而且是技術存在者,置身於可世代傳遞的「技術生態位」(technical niché)。那麼,這對人的進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它是否超出了純粹的自然選擇?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提出「後種系發生」(epiphylogenesis)概念,試圖證明技術在人類進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人起源於技術,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technological maieutics)。本文嘗試對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思想進行考察,
以展示技術對人的構成性意義。
一、問題背景
斯蒂格勒哲學的核心主題是技術與人。與流行的工具主義技術觀不同,他試圖論證「技術創造人」或「技術構成此在」(Dasein)。 通過批判性地解讀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他在存在論(ontology)層面上完成了這項工作。此在的生存具有實際性(Faktizität), 實際性意味著「在世界之中存在」,「在世界之中存在」即置身於由技術構成的存在論處境。對於這種人為創造的、可世代傳遞的技術處境,斯蒂格勒稱為「已經在此」(déjà-là)。另一方面,「已經在此」是代具性的(prosthetic),此在之生存是「代具性存在」(being-prosthetically)。
這意味著技術不是可有可無的工具,它作為代具不斷為無本質的人提供替補(supplément),使之充盈起來。因此,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應奠基於「技術存在論」。必須強調,斯蒂格勒的技術概念是廣義的,一切不屬於「自然」(physis)的事物都可以歸入「技術」(techne)。
除上述存在論論證外,斯蒂格勒還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通過德裡達的《論文字學》,他了解到法國古生物學家勒儒瓦-古漢(André Leroi-Gourhan)的工作。[1]「有關史前史的研究讓我有機會與古人類學家勒儒瓦-古漢的團隊開展密切合作,我們一起實踐所謂實驗性科技……這些研究引導我從人類學的角度思考技術問題,我在《愛比米修斯的過失》一書中的部分論述就以此為基礎」。[2]
在英語和漢語學界,勒儒瓦-古漢並不出名,事實上他對德勒茲、德裡達等法國哲學家產生過重要影響。正是基於他的工作,斯蒂格勒提出「後種系發生」概念,初衷是從人類進化的角度為「技術創造人」
提供古人類學論證。
何謂「後種系發生」?在生物學中,「種系發生」(phylogenesis)與「個體發生」(ontogenesis)是一組相互對照的概念,它們由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Ernst Haeckel)於1866年提出。個體發生指稱的是單個生物體的發育過程,比如人如何從受精卵長到成人。種系發生指稱的是某類或某群生物體的進化過程,比如智人作為一個物種如何從直立人進化而來。
韵文化:美、标致
直覺·時間性
韵文化:风雅、高雅 ~ 潮
Green Session
故事人心靈素質
(原題:技術創造人: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研究;Technology Invents Human Beings: A Study of Stiegler‘s Epiphylogenesis;作者:孟強 / MENG Qiang,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100732;原刊:《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5卷 第2期[總294期];2023 年2月;關鍵詞:技術、斯蒂格勒、後種系發生、進化)
(續上)從辭源上說,epi的意思是在……之上(upon)或在……之後(after), phylo的意思是種(race)、 枝( branch)、 族( tribe), genesis 的意思是發生、起源。斯蒂格勒為phylogenesis 加上前綴epi,旨在為人的進化尋找生物學之上或之外的因素,這種因素首先是技術。
後種系發生意味著人的進化不僅僅是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進化,同時也是作為技術史的非遺傳進化。因此,「人類學」(anthropo-logy)離不開「技術學」(techno-logy)。
二、「後種系發生」概念辨析
讓我們從記憶(memory)的角度進一步澄清後種系發生的內涵。記憶是斯蒂格勒哲學的關鍵詞,他也時常交替使用胡塞爾的「滯留 」( retention)概念。這裡要對記憶做廣義理解,它不僅包括通常意義上的大腦神經記憶,而且包括文化傳承、生物遺傳等等。比如,史籍是對歷史事件的記憶,墓碑是對斯人已逝的記憶,DNA是對生命進化的記憶等等。大體而言,記憶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或者說存在三種記憶。第一,人與其他動物一樣,從受精卵發育為成年個體的過程是由「遺傳密碼」或基因決定的。這是一個純粹生物學過程,不受短期後天經驗的影響,可稱之為「遺傳記憶」(genetic memory)。例如,我們目前的DNA序列記載著遠古祖先的漫長進化史。第二,人與其他動物一樣擁有「後遺傳記憶」(epigenetic memory),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大腦記憶。不同於遺傳記憶,後遺傳記憶是後天的。後遺傳記憶的生理基礎是大腦神經系統,是生物體在特定環境中後天獲得的記憶。比如,人有兒時的記憶,貓有對主人的記憶等等。在這兩個記憶層次上,人與動物沒有本質區別。
人之為人的獨特性表現在第三個層次上,即後種系發生記憶(epiphylogenetic memory)。動物擁有後天習得的大腦記憶或後遺傳記憶。但是,這些記憶均隨著個體的消亡而消亡,無法被保存並傳遞給下一代。唯獨人是例外。當然,這絕不意味著人類個體的短期後天經驗可以改變遺傳結構,這在生物學上顯然是荒謬的。
例如,無論我讀多少書,都不可能把閱讀所得遺傳給子女。但是,通過雕刻、建築、史籍、語言、器具、文字等等非生物學手段,後遺傳記憶能夠而且事實上總是已經得到了保存和傳遞。
前人的思想、經驗或技能通過書寫、制作等被保存下來,成為一種外化的、物化的、可傳遞的記憶。正是這種記憶使得後人能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必從零開始。(下續)
這就是文化的意義。人不僅是自然存在者,還是文化和技術存在者。正是這一點使得人區別於所有其他靈長類動物。斯蒂格勒說道,「此在這種生命現象在生命史中變得與眾不同,因為對此在而言,生命的後遺傳層次並沒有隨著生物體的死亡而消失,它得到保存和沉淀,在身後流傳下去」。([3],p.140)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覓母」(meme)概念也表達了類似思想。類比於遺傳基因,可以把覓母看作是自我復制的文化基因。「曲調、概念、妙句、時裝、制鍋、或建造拱廊的方式都是覓母。正如基因通過精子或卵子從一個個體轉移到另一個個體,從而在基因庫中進行繁殖一樣,覓母通過廣義上可以稱為模仿的過程從一個大腦轉移到另一個大腦,從而在覓母庫中進行繁殖 」。 [4] 如果基因的自我復制是對一切生命體都有效的遺傳進化,那麼覓母的自我復制則是人類所特有的文化意義上的非遺傳進化。
回到「後種系發生」。後種系發生是對後遺傳記憶的保存、沉淀、積累和傳遞。「這一後遺傳的沉淀,對發生之事的記憶,就是人們所說的過去,而我們稱之為人的後種系發生,其意義是對連續不斷的後遺傳的保存、積累和沉淀。後種系發生是與純粹生命的斷裂,因為在純粹生命中後遺傳恰恰無法得到保存([遺傳]程序不接受經驗教訓)」。([3],p.140)正是這種斷裂使得人置身於作為後種系發生的「已經在此」中。人不僅處於「自然環境」中,而且處於「文化環境」中,後者首先是技術的,即非自然的、人為創造的。如果一切生命體都在生物學意義上進化,那麼只有人通過非生物學媒介進化——「生命體在生命之外進化」。
這就是後種系發生。
三、「一切從腳開始」
後種系發生在人類進化中如何發揮作用?一切後遺傳記憶的保存、積累與傳遞都是人為的,屬於技術范疇。因此,後種系發生本質上是技術的,追問後種系發生的作用就是追問技術的作用。為此,斯蒂格勒在勒儒瓦-古漢的 《姿勢與言語》(Le geste et la parole)的基礎上討論了「東非人」到「新人」的進化過程。① 這是人的形成(hominization)或「人的起源」。
需要提醒讀者,《姿勢與言語》發表於1963年,距今已有五十餘年。所以,書中的一些術語或論斷難免有些陳舊。例如,勒儒瓦-古漢將人類進化分為:南方人Australanthropians,現稱南方古猿)、古人(Archanthropians,現稱直立人)、舊人(Paleoanthropians,尼安德特人為代表)、新人(Neanthropian,現稱智人)。
這與當前的分期有所不同。②
長久以來,腦容量被認為是人之為人的首要標准。然而,1959年利基發現東非人,1974 ①「東非人」(Zinjanthropians)全稱為鮑氏東非人(Zinjanthropus boisei),最初由利基(Louis Leakey)夫婦於1959年7月在坦桑尼亞發現,生活在距今約260-120萬年前。如今,「東非人」的稱謂已不再流行,被歸入「鮑氏傍人」(Paranthropus boisei)或「鮑氏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boisei)。「 新 人 」( Neanthropian)即智人(Homo sapiens)或現代人,是地球上現存的唯一人屬物種。
②按照現在的流行分期,人屬(Homo)的進化階段大體分為能人(Homo habilis,240-140萬年前)、直立人(Home erectus,190-20萬年前)、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70-20萬年前)、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20-3萬年前)以及智人(Homo sapiens,20萬年前至今)年約翰遜發現「露西」(Lucy)以及1976年利基對三組腳印的時間測定,徹底改變了科學家們對人類進化的理解。「約翰遜和利基的發現,徹底顛覆了人類進化理論。
露西還沒有出現之前,科學家大多都很肯定,倘若我們的祖先與猿類表親真有任何差異,那也應該在雙方的腦部,而並非在它們的腳上。因為根據理論推斷,是大腦促成了雙足步行,反過來講並不成 立 。」 [5] 對此,勒儒瓦-古漢早有預見,《姿勢與言語》寫道:「這些兩足動物直立行走,有標准長度的手臂,通過輕敲卵石薄片制造模型化工具。它們部分肉食。這些對人來說十分平常的描述與猴子無關,但既適用於尼安德特人,也適用於猿人(Pithecanthropus)[現稱直立人]。
唯一重要的差別是——程度而非本質差別,南方古猿的腦尺寸出奇得小」。([6],p.64)在勒儒瓦-古漢看來,盡管腦容量很小,但直立行走並使用工具的南方古猿已經是人,所以「南方人」比「南方古猿」的稱謂更顯貼切。
基於此,斯蒂格勒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人並非始於大腦,而始於腳。……大腦的發展某種程度上是次要標准①。」( [3],p.145)並非腦容量決定雙足行走,而是雙足行走促進腦容量。首先,南方古猿(東非人)化石的解剖學特征表明,它們擁有與人相似的髖骨、膝關節與足弓。([7],pp.14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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