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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Suyuu on November 9, 2021 at 10:48pm

陳明發·影像一帶一路：記憶·尋索·再現

常在課堂上隨興提問：“怎樣的企業故事片才是好片？”

許多人都推薦了鄰國泰國制作的那部潘婷洗髮水微電影。催人淚水，卻很真實。這麼說吧，好的微電影不僅僅需要攝錄機與勞力，它還是"用心拍的"。泰國拍得出這麼好的商業短片，該給馬來西亞一個很大的啟示。

建議可從舉辦微電影比賽開始，邀請全馬數十家大專院校的藝術系學生，以及對短片藝術有興趣的社會人士，發揮他們的影像概念、才華與想象力，給受推薦的個人、企業、地方、事物...........拍攝短片。

《影像一帶一路：記憶·尋索·再現》征紀錄片企劃～～一、主辦單位；二、徵件目的：紀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形無形人文影像、城鄉性格風貌，提供後續研究者研究之素材，並深化各國民眾親近一帶一路、珍惜一帶一路的內在情感；三、徵件主題：“記憶·尋索·再現”，共分...........等3類，紀錄並重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特色、傳統技藝的發展歷史與滄桑；深具在地風俗與紀念意義的民俗節慶，同時廣徵尋找一帶一路其他符合本賽事主題且值得紀錄保存之影像專題。四、影片長度：8分鐘為限。五、收件日期：即日起至月日止。六、製作獎金：最高可得製作費。七、相關網站；八、聯絡方式：）

Comment by Suyuu on November 5, 2021 at 12:26am

陳明發《電視媒軆政治文化機制》

大家一起拼政治、拼經濟，也不可忽略拼文化。健全社會须要政經文三位一體。一般人對“文化”的理解，還只是保留在唱歌、跳舞、卡拉OK、24節令鼓等活動，這些固然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有它“軟實力”的一面；但其“硬技巧”那一面卻往往躲過了人們的眼光，在群眾不留意的地方坑了民族前途。因此，對文化的整體認識，除了一般的Know-why，know-what，我們也應該知道文化Know-how。略舉例子：

1 最近有一場政治辯論，是由兩個單位聯辦的。有趣的是，到了向正反雙方提問最後四道問題的時段，照理應該是聯辦雙方的兩位聯合主持人各問兩道才是正常的操作，可是其中一方的女主持人却先發制人一口氣問完四道，讓另一位男主持最後根本沒時間再問了，而大家居然看不出這“高招”有問題，或默然接受了這樣的安排？這固然反映了有關單位的工作倫理，也反映了一般民眾不知不覺的意識。這樣的文化现象明顯地就是一種有機心的設計。當然，有少数人發現了其巧妙，文化使然，也認為這種“智取”、“將了人一把”的把戲，真“過癮”，末了還說一句：“被人吃了都不知道”。大眾傳播文化的倫理道德底线、示範作用，天知道有何特别安排？

2 再進一步看那最後四道問題，照常理應該是針對正反雙方各問兩道才是，同樣的，因爲“善於發揮”、“先下手為強”、“在鏡頭前的另一位主播和被詢者，因為是直播也不好當眾發作”的“過人機智”，玩點小動作却可能博個大效果，于是把四道問題全丟給正方一邊去接招，一副看你怎麼個招架，期待你“講多錯多”的態度，而一般觀眾要不是不察不覺，就是還欣賞這位女主播“高招”。

3 這個號稱馬來西亞大眾傳播界最高水平的單位，主持人居然還不如一位中學辯論會主持同學的常識水平？辯論會照常理是開場由正方陳詞，反方接着陳詞；尾場結束前則由反方先總結，正方後總結，可是這單位硬是要正方先總結，限定時間一到就沒命地按鈴；然後才由反方總結，過了時間也不按鈴。這個做得太明顯吧？可是它就是這種文化水平，只要“大多數觀眾欣然接受，又有何不可”?

4 難怪辯論會一結束後，直播攝錄機鏡頭拉遠時，這位姐兒對反方笑得好甜好燦爛，似乎在問他：我這樣的表現，您還滿意吧？（3.11.2021）

Comment by Suyuu on October 6, 2021 at 11:17am

當戈德爾斯坦將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家，試圖讓域名職能擺脫美國法律的控制，也視為數據民族主義的一部分，擔心會產生競爭性的或重復性的域名系統，從而導致互聯網普通用戶登錄錯誤網址的風險時，在中國，一個新的概念正在形成。

2015年3月5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製定‘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製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ITFIN）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

2015年7月1日，國務院頒布《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規定了所要推進的重點行動：“互聯網+”創業創新、“互聯網+”協同製造、“互聯網+”現代農業、“互聯網+”普惠金融、“互聯網+”益民服務、“互聯網+”高效物流、“互聯網+”便捷交通、“互聯網+”綠色生態、“互聯網+”人工智能。

雖然“互聯網+”行動還只是剛剛開始，但在中國，它已經將這個時代命名為“互聯網+”時代。這個來自中國的詞語會變成一個普遍性的名稱嗎？這個時代會持續多久的時間？一切當然還沒有答案。但確定無疑的是，互聯網正在開始其新的歷史階段。如果就以“互聯網+”作為全球互聯網新時代的命名，以上所述的事件它顯然將它區分成了三個方面，或者說它將自身具體化為三個時代；APP的時代、數據民族主義的時代與“互聯網+”行動的時代，它們分別表述這個時代的文化、政治與經濟。在這個時代里，萬維網並（還）沒有死亡，它只是在互聯網的世界里不再居於優先和主導的位置，無論是APP、數據民族主義還是“互聯網+”行動，它們都並非取代萬維網，而只是把它當作了一個自然化了的背景，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

在《網絡社會的崛起》里，卡斯特將互聯網時代的時間，描述為“無時間之時間”或“虛擬時間”，將空間界定為“流動空間”——後來又稱之為“超空間”。而在“互聯網+”時代里，時間形式與空間形式發生了新的彎曲。在APP的各種傳輸協議里，Real Time——“實時”或真實時間是一個核心的詞語：實時傳輸協議（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RTP）、實時傳輸控制協議（Real-Time Control Protocol，RTCP）、實時流協議（Real-Time Streaming Protocol, RTSP）。而無論是數據民族主義強調的國家的邊界，還是“互聯網+”行動對製造業的強調，在與APP傳輸協議對應的意義上，把Real Space重新納入到互聯網的空間組織之中。

由此，“互聯網+”時代的時間與空間，變成了一種複合的時間與空間：虛擬時間+真實時間（virtual time + real time）, 超空間+真實空間（hyperspace + real space）。

在這里或許可以借用卡斯特的另一個概念。當有人認為，互聯網時代將溝通心靈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展現全都接連在巨大的非歷史性超文本中，因而把我們的現實變成了虛擬，卡斯特反駁說，任何現實經驗都是編碼的產物，一切現實在感知上都是虛擬的，因此目前以一切溝通模式（從印刷到多媒體）之電子整合為核心的新溝通系統，其歷史特殊性並非是又發出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反而是建構了真實虛擬（real virtuality）。（33）

而在“互聯網+”時代里，這個“真實虛擬”被召喚來重新面對“實境”（reality），必須在真實時間與真實空間里重新確認自身，因此不妨說，它已/將變成“真實化虛擬”（realized virtuality）。

在這種“真實化虛擬”中，羅蘭·巴特曾經描述的那個“從作品到文本”的演化過程必然或必須發生逆轉。在互聯網的巨大的超文本里，在我們都有的、都是的超文本里，一個“從文本到作品”將會成為現實的一條可能的進路，或超空間的一個可能的出口。這是從文本到作品（work），也是從從文本到工作（work），就像“互聯網+”的行動的主線，是從互聯網到現代製造業。

從這個進路或出口回看羅蘭·巴特，我們會看到，他曾經希望有一天批評作為獨特的系統之一，能夠“貫穿、分割、中止、塑化”“世界的無限遊戲”。在這個“互聯網+”的時代，這當然還是不可能的任務，但至少，它應該通過“真實化”的行動，在“無限遊戲”中間確認一個短暫中斷的機會，從而如傑姆遜所說，“尋找[我們]自身如何被困的一點蛛絲馬跡”？（朱康《羅蘭·巴特、互聯網與“互聯網+”》見2017-08-16《文藝批評》雜誌 ）

（33）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M]，夏鑄久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61頁，第462頁，第408-409頁，第462頁。

Comment by Suyuu on September 29, 2021 at 3:39pm

Q：在〈序〉的敘述裡，似乎您特別期待年輕人讀這集子裡的文章？年輕讀者對您來說，有哪些意義與重要性？—〈序〉有點自我解嘲的意思，很多人以為我對年輕人有說話能力，但其實我是沒有的。我的序說的其實是這件事，我一點也不關心誰來看我的書（哈哈），我所有的書都是。

我不認得任何人，認識的任何人，也都不能真正認得他的內心，你唯一認識的那個人，就是二十歲的你自己。

我唯一的假想讀者就是那個人；那個人我完全知道他怎麼回事，知道他的過去與現在。只是，以前我寫給二十歲的自己，他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跟他旁邊的人沒有太大差別；現在這個差別變大了，時代真的不一樣了。

我（對外）的天線再也不通；天線收到的也從訊號變成雜訊。這個是自然規律，這是人生的真相，不管多敏感多聰明，你終究會變成過去的人、過去的時代，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年輕時，我在出版社當編輯、企畫，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自己好像有能力能夠掌握很多種語言，跟很多種人溝通；我好像知道商業書的讀者是怎麼回事、歷史書的讀者是怎麼回事，小說的讀者又是怎麼回事，當我在描述那些書的時候，我可以跟那些讀者打交道，因為我就是他們的一份子！

我喜歡讀各式各樣的書，所以我知道每一種書的讀者是怎麼回事，我都可以化身成他們，我是他們當中的全部；他們每一個人是當中兩三種書的愛好者，而我是當中二、三十種書的愛好者。我感覺自己有種能力可以跟所有人溝通，絲毫不感覺困難，我可以隨時變換我的音調，跟不同人講話。

我不是很確切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這個能力消失了。

九六年我開始辦雜誌的時候，我都還有很強的這個能力，隨時可以化身學電腦的人、理財的人、買電腦硬體的人、關心數位經濟的人；我都還有能力寫各式各樣的文案，可能是後來我的官變大了，我沒有被要求做這些事。

我再也不寫文案，過了一段時間語言能力就生鏽了，那些天線也就不通了。這種感覺在網路時代更明顯，因為網路時代就是快速推進，族群、代溝都變得非常明顯。就眼睜睜看著身邊一群一群人，開始跟你講不同的話。

從事網路，並不代表擁有與年輕人互動的語言

我現在也沒有太多的能力與動機，去尋求對話的關係。我都這樣嘲笑自己，一說話，他們就變得相當客氣，也就是非常疏遠的意思；因為你不是同樣的人。
這個〈序〉透露了我的溝通焦慮，也透露了我承認自己變成上一代，而不是中間那一代的真相。

我的小孩是個媒介，如果他願意讓我知道的話，也許他是現在我唯一一個可以叩問年輕人想法的管道；不是只有這本書，其他的事件也要通過這個途徑，才能更有機會知道某一部份那個世代的想法。

包括去年學運的時候，我仰賴我的小孩跟他的同學、朋友，給我各式各樣的訊息，來讓我想像與體會他們的心境，我不一定全部可以理解，但我希望我能更知道一些。

我辦雜誌最多的時候是九六年到兩千年，這五年當中我辦了十幾種雜誌，那段時間我都還有 multi lingual（多語言）的能力。後來我一直都在做網路相關的事情，你誤以為你握有一個跟年輕人打交道的語言，其實不是；那其實是一個與年輕人相關，但並不是我理解的語言。

我這樣的認識，可能沒有超過十年，我才意識到自己對於年輕人想法所接收到的訊號，非常地斑駁模糊，沒有辦法像我年輕時，可以感知到社會各種興趣的人與情境。（何宛芳, 2015年11月3日, 《詹宏志：如果真有文如其人，這本書跟我的關係會是最自在的》──《旅行與讀書》專訪 ）

Comment by Suyuu on September 19, 2021 at 8:51pm

4 不管橫屏豎屏，創作的追求不能改變

如果說，個人電腦時代，把電影和電視作品“搬到”互聯網上，就算實現了網絡視頻的傳播，那麽，移動互聯網時代，網絡視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豎屏對網絡視頻的挑戰，表面看來是播放終端發生了轉變，背後是移動互聯網超越了傳統互聯網，重構了既有傳播方式和傳播關係。

社交性成為未來網絡視頻發展的主要思路，即在創作者與用戶之間建立社交關係，以及吸引普通用戶之間直接通過社交關係傳播網絡視頻。目前中國手機網民經常使用的各類應用中，以微信、微博、QQ為代表的即時通信類應用的每日使用時間最長。即時性、互動性、參與性，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新型人際關係的特征。相應地，這些新特征要求網絡文藝創作者改變以往對受眾的看法，重新審視新環境下的“作者-讀者”關係。

個人電腦時代，文藝創作者與接收者之間的關係並不對等。創作者擁有更多話語權，受眾的反應不能及時反饋給創作者，受眾很難干預文藝作品的創作和修改過程，創作者提供什麽樣的內容，受眾就被動接受什麽樣的內容，即使受眾對文藝作品有不滿情緒，也難以動搖創作者的地位。

移動互聯網時代，創作者與受眾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改變。受眾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能夠被創作者和其他人看到，從而對文藝創作者造成壓力，影響文藝作品的內容。網絡小說作者響應讀者要求改變故事情節和人物命運，網絡綜藝節目根據受眾前期反應而調整後期內容邊拍邊改，網絡影視劇改編自點擊量和口碑均出色的網絡小說，受眾投票決定了網絡真人秀里選手的去留，用戶參與眾籌出版圖書和音樂作品……諸如此類的現象表明，受眾話語權在增加，受眾地位的上升意味著創作者地位相對下降。

在這樣的背景下，網絡視頻創作者應該借助即時通信類應用的東風，不僅通過社交媒體入口獲取用戶，也要通過社交網絡延長用戶停留在網絡視頻上的時間，吸引用戶參與網絡視頻的製作和傳播，製造方便社交媒體討論的話題，培育現象級視頻作品。

為了表示對用戶的友好，視頻創作者可以針對同一內容，同時製作橫屏版和豎屏版，讓用戶根據收看終端和喜好自主選擇。橫屏和豎屏視頻各有千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必將共存。創作者與其抱怨製作困難，不如考慮如何克服困難，探索適合豎屏視頻的構圖方式和鏡頭語言。豎屏視頻快節奏、短時長的敘事風格，何嘗不是對部分橫屏劇啰嗦冗長的一種反抗？

豎屏視頻要走向精細化。視頻創作者需深入洞察用戶細分需求，提供精準化內容，有些節目也許更適合豎屏畫面，比如脫口秀、單人為主的MV、一對一訪談等。創作者應該尋找合適題材，挖掘內容的垂直化與精準化，匹配恰當的表現形式，形成專業化產業鏈，確立豎屏的行業標準，生產優秀的視頻內容。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不管橫屏、豎屏，創作的根本追求是不能改變的，包括對時代風雲的洞察，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對法治精神的恪守，對道德倫理的遵循，對美好人性的頌揚等。

移動互聯網時代，在“連接一切”“永遠在線”的背景下，網絡視頻不能安於固守傳統陣地，而要借技術力量，突破既有創作限制，包容風格多樣化的內容產品，推動跨平臺的創作，建設更具多樣性的數字環境。豎屏視頻改變了既往接收終端和表現形式，重構了創作者、用戶、平臺之間的社會關係，用戶接觸視頻的場景也被改造，從而為網絡視頻在新技術條件下的發展創造了新契機。（陳陽《橫屏“讓位”豎屏，別出讓了審美體驗和思想追求》，見 2021年01月23日 光明日報）（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指導下的數字文化生存者研究”〔19MXG14〕階段性成果）

Comment by Suyuu on September 16, 2021 at 9:10pm

雅蒙《八臂金剛·千面菩薩—永遠瀟灑的白垚》

1999年，白垚先生從美國波士頓飛抵大馬時，先見到他的友人如此形容他：“他只有比以前更瀟灑了。”

後來，自然我也見到了白垚先生，果然真是比以前更瀟灑。是中年心事濃如酒的寫實版。
一直來在我的印象中，瀟灑就是白垚先生的標誌，人與文皆如此。

我“很小”就認識白垚先生，不過一直都是喚他為“劉哥”。“學友會”的人都是這麽叫他，後來他索性改名“劉戈”。結果連姚拓先生也得叫他“劉哥”。

這裏我還是稱白垚先生為“劉哥”，因為需要回到從前。

我初見到劉哥時約11歲，是在學友會聽他演講。那時心中納罕：怎麽這個人這麽像石原裕次郎。

不僅我一個如此覺得，當年學友會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

石原裕次郎者，五六十年代日本電影名小生，在銀幕上以粗獷不羈傾倒觀眾。
真正認識劉哥是在我的少年時代。

可以說如果沒有劉哥，今天我不會寫稿。當年在班上編壁報，多出的一篇剛好是自己寫的〈小紅娘〉。丟了可惜，就寄到《學生周報》。結果兩個星期後，就收到劉哥的來信，要我“再接再厲”。

劉哥很勤於寫信鼓勵新進小作家。他說過，編者的話對讀者的影響力很大。確然，他從前化身為“嚴三湄”編學生周報時，精彩的編後話是讀者必讀的。

對新進作者，劉哥獨具慧眼，當年13歲的邁克還只是在《學生周報》寫影話時，劉哥就已看出他才華洋溢。囑咐我與邁克通信交友，作為鼓勵他寫作的友伴，同時大量采用邁克的文稿。

今日海外已有人贊譽邁克為張愛玲的接班人。不是文字像，而是文筆的意境最酷肖。

當年現代詩壇有“四金剛一菩薩”。女菩薩者梅淑貞小姐也。梅小姐在及笄之年初試啼聲的第一首詩，就是參加《學生周報》的現代詩創作比賽，初選時是在首四名之外的優異獎。但最後決審時，劉哥一見此詩驚為天人，二話不說舌戰群判，把梅詩提升為第一名。

其後博學多才的梅小姐的詩作與其他作品，在在都證明了劉哥慧眼識英雄。至今仍有人說，大馬才女雖多，還數梅小姐第一。

畢業後我到吉隆坡工作，常往學生周報的編輯部跑，也時常見到劉哥，聽他發表一針見血的高論，其言其語亦莊亦諧，句句精警。

那時我常幫他校對《蕉風》的稿件，從他那幾得益匪淺。他教會我，一篇文章取題目的重要性。他說一個不好的題目會令好文章面目無光，但一個出色的題目可以令文章錦上添花，可以畫龍點睛，甚至可以令文章起死回生。

他曾說過，看作者的文章最好把它們想像成鉛字版，這樣可以真正看到文章的本色，不會被作者的字體好或壞影響。

最記得他說過：“你與邁克兩個人，最好不要學那些人到處亮相。那怕你長得像阿倫狄龍，都會有人失望，作者以文會友就夠了。”

他老人家就從不亮相，當年公演歌劇《漢麗寶》時，他安排我訪問了導演、指揮與男女主角，他獨獨藏在舞臺的燈影後。他不出書，連舊作也不存。

劉哥多才多藝最叫人心折。他是文壇的八臂金剛與千面菩薩，寫詩寫歌劇寫散文寫影評，寫什麽文字都是一流的。葉小柔，菁菁，苗苗在他筆下，都成為當時名傾一時的傳奇人物。

劉哥不排除“流行文學”，他說過文章只有好與壞之分而已。當年他主編《學生周報》時，文藝專題中用上許多電影明星的玉照，經他剪裁下，往往化腐朽為神奇，就帶上“文藝味兒”了。當年的《學生周報》銷量曾經超過6萬份。

我記得劉哥說過他編《學生周報》的秘訣：給70% 讀者要看的，然後給讀者30% 我要他們看的。

《紅樓夢》第35回中，鶯兒對賈寶玉說：“你還不知我們姑娘（薜寶釵）有幾樣世上的人沒有的好處呢……”此刻寫白垚先生，我也有同感，只因一支拙筆描繪不出他真人百分一的精彩處。（南洋文藝 5/6/2000）

Comment by Suyuu on September 11, 2021 at 11:07am

抹黑對手而又不惹禍上身的幾種玩法，有的媒體人/評論員挺擅長。是謂“高級黑”。第一種，“哪壺不開提哪壺”。對某些“敏感”話題，站穩“主流”、大多數”立場說話，連篇累牘、指桑罵槐不點名發表偽議題，鼓勵大家想像有關事件。第二種方式，故意把事情往誇張裏做，誇張到令人反感的程度。有些政治人物想整自己人，但又不好公然為之，發帖子時，事例與照片專選難看的、難堪的。還有一種，對於對手所做的好事閉口不提，顧左右而言他。

Comment by Suyuu on September 10, 2021 at 4:05pm

楊照《生活在他方》

從2005年到2015年，我自己生活的軌跡，是和政治拉開了愈來愈大的距離，同時也和新聞拉開了愈來愈大的距離。2005年，《新新聞》改組，我交出了第一線的總編輯職務，先是轉任副社長，後來又一度擔任總主筆掌管專欄、言論。不過那一段時間中，我仍然維持固定撰寫報紙社論，和幾個新聞評論專欄文章，也主持新聞臺的廣播節目，不時還到電視上參與談話討論。

然而，接下來臺灣新聞行業的變化，使我連這樣的關係都很不願再繼續保持了。先是電視談話節目進一步惡質化，幾乎完全喪失了理性討論的空間，“電視名嘴”變成了一個被高度汙名化的稱呼，我不得不和這樣的環境徹底劃清界線。再來，在我成長過程中，曾經給我最大影響的報紙《中國時報》，短短幾年內快速變質，變成我不只無法認同，甚至無法辨認的一個媒體。

2013年9月，帶著一點無奈的痛楚，我停掉了家中的訂報，同時終止了超過40年閱讀《中國時報》的習慣，實質上，也就終止了固定看任何一份報紙的習慣。

這幾年，我只在去小吃店用餐時躲不掉地看看電視新聞。不過就是20分鐘、半小時間，卻就一定會有讓我感到坐立難安的內容，要嘛是錯字、要嘛是記者錯誤用詞表達，更糟更常見的，是一堆根本不值得報道的訊息，假冒新聞被堂而皇之地張揚。

這幾年，我也只偶爾在進了電臺等節目開始時，翻翻架上的報紙，還常常都是先看體育版，有多的時間才回頭看要聞版。和許多人一樣，關於臺灣的新聞，這幾年，我多半靠FB上朋友轉發的，少數來自主動瀏覽媒體網站，認真算算，我現在花在吸收臺灣新聞上的時間，應該只有2005年時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吧！

奇怪的是，應該說可怕的是，我如此疏離臺灣新聞，卻到現在沒有感覺自己脫節！遇到還在這行的老朋友，聊起來，好像沒有什麽新聞我沒跟上，表現得茫然無知的。電臺節目中每天最後一段新聞評論，我也沒有覺得找不到題材、找不到觀點的困窘。很明顯的，臺灣的政治、臺灣的新聞，進入了一個“鬼打墻”的悲哀狀況，一直不斷地在極小極小的範圍裏不斷繞啊繞，表面上看起來一直在動，動得很厲害，但其實哪裏也沒去、哪裏也去不了。

我曾經去圖書館找出20年前的報紙，找出我自己編的那5年的《新新聞》，盡可能排除懷舊主觀情緒，客觀地評估，但我必須誠實地說，不管怎麽看，都還是覺得以前的新聞，要比現在多元、豐富、有意思多了。

米蘭．昆德拉的一本小說書名，不斷出現在我腦中──Life Is Elsewhere，生活在他方。熱鬧的、有意義、重要的事，不在這裏，不只不在政治上，也不在我們一般看到的新聞裏，今天，臺灣人要活得真實、有意義，得到政治與新聞之外，去找尋那個“他方”。

Comment by Suyuu on September 3, 2021 at 11:11pm

黃建榮‧全媒體時代

先說“全媒體”這個概念，簡單來說，全媒體還沒有固定的經營模式，但可以說是一家媒體公司或新聞機構綜合運用了報紙、電視、廣播、網絡等多种媒體方式，進行的一种新的傳播模式，針對讀者或受眾個性化的需求，同時在一個平台或多個平台上，經過文字、圖像、視頻影像去理解新聞事件。

隨著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普及，我們進入“小屏幕”和“多屏幕”時代，汲取資訊是隨時隨地，社交媒體平台改變人們聯繫的方式，消費習慣也從實體店面，轉向網絡購物。因此，人們現在是“一機在手”，通過遊覽網站，閱讀電子報，能知天下事；不出門，也能在透過网絡、手機應用程序，進行購物、完成交易的年代。

或許，這個時候斷言我們已全面進入“全媒體”時代，還言之過早，因為從歷史進程來看，一樣產品從生產、面市到是否普及化，轉變過程得視一個社會各階層的經濟能力和消費模式。

從20年代黑白電視到50年代的彩色電視，彩電走入每個家庭，做到普及化至少花了半個世紀時間；網際網絡（Internet）誕生於1974年，直到90年代有全球資訊网（WWW）和電子郵件後，网絡才開始在我國普及化；臉書誕生至今也不過10周年，還有大家熟悉的推特、WhatsApp、微信、Instagram、微博等社交平台的年齡，都比臉書年輕。

由此可見，變革不是突然發生的，是通過一小步一小步累積而成，以電視來說，衛星電視、有線電視和網絡串流電視的存在和普及，勢必令傳統電視台經營者面臨存亡的挑戰。

可以觀察到的趨勢是，變革的步伐和速度是越來越快，一個最佳的例子便是一個擁有百年基業，曾經是手機巨頭的諾基亞在去年倒下，見證市場力量是十分殘酷的——沒有不倒的企業。

說到這裡，對於新聞工作者、記者們來說，所關心的話題當然是新聞業未來的前景。

新聞業自19世紀存在，從印刷紙張發展到今天的數碼化載體，其社會價值、傳播功能和使命始終如一，必須提供准确、核實的消息，調查真相，監督政府的施政等。在一個分工越來越細的社會，仍然有需要一批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守在線上，為讀者提供準確、翔實的報道和深度分析。

一個行業可以長存，但是必然面對轉型。互聯网是人類文明的科技產物，目的是服務社會，讓人們能有更好、更幸福的生活。全媒體時代的來臨，讓讀者能夠多方面渠道瞭解新聞事件，是好事，是擋也擋不住的時代潮流。

不過，與此同時，報紙和書籍不會立即消失，因為好的內容仍然需要通過專業製作，需要付費；此外，網絡新聞和電子書也不全然是免費的，有的需要付費，市場往後如何發展和變化，取決於一個社會不同階層的閱讀習慣和消費模式。（收藏自25.12.2014星洲日報／記者Apps‧作者：黃建榮‧《星洲日報》笨珍記者）

Comment by Suyuu on August 30, 2021 at 6:32pm

謊話使人們看不到真實，胡扯則使人不想看到真實

哲學家法蘭克福（HarryFrankfurt）把那種只顧逞口舌之快，故做驚人之語，
但又完全沒有實質見解和看法的說話方式稱為“胡扯”。他在《論胡扯》(On Bullshit)中指出，胡扯是一種不同於謊話的不實之辭。胡扯與其說是隱瞞真相、說謊騙人、黑白顛倒，還不如說是自以為是、不懂裝懂、誇大其詞。

說謊話的人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說謊話因此是故意隱瞞真情，以此欺騙別人。而說胡扯的人則不知道，也不在乎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他只想出語驚人、表現自己、顯擺學問，所以要麼誇大其詞，奇談怪論，要麼沒話找話說，為了出風頭，胡說一通。


法蘭克福認為，“就影響效力而言，胡扯遠比說謊更嚴重，是‘真實’的更大敵人”。為什麼這麼說呢？這是因為，說謊還要顧慮到“真”，而胡扯則根本就對“真”采取一種虛無主義、犬儒主義的態度。謊言是真實的對立面，謊言雖然掩蓋和歪曲真實，但畢竟還知道有真實的存在，還把真實當一回事，否則也就不會花氣力去掩蓋和歪曲真實了。胡扯則根本無視真實，根本不在乎什麼是真實或者到底有沒有真實。因此，胡扯對真實的態度極為輕佻，如同兒戲。

謊話使人們看不到真實，胡扯則使人不想看到真實，根本就對真實不感興趣。反公知的胡扯從根本上取消了討論公知的必要。這種胡扯正在越來越嚴重地敗壞當今知識分子問題討論應有的深入思考和理性話語。在這種情況下，重溫朱特在《思慮20世紀》中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理性、深入思考也就有了非常現實的意義。（徐賁：關注“小真相”的知識分子，2017-09-08愛思想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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