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正是王逸本人開創了這一理解的先河。關於《九章》（包括《懷沙》），他指出在屈原死後，「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類似的，關於《天問》：「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雲爾。」關於《漁父》，王逸則是提出：「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對於王逸來說，《九章》的詩篇產生於屈原的自殺並不可信；《漁父》涉及屈原的視角是第三人稱的；而《天問》則因次序過於散亂而不可能出自屈原本人的最終創編。此外，關於《九歌》，王逸更多地將屈原視為編輯者而非原創性的作者：因他在流放之際所遇的南方的宗教歌詩形式「鄙陋」，屈原遂重構了它們，以表達其自身的反抗和規諫。基於此，「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在此意義上，作者身份是公共的、合成的，被分散在收集者、編輯者、校訂者和評注者的諸種角色之中。在劉安、劉向和王逸等人相繼參與重新整理《楚辭》以及與之伴隨的屈原傳說時，他們並非意識不到這一點。但是，在他們對這一選集作出詩學貢獻的過程裡，他們依然出於自身的目的而創造了以屈原為精神先驅的單一化作者模型。這一新的作者形象變得可見很可能首先得益於劉安的實踐，西漢作家作出了明確的回應：這些回應包括了劉安及其《離騷傳》（或《離騷賦》），司馬遷（或是其他人）及其《史記》的屈原傳記，尤其是劉向及其《九嘆》，《九嘆》中第一次提到了《九章》之名，並將其系為屈原之作。《九嘆》正是依照《九章》的風格寫就的，這種模擬體現在如開端和結語這樣的結構性設置中，還體現於它同樣在第三人稱視角敘述和第一人稱視角擬代屈原這兩種模式之間自由切換。《九嘆》之中的淵博學識反映了劉向在宮廷中所任的職分地位：他整理了秘府圖書，並創造了關於知識遺產、思想與文學史的新系統。事實上，在《九嘆》中的劉向聲音裡，將屈原這一人物形象定義為《九章》作者的信號之頻繁可謂前所未有。劉向筆下的屈原，是劉向自身形象中的屈原；而劉向自身的聲音，則是通過定義屈原的聲音而建立起來的。

故此，我提議將《楚辭》劃分為三個文本層：其中最古的文本層顯示出文本重疊的多種例證（尤其是《離騷》《九歌》《九章》《九辯》）；一個稍晚的文本層則明確指涉這些較早的文本（在《九嘆》裡尤其明顯）；而第三個文本層所包含的文本則很大程度上獨立於以上兩個或早或晚的文本層之外（譬如一批召喚式的詩歌，《卜居》和《漁父》，某種意義上也包括《天問》），它們在某個時間點上被加入選集之中。將較早的文本層與較晚文本層區分開的，是前者之中程度遠甚於後者的互文流動性，這些互文文本產生自素材庫，它們之間平行而無層級之分。這種流動性發生在詩歌被經典化為各自獨立的篇目之前。也就是說，這兩個分屬早、晚的文本層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文本生成模式：一種是模塊式的且不強調作者，另一種則出於對前者的回應而被自覺地作者化，從而更加受控制、不重復且自足自洽。舉例來說，《九歌》諸篇彼此之間分享詞句的頻率頗為可觀，而附於《楚辭》最末的王逸的《九思》中則全然無此現象。

（作者柯馬丁，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院，文史哲雜誌；收錄於合集 #《文史哲》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