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里達對西方傳統文化的解構，主要目的是解構“一切社會等級制和暴戾統治”。對邏各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及一切傳統文本等的解構，是他採取的迂回策略——去其根基和始源，使其崩塌並邊緣化。他建構的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等無原則的原則，爲詩學等的自由遊戲創造開闢了無限的可能性。

“我是一個流浪的哲學家”，這是雅克·德里達富於幽默感的自畫像。德里達之所以稱自己是一位流浪的哲學家，是因爲他自己選定的解構主義詩性哲學和哲性詩學決定的。一方面他要讓自己的詩性哲學和哲性詩學永遠處於開放性狀態之中，他就不得不讓自己流浪，另一方面他更希望自己的思想永遠處於流動的自由創造的播撒之中，他也就不得不讓自己流浪。

德里達不但是一位哲學家,他還是一位偉大的詩學家。他不斷地在哲學場域、詩學場域中自由穿行，因此他的哲學就具有強烈的詩學意味，而詩學則帶有哲學的思辨色彩。他不僅超越了哲學、詩學的場域，甚至超越了藝術、美學和經濟場域，從而進入了文化學場域。

德里達的思想是複雜的，甚至是晦澀的、難以捉摸、難以駕馭的，有人稱德里達是“解構主義者”，也有人稱他是“後結構主義者”，還有人稱他是“後現代主義者”。由此可見，德里達思想的“不確定性”和“兼容性”。但是不厘清其學理理路，我們就無法前行。正如王岳川先生指出的：“解構主義在二十世紀的哲性詩學思想和文化研究中，留下了深刻的歷史踪跡，以致我不得不指出這一事實：跨世紀的學術文化研究，如果不透析解構和建構方法的理論意義及其誤區，那麼，任何理論前提的批判厘清，任何理論的價值重估和建構都將是不徹底的，也會遭到難以克服的理論盲點的。” [1] （P391）因此，本文擬從德里達的詩性哲學場域和哲性詩學場域兩個維度進行厘定。

一、詩性哲學場域

所謂詩性哲學，按德里達的説法就是“非哲學式地冩哲學。從外邊達到哲學。” [1]（P397）德里達在《盲目的記憶》中又説：“我的最長久的興趣，甚至可以説，我的先於哲學興趣的，更爲重要的興趣，如果可能的話，那就是朝向文學，朝向文學的文字和語詞的建構”。[2]（P349）德里達不僅這樣説， 而且還付諸實踐。以致於瑪麗安·霍佈森不無感慨地説：“德里達採用非同尋常的形式冩作，我不敢肯定一個英國哲學家會這樣做或想這樣做”。[2]（P336—337）霍布森還説德里達的冩作：“就象富於想像力的冩作”，“其中一些也很有趣，很好玩，它們令我放聲大笑。”[2]（P338）由此可見德里達的哲學具有多麼強的詩學意味。

德里達的詩性哲學場域建構是從“解構”開始的。德里達説：“我們的話語無疑是屬於形而上學的對立物體系的。我們只要用某種策略安排，讓它在這個領域和自己的努力範圍之內反對它自己的種種策略，就可以産生一種混亂的力量並擴散到這一體系，從各個方面對其裂解並劃定邊界。這樣我們就能顯示出那種成見的破裂”。［1］（P376）這可以看作是德里達對西方傳統文化宣戰的綱領。當然德里達已經意識到西方傳統文化的強大，但他義無返顧、勇往直前，採取種種策略，決心將強大的西方傳統文化予以徹底消解。

參考文獻

[1]王岳川.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I].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馮俊.後現代主義哲學講演錄[B].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朱立元.當代西方文學理論[I].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作者介紹：韓廣信（1953—），男，內蒙古，副教授，北京大學高級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當代文藝美學和文藝美學。聯繫地址：北京市 海淀區 圓明園東路8號 北京大學3號樓114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