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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Suyuu on July 11, 2024 at 8:51am

最佳移居國家或地區排行榜,越南四連冠大馬跌出十大

(慕尼黑2024年7月9日綜合電)全球最大旅外人士網站InterNations針對53個國家或地區進行的2024年Expat Insider年度調查,旅居海外人士最負擔得起的國家或地區是越南,而且連續4年奪冠,馬來西亞今年十大不入。

全球175個國家與地區,超過1.25萬旅外人士進行評比,而且分為多個子項目,包括旅外人士心中最佳和最糟城市、生活品質指數、個人財務指數和國外工作。

個人財務指數方面,報告邀請受訪者針對整體生活成本、財務狀況滿意度 以及每戶可支配所得是否能過上舒適生活進行評分,排列了旅外人士心中「最負擔得起」的國家排名榜,一共排了53名。

結果顯示越南奪冠,第2至10分別是柬埔寨、印尼、巴拿馬、菲律賓、印度、墨西哥、泰國、巴西和中國。馬來西亞去年排名第5,今年排名11,十大不入。

前10名中有7個亞洲國家,當中東南亞佔了5國,InterNations首席行銷長凱瑟琳楚多巴指出,住房是上述5國的一大優勢,多數旅外人士認同,在這裡容易找到房子,而且相當滿意負擔得起住房費用。

值得留意的是,越南四連冠,並在整體生活成本、財務狀況滿意足、每戶可支配所得三方面均得高分,86%旅外人士滿意越南的生活成本,遠超過全球平均的40%。65%受訪者滿意在越南的財務狀況,68%反映當地每戶可支配所得能讓他們過上舒適生活。


一名美國人說:「這裡的人非常友善,而且生活成本很低。」

除了生活成本較較低,住在越南的旅外人士似乎收入也較高。報告指出,當地旅外人士年收入達15萬美元的人,約是全球兩倍。

越南旅外人士的工作滿意度也很高,楚多巴表示,在工作滿意度方面,越南從去年的24名躍升到今年第3名。

報告說,整體而言,在越南,工作與生活平衡勝過職業發展。值得留意的是,在越南的外籍人士中,只有46%是全職工作者,低於全球平均的57%。當地一名英國人說,在越南生活讓他「沒壓力」,和過往非常消耗、忙碌的工作生活非常不同。

另外,調查也統整出旅外人士認為最適合移居國家或地區的前10名,分別是巴拿馬、墨西哥、印尼、西班牙、泰國、巴西、越南、菲律賓、阿聯酋,亞洲國家表現依然出色,惟去年排名第5的台灣今年掉出十大。(9.7.2024 見:星洲日報)

Comment by Suyuu on June 11, 2024 at 8:04pm

江南·讓城市因歷史而美麗~~2018年3月31日上午,由浙江省社科聯、杭州城市學研究理事會、杭州師范大學聯合主辦的「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開講儀式在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倉前大樓舉行。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杭州城市學研究理事會理事長王國平作題為《讓城市因歷史而美麗》的講座。

浙江省社科聯副主席陳先春,杭州市社科聯黨組書記、主席沈翔,杭州師范大學副校長方亮,杭州城研中心黨組書記、主任江山舞,浙江省委黨校原副校長、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馬力宏,浙江省委組織部人才工作辦公室副主任陳榮華,杭州市社科聯副主席張旭東,杭州未來科技城管委會常務副主任趙喜凱等出席開講儀式。300余名省市區有關部門及企事業單位人員、高校師生、社區居民聆聽講座。

陳先春在致辭中說,浙江歷史文化厚重,從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路走來,堅持海納百川、兼收並蓄,不斷地傳承歷史、守正出新,迸發出全新的活力。「浙江人文大講堂」是推進「文化浙江」建設的重要品牌活動。在集聚阿里巴巴、夢想小鎮、人工智能小鎮、海創園等一大批高新企業、高端人才的未來科技城,推出高品質的社科普及講堂——「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意義重大、恰逢其時、大有作為。

相信通過各方的協同創新,「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一定能成為城西科創大走廊的「人文高地」、全省社科普及的「金字招牌」、智庫咨政啟民的「樣本工程」,為推動浙江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繁榮發展、書寫新時代的文化自信作出更大貢獻。

王國平在講座中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文化遺產、傳承城市文脈是一種歷史責任。我們沒有任何權力和理由使文化遺產在當代消失,只能不遺余力地保護與傳承。一座城市的核心競爭力產生於,也只能產生於其固有的特色,也就是區別於其他城市的差異性、獨特性,甚至是唯一性,而這種特色,這種差異性、獨特性,甚至唯一性,只能來自於歷史文化遺產。作為一座歷史文化名城,要建設獨特韻味、別樣精彩的世界名城,重中之重就是要做好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

西湖、京杭大運河已分別於2011年、2014年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良渚遺址申遺工作也已進入倒計時。南宋皇城大遺址、西溪濕地、錢塘江古海塘與錢江潮、湘湖與跨湖橋文化遺址,國內外專家都認為具備申遺的條件。杭州必須要樹立雄心壯志,通過15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努力,努力使杭州成為中國第一座擁有五處、六處乃至七處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從而推動杭州城市的核心競爭力、知名度與美譽度再上新台階,成為真正的「人間天堂」、「世界名城」。

王國平指出,「拆老城、建新城」的城市化模式,正在吞噬富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摧毀老街、老宅、老樹等歷史遺產,造成傳統風貌的破壞,歷史文脈的割裂,鄰裡社區的解體,城市記憶的消失,使城市成為水泥叢林,從而抹殺了城市個性。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扎實推進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工作,首先要樹立以下科學理念:第一,牢固確立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是最大政績的理念,把保護歷史文化名城作為第一責任來抓;第二,牢固確立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就是保護生產力的理念,把保護歷史文化名城作為第一要務來抓;第三,牢固確立保護和發展「魚」與「熊掌」可以兼得的理念,在保護與發展之間尋找一個最佳結合點;第四,牢固確立保護歷史文化遺產人人有責的理念,形成政府、媒體、專家、市民良性互動;第五,牢固樹立「城市有機更新」理念,走可持續城市化道路;第六,牢固確立打造「建築歷史博物館」的理念,當好歷史文化遺產的「薪火傳人」;第七,牢固確立「保護第一、積極保護」的理念,在保護與利用之間尋找一個最大公約數。

王國平指出,城市需要創新驅動、動能轉換,更需要人文關懷、文化自信。杭州要與其他城市一樣,要以搶救的姿態,打贏一場歷史文化名城保衛戰。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規劃引領、研究先行,不斷打造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杭州模式」。具體而言,一要堅持「保老城、建新城」模式,保護好城市的「根」和「魂」;二要堅持「城市有機更新」戰略,大力推進城市形態、街道建築、自然人文景觀、道路設施、城市河道、城市產業、城市管理的有機更新;三要堅持構建點、線、面相結合的保護體系,對歷史文化遺產實行「應保盡保」;四要堅持破解「錢從哪裡來和去、地從哪裡來和去、人從哪裡來和去、手續怎麼辦」等四大難題;五要堅持以「最小干預、和而不同」為准則,積極打造「建築歷史博物館」;六要堅持研究先行,以高層次研究帶高起點規劃、高強度保護、高標准建設、高效率治理和高水平經營。

講座前,王國平、陳先春共同為「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揭牌。據悉,「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擬每季度舉行1講,邀請國內權威城市學專家學者主講,旨在搭建一個「科技」與「人文」碰撞的舞台,不斷提升未來科技城的人文氛圍,為廣大科技工作者、社區居民以及懷揣著夢想的年輕人,提供精神食糧、文化大餐和思想盛宴,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原題:(「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開講第一場 I 王國平首講《讓城市因歷史而美麗》;2018-04-17 來源:城市怎麼辦;延續閱讀:地方文化營銷 0.9:國内遊韵文化:鄉韻愛墾慕課·在地篇; 韵文化:我求在江南發現詩性文化)

Comment by Suyuu on June 11, 2024 at 6:11pm

江南:經濟人文化是現代化必然趨勢~~杭州在人文經濟發展方面有著生動而豐富的實踐,需要在經驗總結、理論研究、學理闡釋方面進一步深化拓展。2024年5月11日,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第十三講在杭州城研中心舉行,聚焦杭州人文經濟發展的探索和實踐,由浙江大學教授、杭州城市大腦研究院院長羅衛東作專題講座。他提出,經濟的人文化是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

本期講堂是省市社會科學普及周重要的系列活動之一,旨在共同探索中國人文經濟的城市范例。活動由浙江省社科聯指導,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余杭區社科聯聯合主辦,杭州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協辦。講堂由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藍蔚青主持。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黨組書記、主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江山舞等專家學者出席。

新世紀以來,杭州始終在人文與經濟的良性互動中探索高質量發展道路,既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千年宋韻文化,又有經久不衰的浙商「四千精神」以及胡慶余堂、張小泉、西泠印社等傳統老字號品牌,同時也是新質生產力蓬勃發展的數字之城。杭州如何踐行人文經濟學?未來人文經濟向何處去?

羅衛東認為,人文經濟是杭州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特征,是杭州城市的核心競爭力。打造新時代人文經濟的城市典范是杭州義不容辭的光榮使命,要守正創新,開創杭州人文經濟發展新局面。

關於今後杭州人文經濟的發展方向,羅衛東從不斷提高賦予經濟活動人文價值的自覺性、著力深化對發展人文經濟必然性的認識、緊貼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推動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促進中外文明互動互鑑等方面提出針對性建議。

他認為,推廣杭州經驗要充分發揮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發揮文化因素在激活發展動能、創新要素配置、提升服務品質、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中的作用,通過文化傳達價值觀念、人文素養和思想情感,並使人文經濟更好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服務,彰顯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

「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是浙江省社科聯與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聯合推出的品牌講堂,迄今已舉辦12講,邀請了王國平、潘公凱、俞可平等專家學者分別圍繞「讓城市因歷史而美麗」「筆墨藝術、美術理論、裝置藝術、建築設計的創意實踐」「傳統謚法的政治學意義」等開展主題講座,產生了廣泛社會影響。

(原題:浙江人文大講堂:經濟人文化是現代化必然趨勢;見:新華社浙江頻道|2024-05-24| 來源:余杭社科聯;延續閱讀:在江南發現詩性文化)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2, 2024 at 12:18am


王琛发:英属以前彭亨华人史记(下)

(上接)然而,Newbold 也引用了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在 1828 年的出版文字,描述那年代北根王城的景物沧桑。这或许能反映,Newbold 称赞彭亨最有秩序而最富有,那时正值百废待兴。

麦都思当时北上暹罗,除了经过北根王城,之后也到访登加楼王国下辖的甘马挽(Kemaman)。他描述那时北根王城说,王城距离彭亨河河口约有四五英里,河道虽然广阔,但河床太浅,平时水深只有一英寻(1.8 米),潮涨时水高二英寻,城镇范围就横跨在这条大河的两岸,而华人聚落则坐落在彭亨河左岸的边上,人口约有二百 人;至于甘马挽,人口约有千人,年产锡米量保持在1000担左右, 只是这产量比过去少了很多,不能再给登加楼(Trengganu)苏丹带来丰富矿税,所以当地只剩约百人华人在矿地生活,另外剩下约莫 二十人生活在镇上。②

根据麦都思的形容,北根城中河道的深度,显然不适合大船直接进出,但宽度方便各种中小型船艇并排航行,与停泊海上的大帆船接驳货运。 而翻阅麦都思原文,他书中的彭亨印象,主要是在北根看见的和听讲的。

麦都思说,彭亨中部地带那时的锡产量丰富而且纯正, 每月可出口达约 75 吨,从内陆走进这处矿区要好几天路程,再走约二十天就能到达西面的金矿区,矿区后山的山脉,就是英属马六甲边境;而按照麦都思对矿区的估算,他认为彭亨境内的华人不止五千人,令人感叹这许多人都是染上鸦片烟瘾,生活成蹉跎岁月的模样。③

根据麦都思上边对河道天然条件的形容,这些矿区的各处矿场,显然都得在北根设立商号,陆续以水运把成果集中在货仓,等 待出海。

① Newbold, T. J,1839.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 of Malacca, viz Penang, Malacca and Singapore; with the History of Malayan States on the Peninsula of Malacca,Vol.II . London: John Murray,pp.56-57.

②Ibid.,pp.57-60. 43

③Medhurst.W.H.,1838.China,Its State and Propects. Boston:Crocker and Brewster.p.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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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2, 2024 at 12:17am

麦都思还发现,彭亨要求每个华人每一次出境就要缴交约12英镑,他认为这是在压榨矿户。①可是如果对照谢清高的《海录》所见,这种制度似乎是那时马来亚东岸诸邦的共同实践。在吉兰丹, 则规定采金者出境须缴黄金一两,年老难以营生者减半,甲必丹也可以为贫穷者申请全免。②而根据谢清高在《海录》的说法,那时华 人常来常往,每年都是数百人从当地上岸进入吉兰丹,或者转入彭亨山区;吉兰丹对此处停泊的帆船也有规定,大凡航往各国前,都得 按照船身大小和载货重量征收“凳头金”,大者五六百银元,小者二 三百银元。③

由此可见,矿区不论集体或个人经济,一般收入不差。 再依据麦都思的传教士经验,彭亨当时其实不是处处安全,商旅行程都是冒险生涯。麦都思乘坐的那艘华人船只,前往登加楼半 途遇上两艘海盗船夹攻,全程只能依靠水手在相互扔击炮药包的声浪中,保持冷静划桨加速,由掌船的头领和他的副手不断还击,直至趁着忽然吹起的风势,使得商船迅速脱离对方追踪。④

Thomas John Newbold之前,Peter James Begbie更早在1834年出版过《马来亚半岛:拥抱其常民的历史与风俗习惯》一书,书中也 一样是引用了麦都思在1828年的记载,但作者较多引用的是麦都思描写北根华人生活的部分,对照作者自己的北根印象。Peter James Begbie有注意到,麦都思是根据自己由河口逆水行舟进村的经验, 说华人村在河的左岸;但若以河水流向为准,华人村应该是在河的右岸;由此就能说明,彭亨河右岸那些以柱子架离地面的杂乱高脚屋,都是华人住家。⑤

① Ibid.,pp.279-280
②【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海录校释》,北京:商务印务馆, 2002年,第25页。
③ 同上注。
④ Medhurst.W.H.,op.cit.,p.280. ⑤ Begbie,op.cit.pp.290.
⑤ Begbie,op.cit.pp.290.

华人村住家商铺显得老旧,周遭杂物凌乱, 证明这里真是一个古老社区。不过,在作者眼中,这个住宅区的华 人虽然自诩文明,却是不太晓得维持生活环境的清洁和舒适,所以他们的屋子底下堆积了各种粗杂饲料,混合着臭味难闻的污秽物件;而河的对岸包围在成排十英尺高的木栅里头,虽说是小镇真正 的核心地带,也不复 17 世纪原貌,依旧是麦都思形容凌乱市容。①

但 Peter James Begbie 还是有观察到,那时有许多华人已经不住北根,而是聚居在彭亨境内大山丛林之间,见证着各处矿区聚落逐渐演变成乡镇。每年,会有不少采购沙金和锡米的商船,在彭亨河外 的港口下舵停泊,等待集货;而负责运载的船艇也会在涨潮时穿过河栅的入口处,沿河到达华人村,把那些商行仓库储存的货物卸上船舱,然后就停在那边,再等待另一次涨潮时离岸,把货物送到停泊在港口外边的大船。②

清代彭亨华人,也有从登加楼进出的。清朝同安人陈伦炯出任台湾总兵镇期间,于雍正八年(1730 年)编写完成《海国闻见 录》,提到沿海南下的北大年、吉兰丹、登加楼和彭亨的内陆地理,有说:“大哖、吉连丹、丁噶呶、彭亨诸国沿山相续……贸易难容多艘”。③

再对照麦都思的记载,或可以理解,杨炳南笔录谢清高的海上见闻,根据其梅县客家话的发音书写各国名称,是由北方的宋卡、北大年、吉兰丹、登加楼,一路向南,而把彭亨和登加楼称为“邦项”和“丁咖啰”;《海录》其中也有说明:“此由丁加罗陆路,约二日可到,疆域风俗人情,均与上数国同,亦产金,而麻姑所产为最”,④ 又说“以上数国,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内港船往各国”。⑤


几个说法凑在一起便足以说明,那时华人到彭亨居住谋生,不见得只是在北根一处聚族而居,所以不一定都从北根出入境。彭亨华人至迟在清朝雍乾年间,已经入山开发了许多矿区。人们出入彭亨的路线,也就增加许多选择。(下續)

(摘自:王琛发:英属以前彭亨华人史记: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作者简介:中国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原載:韩大学术丛刊第一种,October 2022  e-ISBN 978-967-17212-9-2)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1, 2024 at 2:20pm

彭亨产金都在山区,即如昔日粤人谐称“麻姑”的“劳勿” (Ruab)⑥等地的矿区,又都是在彭亨国境北半部,因此,华人采金矿者如果是从海路入矿区,他们会选择到达登加楼即上岸,然后使用河流和山路出入彭境,才是常理。这不仅节省航线开销,而且比起从北根入境以后再花十几天北上,省时省力少风险。

①Ibid.,pp.290-291.

②Ibid.,p.291.

 ③【清】陈伦炯编撰,李长傅、陈代光校注:《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 社,1985年,第54页。

④【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译:《海录校译》,北京:商务印务馆, 2002 年,第35页。

⑤同上注。 ⑥同上注,第37页。

可是,另一 方面,彭亨境内产品和各地货物多有延续宋元明的航路,以北根为集散地点;帆船在当地入港修整以及等待回程季候风,也不会在那几个月闲着,还是可以借助港口小风侯和潮流变化,往来邻近贸易。更何况人员纵可由吉兰丹和登加楼等地进入彭亨,彭亨境内的矿产,总不能绕过当地体制,翻山走入其他国邦境内,从他人海口运出。

所以彭亨港口的真实情况,固然正如陈伦炯说的“贸易难容多艘”,却又是如谢清高所说的“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内港船往各国”。 1838年,马来作家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受着新加坡华人朋友委托,一行人乘船前往当时爆发内战的吉兰丹,准备呈交 书信予统治当地的马来拉惹,半途中于3月27日子夜到达彭亨港 口。

当他们一行人由港口航向彭亨河上游,到了新北根(Pekan Bahru)的华人村,便发现岸边守候着数百名浑身武装的华人和马来 人。阿都拉一行人会见了这些彭亨人的头目,在对话一轮以后获准 登陆,同时也被告知敦阿里正由华人甲必丹陪同出行,要花十几天 工夫,前往更上游的日赖(Jelai)金矿区。

文西阿都拉后来还听闻说,日赖矿区住了很多居民,也有人经营商铺。但是他也发现,自己暂住的北根,却是缺乏店子,市场和道路也不完善,那些高脚亚答屋分布在东一角西一片,屋底下都是垃圾;人们在屋底下焚烟熏蚊子,又弄得自己的衣服沾满烟熏的痕迹。全镇就只有华人村拥有道路,路的长度约等于五十个人向左右两端拉长手臂(马来语称为 50 depa,每depa约等于六英尺)。

文西阿都拉在彭亨居住了四天, 感觉此地的自然资源富庶,居民却普遍贫穷而顽劣。他说,这里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在工作,还有不少人却是衣服得体而不务正业,带着各种武器四处行走炫耀,甚至很多都染上鸦片瘾。

然后,阿都拉 还察觉到,此处华人的都是客家人,住在高脚亚答屋,很多人也和 马来人或峇里(Bali)女人通婚,小孩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父系的母语多于使用马来语。


当地还有一间小亚答屋,是华人神庙。华人村 隔河对面还是河左岸,后边是阿拉伯村。彭亨的监狱位于旧北根老镇区,也是由华人负责管理,由统治者付款给华人甲必丹包办安排囚犯的日常饮食。而此地通用货币是彭亨自己发行的锡锭 (Tampang),十六锡锭可换一西班牙银元。大凡要处决死囚前, 刽子手会在三天前敲着鼓游街告示,而镇上每户华人也会在事后各出一锡锭,交给前来收集的刽子手,集款埋葬死者。①

彭亨发行的锡锭货币,样子像个方形帽子,上面刻着文字图 案,所以后人称为“锡帽钱”。敦阿里的政府最初发行的都是大锡帽,要等到1847年方才另外发行小锡帽钱。在1850年代至1860年 代初,二十五枚锡帽子约等价一银元,小锡帽每一百个可以汇换一 银元。

彭亨国发行锡钱的一整套程序可以证实,华人在当地不止采矿或贸易维生,或者如上文所说负责管理监狱,他们也贡献了先进 的冶炼和铸造技。自敦阿里时代,彭亨国每年四次发行锡锭钱,每 次都得先由统治者授权,规定发行数目以后,便交给给特定华人工 匠包办,在关丹(Kuantan)、Sematan、Lepar 和旧王城(Pekan Lama)四个地点开造。

到了苏丹阿默(Sultan Ahmad)的时代,虽说有规定造钱的铸模必须交给几位大臣保管,铸币也由各地贵族与领主监工,可是统治者还是授权相关华人工匠承包。

图3:锡帽钱

 ①Abdullah. Munshi.,1913.Kisah Pelayaran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hi,Singapore: M.P.H.hlm.10-21.

②Bujong Bin Adil.,op.cit,hlm.134-135.


六、彭亨华人甲必丹的战乱历史与残破记忆

2020年11月14日,两位除草工人清理老北根(Pekan Lama) 彭亨第九任州务大臣莫哈末朱索故居前的草地,意外挖出了九块清 代墓碑,其中就有傅吾康和陈铁凡提过的“钦授嘭哼甲大学科黄 公”等人的墓碑。这的确有助于进一步解释19世纪的彭亨华人历史。

从这些碑文的年代,对照彭亨历史,那些至死生活在彭亨的先 人,除了黄学科甲必丹,当中许多人都可能经历过许多灾难。1850 年代下半叶,自敦阿里薨逝以后,彭亨在1857年至1863年发生过内 战,在1871至1874年又介入过雪兰莪内战,后来又屡次经历叛乱恐 慌。

这些死者生前可能见证过不少的惨烈与混乱,见证了英国最终成为彭亨宗主国,也见证着地方华人社会自那以后的盛衰。究其实,他们不单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还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受难者。根据文西阿都拉的记载,彭亨华人在老北根有间神庙。由此对照傅吾康和陈铁凡访问过的老北根列圣宫,傅陈在这间木板搭建的伯公庙里边,见着乾隆年代立碑的“大唐本头公”神位,也见证了几位甲必丹的神主牌位,列圣宫当然就是文西阿都拉曾经描述的那间神庙,也就是彭亨华人在华人甲必丹时代的信仰与社会机构,那 应该是毋庸置疑了。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1, 2024 at 8:56am

但是,傅吾康和陈铁凡在那时所见证过的列圣宫,也肯定不是文西阿都拉时代的原貌,而是1956年重修扩建以后的模样。①只是,那时的“列圣宫”依旧是继续保持在原址,坐落在大片彭亨华人集体坟地上边。而现在所见“列圣宫”,又是1996年遭遇拆迁压力以后的结果,到2001年搬迁至新地址,已经是迎新换旧的结局。此前,早期彭亨华人有传说,说彭亨华人先民在此建立列圣宫,缘起于当地华人曾经协助过彭亨国主打天下,获许在这片土地 上建设公庙,办理公共义冢,纪念先人,因此后来在列圣宫原址前边,还能找着许多依稀刻着嘉庆年号的墓碑。

① 夏观明报道:《庙宇随时建,古迹不常有:让伯公庙留下来》,载马来西亚《星洲日 报》(东海岸分刊),1996年3月29日。


不过,等到英属时代,彭亨行政中心移向关丹(Kuantan),北根自1900年代便不再是全境的社会经济中心;而当代北根市区中心基本由四条街道交叉, 组成“井”字模样,也是二十世纪初期以后的事;随着吉隆坡矿家陆佑在此开发椰子种植区和修建街道,华人商铺逐渐集中在陆佑修建的邓贵街,也是唯一以华人命名的街道。①


自新的市容,取代过去西方人文献提过的“华人乡镇”,剩余的老庙和坟地,就是继续见证历史的古迹。 只不过,自二战之后,北根随着岁月沧桑演变成为老镇,老北 根19世纪华人遗迹原址,已不再代表、象征或凝聚全境华人社会活 动,逐渐被城市扩展边缘化,演变成为偏僻地区。

1950 年代,列圣宫老庙,大小只有20x20英尺,经过1956年一次修整,还是有人常来常往;而相对于列圣宫,更悠久的公共义冢,位于离庙半英里路程的甘榜班座,则墓碑多已残缺。不幸的是,也在上世纪下半叶, 随着许多新居民陆续移殖至原来坟场地带,列圣宫也遭遇了剧烈的变故。那时列圣宫和公共义冢墓地,缺乏人员管理,久之就造成二百多个老坟墓,逐步让路于居住环境。

这其中,陆续在铲平以后,不知去向。待到列圣宫管理委员会成立,才把伯公庙和庙前剩下的 二十余墓碑围上围篱,保护下来。②

由此可见,虽说列圣宫历史,就是彭亨在华人甲必丹时代的历史,但是后人至今能保下的文物毕竟不多。自1996年列圣宫收悉迁地通知,新庙2001年起易地为良,庙前原来所剩墓碑也被迁移至当地“华侨公山”,于壬午年(2002 年)九月初二接受北根华社立 碑,集中保护和接受香火;不论列圣宫自那时列下的《列圣宫历史古物》清单,或者现在保全的墓碑,都能显示上世纪许多人的努力功德。③但同时也无可否认,当地前辈上世纪成立列圣宫管理单位以 前,大量史料遗失,亦可能永远影响后人的历史认知。

①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1页。

②夏观明报道:《庙宇随时建,古迹不常有:让伯公庙留下来》,载马来西亚《星洲日 报》(东海岸分刊),1996年3月29日。

③朱淑仪:《清朝墓碑出土,老北根忆从前:这块地神庙古墓并立》,载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东海岸分刊),2020年11月19日。


虽说傅吾康与陈铁凡1971年和1972年,最早记录庙中神主而以后有所出版,不过他们的到访时间,毕竟已经是遗憾正在发生着。 那些年头。许多墓碑的证据消失,剩下可记录的甲必丹神主也不见得完整。随着2020年一些碑文出土,再结合着过去零星的史料,虽然依然是材料稀少,但或许还是比前人多些方便,凭着多出这几件 稀少不足的材料,会有更多重新考据空间,可以更清晰勾勒原本就 不完整的19世纪下半叶彭亨华人的面貌。 这些神主之间,其中生卒年月可考的,林子廉出生在1811年, 逝世在1868年,生卒年代都是最早。①

至于黄学科,此前傅吾康和 陈铁凡曾经说过,黄学科甲必丹的神主是庙中最大片的神主牌,在列圣宫被保存得很好,又是放置在较诸其他神主重要的位置上,长期接受各地善信崇拜,但可惜就是无从说明此人生平年代。②

但是,2020年发现甲必丹夫妇的墓碑,至少可以补充过去学者的疑问,证实黄学科甲必丹在庙内神主排行辈分最高,是由于他早在 1825年以前逝世,在历任甲必丹之间,是唯一的敦阿里执政初期的华人甲必丹,③并且应该是首位入祀公庙接受后人公共祭祀的甲必丹。更可能,他就是当代彭亨王国首任华人甲必丹,此前的列圣宫 或“华人乡镇”领袖不都不具有相同资格。

以此对照彭亨历任统治者的掌权时间,1857年至1863年彭亨的内战期间,是先由敦阿里的长子Mutahir继承执政,此后是Ahmad 王子讨伐兄长行事不公,以后开创当代的彭亨苏丹传承体系。在两兄弟的长期对峙的期间,双方又是各有治理的占领区和支持者。因此,要考虑兄弟两人在那段期间哪一位委任过某位甲必丹,还得知 道甲必丹的具体任期年代,以及那时谁在控制北根。这不能只是依靠神主或墓碑的单薄资料,以甲必丹的死亡年份作为结论,不一定准确。

① 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2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 社,1985年,第498页。

② 同上注。第500页。

③ 《北根马来高脚屋,惊现清末墓碑》,马来西亚《中国报》,2020年11月16日。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0, 2024 at 7:01pm

上文提及,文西阿都拉记载过,有位华人甲必丹在1938年追随过敦阿里访问日赖(Jelai)金矿区,如果根据傅、陈两位发现诸位甲必丹神主的生死年份推算,这位甲必丹有可能是牌位显示生于1811 年的林子廉,其牌位写作“显考特授甲必丹林公子廉”,当时只 得27岁;但却也可能是另一位比林子廉较后去世于1875年的不知名甲必丹,或是迄今未曾发现名字的其中一任甲必丹。①

说到底,如果 在黄学科甲必丹以后,还有过其他 1863 年以前的甲必丹,林子廉他 们就有可能是在内战结束以后,方才因应着政权更迭,轮流上任。 但如果说甲必丹是终身职务,只有前任在去世以后才会有继任, 则现在可知的排列应该是黄学科(逝世于 1825 年以前前)、林子廉 (逝世于 1868 年)、因神主模糊的不知名甲必丹(逝世于 1875 年)、神主上只能辨认姓“陈”的甲必丹(生于 1820年,逝于 1882 年),以及郑昌俊(逝世于 1894年)。②

彭亨这几位甲必丹的各自上任时间和任期长短,至今依然文献不足,因此也就不应骤然结论。 若从信仰文化的角度去说,列圣宫显然依照着中华传统先贤祠或忠烈祠的概念,是历代甲必丹入主的场所,而不是家祭的场所, 所以其最早的黄学科神主牌位,一直到后来的郑昌俊以前,所有甲必丹牌位都是个人,而非夫妇牌位。这一点,通过黄学科夫妇合葬墓碑,更可反证。所以由此而言,从整体彭亨华人历史叙述需要的 完整的结构,这些甲必丹是如何成为甲必丹而最后入庙接受公共祭祀,相比起何以他们必须是进入列圣宫,后面的解释显得重要。吉 兰但父老原来指出列圣宫源于协助国主“打天下”的“勤王”传说 就很重要了。

这还显示出彭亨华人自古在当地身为有功子民,参与 多元族群开拓领土和社会的合情合理合法。虽然,这段在传说中甚至可能发生在敦阿里时代以前,被先民追溯至清朝乾嘉两朝年代的 历史,现在却是缺乏文献;可是后人还是可以从神主牌位证实黄学科是敦阿里“钦授”甲必丹,以及后来林子廉的获得“特授”是种分别待遇,还有彭亨联合义军作战胜利那年,到1874年继任国主也曾御赐列圣宫牌匾追溯“德泽流芳”,端倪出“勤王”的传说应是发生在“大唐本头公神”立碑前后,即敦阿里时代的甲必丹体制确立以前。

①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 2 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 社,1985年,第498页。

②同上注,第498-500页。

彭亨过去的华人父老,将列圣宫“本头公”立庙,作为甲必丹入祠接受公祀之处,又以勤王之说佐证神圣照临和建庙权威,是内涵了集体意识,设想说明中华宋元明朝代发展至当时的彭亨王室和华人贡献的关系。 黄学科夫妇墓碑,上边刻着“道光五年,潮州府揭阳县梅岗 都,清·考甲大学科黄公、妣孺人顺贵施氏之墓”。①

按照俗例,一 般合葬碑若无志明先人生卒年月,虽说有志明立碑年月,却不一定 能用来说明谁先去世,甚至可能是迁葬或者合葬后重新立碑年月。 只是,这块黄学科夫妇合葬碑,墓碑刻着“道光五年”即西元1825 年,墓碑的中榜又是以“清”冠首,足可反映地方社会领袖带领大众延续的本朝认同;而造墓的规格适应着夫妇合葬习俗,排名采取男左女右,也可证实那时代的当地华人还能毋改祖德,拥有具体的 家庭/家族传承意识。若把墓碑和神主的表述方式结合,亦能发现当地社会的主流认知,并不觉得死者既属清朝而又奉彭国“钦授”会有矛盾。这样更能反映,黄学科甲必丹时代的南海诸古国,各地方 华人社会还是很传统,是会把“朝”和“国”视为可从不同方向并存的两个概念,而安于接受彭亨国主“钦授”的光荣。

图4:“大唐本头公神”石碑

① 《北根马来高脚屋,惊现清末墓碑》,马来西亚《中国报》,2020年11月16日。

现在列圣宫留下的文物,除了“大唐本头公神”石碑源于乾隆癸未年(1763 年),其中的石炉和石板,分别是嘉庆乙亥年和丙子 年,即1815与1816年,都是敦阿里时代以后的文物。此后最重要的文物,莫过于继任国主Ahmad先王陛下,在同治甲戌(1874年)清明时节命人代题送庙的牌匾,以“德泽”形容过去华人先民的贡献,而希冀指向未来世代的“流芳”; 同治岁次甲戌桐月题德泽流芳 林邑代题沐恩治子本洲府王敬酬牌匾上的“同治甲戌桐月”,即是同治十三年或1874年的农历三月,也就是华人清明祭祖的月份。对比当年彭亨历史,彭亨诸路联合义军这时刚刚胜利结束雪兰莪内战。

由是,同治十三年的清明时节,彭亨的华人大众络绎不绝到公庙上香,祭祀彼此之“大唐本头公”各家各户也在庙前公共义冢墓园举行公祭、家祭、告慰自家先人,并且祭祀历代开拓斯土、佑护后人的先贤和英烈。他们都信仰着神圣与祖先即是本身文化所源和精神所本,又是以共同实践的信俗凝聚彼此的历史意识与本土感情。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0, 2024 at 10:00am

而此时此际,彭亨国主命人 题字送匾,与众治子共同表彰“大唐本头公”之精神传承,定位曰 “德泽流芳”,由此肯定华人开拓之功、助战之劳,意义匪浅。国主御赐此匾额,虽说是一位名叫林邑的人物代题,可这也证实国主身傍也有熟谙汉学艺文的人物,才能确定以赞颂彭亨华人列圣先贤 “德泽流芳”勉励后世。

匾额文字可圈可点之处,是国主在匾额上的自我定位。此一 “洲府王”称谓,不见得是沿续当地华人比照明清王朝体制的理解。自称“本洲”并不等于以“州”自称。最重要的是,此时彭亨国主Ahmad 尚在坚持廖内苏丹王朝正朔,是以王者身份为廖内苏丹 担任财务大臣,并维持着彭亨的自主,统辖治内各路领主。他是一 直等待至1882年,以廖内复国无望,方才接受群臣劝进登基,延续马来苏丹王国传统,成就现代彭亨苏丹世系。

以“洲府”而有 “王”,可能是基于彭亨国主当时在廖内王朝体系拥有 Bendahara 53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 54 Siwa Raja尊号,根据马来世界对于跨海wilayah(领土/治域)的概 念,选择的翻译。如此简明扼要,也是适应了华人民间传统以来本 有尊称“XX府君”或“XX府王”的习惯,方便华人的理解。

若按照当年傅吾康和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收录北根老庙前诸墓碑,他们所见的1866年至1900年之间的立碑,先人祖籍可考者,其中一位来自潮州潮安县茂龙屯,其他来自潮州澄海县金砂乡三、西陇乡一、鸥汀一、岐山一、风陇一,嘉应州者有二; 还有其中一块无法确定的“世居柯陇乡”碑文,① 主要都是来自清 朝建制惠潮嘉道的潮州和嘉应两地。再根据2020年发现的墓碑,以及原来记载矿区文献,亦是更进一步证实,这段时间的彭亨居民,实际上包括惠潮嘉道的惠州海陆丰各地。而文西阿都拉在1938年登陆北根时,听到都是客家话,或者是他个人经验。可是他未必能肯定他在当地遇上的华人都是“客家人”。

即使当时汕头尚未开港以前,那时北根的华人实情也不见得只有客家人,地方上的方言也不是客家语系独当一面。他可能仅仅是恰巧遇对方和自己同行诸人都熟谙客家话,发现用客家语交谈方便。 正如上边曾说,1990年代以前列圣宫旧庙前边幸存的墓碑,有 好几块墓碑是潮州府澄海县金砂乡先人的墓碑。

在2020年发现的这些墓碑当中,除了黄学科夫妇墓碑以外,志明“同治十三年” (1874年)的曾镇贤夫妇墓碑,上边也是刻着“考金砂寨镇贤曾公、妣东郊乡妙富谢氏 墓位,同治十三年甲戌二月 仙游”。清代 潮安县的金砂寨和东郊乡,位置分别在今日的彩塘镇和意溪镇,是潮汕语流行区。曾镇贤的年代,同一条海路有不少潮州红头船载人到彭亨港口上岸,目的地却是从彭亨陆路走向南边的柔佛。

1844年 南下的其中一艘洋船,船上载着不少金砂寨乡亲,其中就包括当时穷困潦倒的陈旭年,此人后来领导着马来亚南部潮州乡亲,支持柔佛新苏丹政权,完成现代柔佛变革的缘起。因此,在文西阿都拉的记载,可能源于他到达彭亨的时代,北根代表的彭亨对外工商业以客家矿业商人为主,潮语系华人参与集体社会,也通用客家话。 ① 同上注,第502-507页。 再以黄学科为例,黄故甲必丹的墓碑上,刻着原籍“揭阳县梅岗都”,即现代揭阳县揭东区,由此可知黄甲必丹的祖籍地本来是 潮-客方言群混合区。

因此不难想象,甲必丹身在彭亨当地,是须要使用梅岗都“半山客”方言,和日赖矿区那些惠州海陆丰“半山客”沟通。何况,他们彼此使用的方言,源头都是潮语盛行区域影响的客家方言。既然知道黄学科是“揭阳县梅岗都”人,所以甲必 丹在当地伯公庙留下的神主,上边会写作“钦授嘭哼甲大学科黄公”,也就合理了。因为此地当年的地位,不是后来的小镇。当时是彭亨全境华人,以列圣宫的地位,替共同的已故甲必丹立牌位。 所以这“嘭哼”二字,要是以客语发音来唸,是符合当地客家矿户 的要求,也会较接近以客家方言唸诵汉字对接的马来语原来发音。

这种案例,当然也是潮惠两府客家方言语腔在当地互通的例证。若非黄学科甲必丹的墓碑在2020年出土,对照他原来在列圣宫的神主,确实是很难断定,早在文西阿都拉1938年到访彭亨以前,就有黄学科其人在1825年以前,是以潮州人身份,成为彭亨州的潮州籍贯的华人甲必丹。可能那时的彭亨正如文西阿都拉所说的,是通用客家话的地方。但更重要是,过去的和现在的这少数墓碑,至少能证实当地的华人社会,是一个跨县份认同的,主要包括潮客语 系相处的华人社会。

所以以后在黄学科去世后,他的神主牌位又是出现按照客家语音书写文字的痕迹,也是顺理成章。而文西阿都拉 19 世纪的彭亨“华人乡镇”记载,一直流传至今,内容详尽,也足以反映这个地方的华人社会,在那时是和其他族群密切互动的。 由此回溯清初潮惠地区老港口,其中最能接近彭亨北根航路, 较多可能避开官府干涉的港口,应是惠州陆丰县的碣石湾。

这个港 口在明清海禁时期也一样是私商不绝,先民常年两地往来当非难事。又或者,其中也有些先民是借助现在的神泉港和靖海港出海。 这几个港口,本来就是粤东各县潮客语系方言群常用的出入口岸。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19, 2024 at 7:50am

大家在清代也还是按照上述《顺风相送》当年标示的沿海航道,一路以洋船相续,到达北根。再到天津条约,西方国家要求打开潮州的通商口岸,促成原来潮州城外的汕头地区于1860年开埠,北根海上对接的港口当然也会相应变化。

但那以后,碣石湾还是有不少帆船,来往南洋各埠。就客观而言,碣石湾的地理,主要最方便海陆丰潮客语系先民;19世纪下半叶以后,虽说汕头开港源于外国势力要求,可是一旦它成了沟通潮汕方言地区新兴经贸大港,就更有条件促成后来北根盛行潮州方言的现有面貌。 另外,2020年出土墓碑当中,志明“同治丙寅年”(1866年) 的“日·考吉昭甲必丹癩林公墓”,遣词用字更值得考据。

这位叫 “林癩”的甲必丹,在当地生活的时间相互重叠在林子廉甲必丹的时代。假设其墓碑使用的“日”字源于潮语和客家话“日赖” (Jelai),“吉昭”亦是马来语“Kechil”的音译,意味“小”,则 “林癩”的身份便是“日赖小甲必丹”。

这种地方性质职称,归属 于日赖土侯(Raja)领主的下辖,按理也得跟随土侯,面向北根王城称臣,遇上地方大事,也得知会北根王城委任的“甲大”,相互协调。“日·考吉昭甲必丹”的表达方式,也是认定墓主身份的规范用词,相比起“钦授嘭哼甲大”,“吉昭甲必丹”不属“钦授”,是不同层次的身份地位。由此或更能理解当时彭亨政治结构。

当各地方华人开拓群体众多,又多有牵涉多民族构成共同体关 系,而具体地区治理又是面向统治者和当地领主两种治理层次,北根王城的“甲大”以外,其他地区也会有当地的甲必丹,他们和王 城的甲必丹分工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彭亨北根以外各地区另外有小甲必丹的制度,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

这些甲必丹很多时候都需要仰仗地方领主相互支持,合作对外。1887年,在彭亨协议成为英属保护国的前夕,英方代表Huge Clifford奉命前往瓜拉立卑(Kuala Lipis)等地考察。他在2月抵达槟绒(Penjom)矿镇,会见了瓜拉立卑的马来领主,双方也有谈论起当地华人甲必丹遇上的压力。

马来领主告诉英方,当地华人本来世代在那边开矿,缴贡给当地领主,立卑华人甲必丹近期还拉拢了几位“头家”到槟绒(Penjom)投资,集股三万元开采当地金矿和锡矿;可是到了1885年4月,当地出现了外来的欧人矿家,拿着苏丹颁发的土地批文,依靠苏丹跟前的贵族红人作为靠山,便想侵占华人开发的土地。①

苏丹的授权文字是说:“以华人正在工作的槟绒为据,从那边开始,向着右边和左边各五英里,前面和后面各五英里”,可是欧洲企业则表示这是他们获得授权接收华人矿地,便想谈判说要赔偿七百元,打发华人。而欧人另外也占据着日赖王侯表 兄弟投资的一处金矿,更声明一分不赔。

① Huge Clifford的日记影印材料,可见于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Clifford, H.,

立卑领主眼见自己镇上数百华人与马来人都要失业,出面找欧人交涉,结果遭受欧人助理拔枪恐吓。① Huge Clifford 后来也探悉,苏丹当时谕令当地领主和头目,凡 是领主代表本邦授权他人开发土地,半年内再未开发,欧洲人就可以取而代之。这时日赖王侯也是感受很激烈,自觉本身不受尊重, 对这些外人又是鞭长莫及。不论领主或甲必丹,或者他们传统上的友好华商,还有数以百计华人和马来人矿户,都认为外人正在霸道的闯入和践踏他们的家园。②

而这时英殖作为欧洲强势,掌控着马六甲海峡主要港口,更有机会回应民众,出面斡旋,趁机介入彭亨国政。 2020 年同时发现有郑昌俊甲必丹一夫双妻合葬碑,碑文信息亦很丰富。根据傅陈先前对神主记录,郑昌俊逝世于1894年。当时彭亨已经成为英国属邦,华人人口也比过去稀少。郑昌俊的夫妇合葬碑,保留着华南传统,是夫婿葬在中间,平妻则是以入门先后,分葬左右两边。

此碑最底刻着“墓”字,上边依序由左到右三行直排 “妣诰命京姨人玉玑戴氏、考特授呷咇丹昌俊郑公、妣特授京姨人香舌林氏”。这和原来列圣宫中藏着的夫妇三人神主,是一样的表述方式。三人神主格式作“妣诰命京姨人玉玑戴氏、显考特授呷咇 丹昌俊郑公之神主、妣特授京姨人香舌林氏”。③

同样这夫妇三人的神主牌,相对于他们的墓碑,除了排位增添冠首共用的“显” 字,以及“之神主”代替了“墓”字,其余都是重复着相似文字和排列,可见这些职称所是家人亲友重视和熟悉的。


1888.Journal of Mission to Pahang, in Hugh Clifford Diaries(CO 273/144),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由于本文写作于马来西亚宣布紧急状态和疫情管制令年间,档案馆长期不开馆,翻查不易,以下Clifford相关事迹,皆转引自Linehan《彭亨史》为主。 


① Linehan, W.,op.cit., p.109.

②Ibid.,p.110.

③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 編》第 2 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 社,1985年,第499页。


如果按清朝规制,大凡妇女有“诰命”,往往由于母凭子贵或妻凭夫贵,包括有些是在死后由于夫贵或子贵而被追认,并没有实权;反而“特授” 是具有实权意义的。


这块墓碑上边所谓委任夫君“特授”甲必丹,平妻之间前者为“诰命”,而次者有“特授”实权,显然亦如黄学科获得的“钦命”,并非来自清朝廷体制,是源于彭亨国主有钦命地方管理人才的实务需要。

当地华人当然早即认识自己处身多民族共同体,属于当地社会一份子,观念上也自视为彭亨国开拓子民,才会欣然接受“钦命”或“特授”;所以郑昌俊墓碑上称“京”可能是指王城,由此尊崇国朝甲必丹夫人,可视为生前死后的荣誉,刻在墓碑光宗耀祖,遗教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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