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Like the crews in Hokusai's masterpiece, those on the COVID-19 frontlines are today fighting towering waves. But - just as the sailors can spot Mount Fuji - they do so because they have a strong sense of purpose. Theirs, then, is a lesson in leadership for all. (What can this painting tell us about leadership in the COVID-19 era? Jun 1, 2020 WEF)
日本畫家葛飾北齋(Katsushika Hokusai,1760-1849),在1999年曾被美國《生活》(Life)雜誌,選為過去一千年最重要的百大事件與人物(The 100 Most Important Events and People of the Past 1,000 Years)第86位。換句話說,他是一千年來最偉大的日本人。
Comment
(續上)但無不悖論的是,盡管具有種種的約束,社會科學家還是不可避免地在使用著文學的手法,因為只要存在溝通,就設及說服別人,就要使用特定的修辭策略。比如,在所有的論述中,隱喻幾乎是無所不為的。實際上,「隱喻的本質就是根據一種事物來理解和體驗另外一種事物」(Lakoff and Johnson,,1980:5)。隱喻主要是通過比較或者類比來實現的。即便在非常日常、平實的語言中,隱喻也無所不在。不僅是措辭,關鍵是隱喻也可能決定我們的思考和看待問題的方式。比如,科學家都認為學術討論是通過「論證」(arguments)來進行的,而不是借助於「敘事」。論證被認為是通過引用證據和進行歸納推理而發揮作用,也就是通過外在於話語的標准發揮作用;但敘事的力量卻建立在其形式的基礎上。我們姑且不談證據之有效,取決於它們組織整個「故事」並由此給出其意義的方式(改變其中任何一個部分,都會使其整體意義發生變化)(參見邁爾斯,1999:156),單說論證本身,根據拉卡夫和約翰遜(Lakoff and Johnson,1980)的分析,其實也是遵循著「論證就是戰爭」(argument is war)的隱喻模式進行的。顯然,這種隱喻決定了我們在爭論中所表現出來的行動,比如攻擊對方的觀點,竭盡全力地保衛自己的立場。而在這樣論爭時,顯然可能故意忽視對方立論中的合理之處,掩蓋自己觀點的不足之處,抓住對方的弱點給予致命打擊。這樣一來,又如何保證真理越辯越明?事實上,還有其他的因素決定論戰的勝負,比如雙方在科學共同體中可能不同的權威地位,可以利用的學術之外的資源。而如果我們不將論證過程視為一種戰鬥,而是看作一種需要雙方密切配合的活動,那或許會有不同的結果。實際上,將論證視為戰爭,其實無意之中透露出知識與權力和征服之間的複雜關係。論戰一方面迫使雙方都以防御的姿態論說(在可能暴露給敵人的薄弱環節上增添偽裝),同時也誘使人以一種獨斷和權威的語調表達,以壯聲色。
顯然,迄今為止,社會學主要還是傾向於「敘事的分析」,而對於「敘事性分析」則未有很好的發展。不過,就社會學中影響較大的著作而言,似乎都與一種獨具魅力的故事聯系在一起。比如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其實講述的是一個資本主義起源的觀念動力的故事,盡管對於這個故事的解讀具有種種的分歧。再比如銷量極大的社會學著作《Tally‘s Corner》,之所以吸引公眾,大概與其頗似一部情節生動的小說有關。而社會學在公共領域中的邊緣化,顯然同社會學不能提供含義深刻、韻味無窮的故事有關。社會學的危機,特別是在公共話語中地位的下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社會學不再能夠為我們提供吸引力且有效力的故事。即便有時社會學揭示了現實的關鍵方面,但它們也是掩埋在抽象的概念和命題當中,對於圈外的公眾而言,難以構成共鳴。因為並非人人都能和有興趣將抽象的東西與自己的日常經驗聯系起來。所以,或許當代的各種抽象理論對於社會控制不無幫助,但對於一般社會成員理解自己的處境和出路,並無多少意義。最為關鍵的是,當一種有關社會生活本身的科學不能為公眾提供生活意義的藍圖的時候,專家的詮釋也就只能為系統的控制服務了。而普通民眾,誰去關心抽象而充滿了專業術語的命題或者命題體系?我相信多數職業社會學者,趣味大概也與一般公眾相同。
而敘事性分析的結果,應該是一個故事。而要講述一個好的故事,必須形成或者發現一個動人的情節,將一系列事件按照特定的時間順序串聯起來。當然,「情節的形成,與理解遵循著同樣的原則,即所謂的闡釋學循環」(Polkinghorne,1995:16)。在情節化的整體和作為部分的資料之間,必須相互適應。這也是社會學研究不同於藝術創作的一個方面,社會學運用的是一種受到限制的想象力,必須在收集到的事件或行動的基礎上構劃情節,不能隨意地變形。情節更是不能與主要的事件或行動發生矛盾。但是,為了講述故事,也不是要將所有的收集到的素材派上用場,凡是與故事的發展關係並不密切的要素,不必成為研究結果的一部分。
敘事性分析,提供的是關於特定情境的知識,與注重「社會機制」(social mechanism)的取向不無類似之處。但是,敘事性分析——當然,在此用分析這個概念其實不大適合,因為在建構包含情節的故事時,似乎更多地通常所謂的綜合聯系在一起——所得出的結果,更具有開放性,意義更加豐富。由此產生的文本,同閱讀者或者故事的聆聽者,更能產生休戚相關之感(relevance)和共鳴。
另外,更重要的是,也是許多哲學家所關注的,敘事形式取代理論形式成為道德變遷和進步的主要媒介。敘事形式更能讓我們包容他人(embracing others),因為「逐步將他人視為『我們中的一員』(one of us),而不是『他們』,首先有賴於對不熟悉的人是什麼樣的詳細描述以及對我們自己是什麼樣的重新描述。這不是理論的任務,而是諸如人種誌、新聞報道、連環漫畫雜誌、記事戲劇,特別是小說之類的體裁的任務。由此種認識,可窺反對理論、走向敘事之一般轉向也」(Rorty,1989:xvi)。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社會學倘要完成好自己的闡釋性工作,首先必得以促進不同社會背景之人類溝通為己任,而敘事顯然是最為合適的方式。
([成伯清] 敘事與社會學;2008-09-28 中國民俗學網)
[誤以為]
我讀的那本小說,雖已經同我難分難捨,但我誤以為這興趣只是由故事引起的,正如愛戀之初你天天趕到某個娛樂場所去消遣,去會見那個女人,你當時還以為只是娛樂本身吸引你呢。
[甜蜜的事業:兩人一條心]
斯萬也和許多人一樣,他們對藝術的愛好的發展是與肉慾無關的,直到那時為止,在他對兩者的滿足之間一直存在著奇怪的不協調現象;他在越來越粗俗的女人陪伴下享受越來越精細的藝術作品的魅力,帶上一個小女僕到包廂裡看他想看的頹廢戲劇的演出或者去看印象派畫展,心裡還深信如果帶去的是一個有教養的女子,她也未必多懂一些,然而不會像小女僕一樣老老實實不妄加評論。不過自從他愛上奧黛特以後,跟她抱有同感,努力使兩人一條心,這對他來說就成了一種甜蜜的事業,因此竭力喜歡她所愛的東西,把不僅模仿她的習慣而切接受她的觀點看成是一種樂趣
[醋意]
他感到在他心頭出現的對一個女人的最微不足道的好奇之心,竟跟他以往讀歷史的時候一樣強烈。凡是他往日認為是可恥的事情:在窗口偷看、巧妙地挑動別人幫你說話、收買僕人、在門口偷聽,現在就都跟破譯文本、核對證詞、解釋古物一樣,全是具有真正學術價值的科學研究和探求真理的方法了。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愛墾評註:當大叙事失效,回歸個人的小叙事進場
對比两岸不同時期,但有同様的個人際遇的作品。看得出前者對後者的影响。
紀弦·狼之獨步
我乃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沒有半個字的嘆息
而恆以數聲淒厲已極之長嗥
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戰栗如同發了瘧疾
並颳起涼風颯颯的,颯颯颯颯的
這就是一種過癮
朵漁詩選·高原上
當獅子抖動全身的月光,漫步在
黃葉枯草間,我的淚流下來。並不是感動,
而是一種深深的驚恐
來自那個高度,那輝煌的色彩,憂郁的眼神
和孤傲的心。
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by Don Mclean (唐·馬克林)
Starry starry night
星光星光閃耀的夜晚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ey
讓調色板描繪出你深深地憂郁和晦暗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讓那雙洞察我靈魂深處的眼睛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面朝著夏日的白晝
Shadows on the hills
在這如雪般的畫布上
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
勾勒出丘陵的投影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描繪那樹叢和水仙花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捕捉微風和冬季的寒意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而此刻我才懂得你想對我訴說的那些故事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你因深深的思索而承受著苦悶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你因賦予思想自由而所做的一切
They would not listen
可是,那些人不會聽到
They did not know how
因為他們無法體會
Perhaps they’ll listen you now
又或許他們現在才知道
Starry starry night
星光星光閃耀的夜晚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那些如烈焰般綻放的花兒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那些在紫羅蘭的薄霧中旋轉的雲朵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都在文森特瓷器一樣湛藍的眸子裏
Colors changing hue
變幻著色彩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清晨琥珀色的原野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風化了的臉孔鐫刻著的痛楚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畫家用深情手去撫慰那些憂傷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而此刻我才懂得你想對我訴說的那些故事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你因深深的思索而承受著苦悶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你因賦予思想自由而所做的一切
They would not listen
可是,那些人不會聽到
They did not know how
因為他們無法體會
Perhaps they’ll listen you now
又或許他們現在才知道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盡管他們並不愛你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可你的愛卻是如此真實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side
可你的愛卻是如此真實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在那個只有絕望的星夜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你帶走了自己的生命就像殉情的愛人一樣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然而我必須告訴你真相文森特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這世界上不會再有什麽如你一般的美好
Starry starry night
星光,星光閃耀的夜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那些肖像懸掛在空寂的大廳裏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在一面面不知名的墻壁一幅幅沒有畫框的頭像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上用他們那令人難忘的眼睛註視著這個世界
Like the stranger that you’ve met
就像你曾遭遇到的陌生人
The ragged man in ragged cloth
邋遢男人們穿著襤褸的衣衫
The silver thorn in a bloody rose
就像是躺在聖潔的雪地裏的
Lying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血紅的玫瑰中銀白的荊刺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而此刻我才懂得你想對我訴說的那些故事
That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你因深深的思索而承受著苦悶
And how you try to set them free
你因賦予思想自由而所做的一切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可是,那些人不會聽到,依舊不會聽到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又或許,他們永遠不會知道
Vincent van Gogh: The Starry Night, oil on canvas by Vincent van Gogh, 1889; in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City.
Critics said Gogh's work was influenced by Katsushika Hokusai(日本畫家葛飾北齋 1760-1849)
陳榮鋼譯·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方法與海洋》(2020)
摘要:本文研究哲學家、建築師和物理學家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作者斷言,幾乎所有戰爭都有一種領土性質。作者將這種世界觀與對海洋思維進行了對比,後者認為地中海等水體是各大洲之間,乃至對立世界觀之間的中介,同時起到連接和分裂的作用。
然而,海洋連接的不是同質化,而是創造了距離。海洋是交流的重要前提,將所有多元性聯系起來,成為普遍主義的替代物。作者繼續認為,世界主義是一種悖論,它面向特定個體的同時想象普遍的世界共同體。
進一步,作者研究今天被互聯網的想象力與象征力淹沒的世界。他提出,世界主義是技術先進的世界共同體的適當表達,因為它有能力在個人和全世界、文化和技術產生的合成身份之間取得平衡。最後,作者在兩部電影的啟發下,對世界主義的另一種選擇進行了簡短的思考,他稱之為世界倫理學,這是思想和行動的指導原則。
方法與海洋
Means and Seas
作者: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柏林藝術大學
譯者:陳榮鋼
引用:Siegfried Zielinski; Means And Seas. Nk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Art 1 May 2020; 2020 (46): 40–54.
黑格爾(1770-1831)的基本觀點是:「世界歷史無非是自由意識的進程。」他在有關世界歷史哲學的柏林演講中,從各個角度闡述了該論點。黑格爾認為「精神的本質是自由」。相對地,根據黑格爾的論證邏輯,物質的本質是重力,物質意味著非自主、依賴、勞役和奴隸。
在這位德國哲學隱喻大師的文本中,上帝的計劃被描述為等級制度,其形式為一種清晰的分級結構。如果你把這種隱喻轉化為一幅圖像,那麼你會看到「階梯」——基督教文化中最基礎、有力的古老主題。世界史「是最高形式之精神的神聖而絕對的展示——通過這個層次,它獲得了它自身的真理和意識。」
黑格爾認為,中國人和印度人等「東方人」只知道「君主『一個人』是自由的」,而「雖然自由意識最早出現在希臘人身上,但他們和羅馬人一樣,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這「一些人」說的是達到人類文明最高水平的基督教歐洲人。
他寫道:「在基督教的影響下,德意志民族最先意識到人之為人是自由的,精神的自由構成了它的本質。」該層次包含了過往所有的文明成就。
黑格爾將亞述/巴比倫、猶太和埃及劃歸中東,他認為中東實際上屬於歐洲,是西方和東方之間的聯系。「穆罕默德主義」(Mohammedanism)形成了東方世界和歐洲世界之間的相互聯系。它還將這兩個世界與非洲聯系起來,同時又將它們與智人起源的大陸分開。
「穆罕默德主義」是一個「接合點」(interface/Schnittstelle),起「連接」和「分裂」兩種作用。根據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等人的藝術和世界觀,歐洲和亞洲合並為一個稱作「歐亞大陸」的領土。在黑格爾的視角中,這個模式應該從右到左理解;今天它要反過來從左往右理解——從日耳曼到中國,這是黑格爾無法想象的。
黑格爾出生前900年,法拉比(Al-Farabi,870-950)從敘利亞大馬士革而來,在巴格達的「智慧之家」(House of Wisdom)發展出一套更有趣的知識文化演變模式。這種模式的優點在於,它原則上可以適用於未來。
最能體現阿拉伯哲學家歷史概念的形狀是橢圓——一種循環的動態形式。這種形狀從異教巴比倫的迦勒底人開始,經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到埃及,為希臘和希臘化文明的兩個焦點(雅典和亞歷山大)開辟了空間,爾後短暫地來到羅馬,從那裡到敘利亞,然後回到起點。當它回到起點,穆斯林巴格達的身份與許多世紀前的異教巴比倫完全不同了。諸如此類的循環有趣地替代了等級模式和線性歷史學的進步信念。
然而,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和法拉比的動態模型都完全基於「領土」(territory)的思想建構。通常,領土指向統一性和普遍性。幾乎所有文明史上的戰爭都是領土性質的。我們亟需一種替代領土思維的方法,將這種世界觀與源於海洋思維進行對比。
按照這種思維,地中海是一個坐標,處於最中心的位置,它是各個大洲的中介,也是各種對立世界觀之間的中介。正如猶太哲學家埃德蒙·雅貝斯(1912-1991)所言:「海中沒有階梯。」(譯窟 2021-11-14 )
思考普遍性和多變性的邏輯
德國建築師赫爾曼·瑟格爾(Herman Sörgel,1885-1952)認真思考了「統一」(unification)的概念。1932年,瑟格爾的「亞特蘭特羅帕」計劃(Atlantropa project)主張把非洲和歐洲的資源、優勢和能源集中起來,當時法西斯剛在德國掌權。換言之,在直布羅陀海峽築壩,切斷陸地與外部海洋的聯系;降低地中海水位,擴大北非和南歐沿海地區的陸地面積,從而創造一個新大陸「亞特蘭特羅帕」。
「亞特蘭特羅帕」計劃(Atlantropa project)
讓地中海海水傾瀉到北非窪地,在那裡形成大湖,水位差利於發電。(1932年)
在這個新大陸上,「中陸海」(middle land sea)將淪為一個死水坑,與任何海、太平洋或外面的世界都沒有關系。
瑟格爾在引論「亞特蘭特羅帕」計劃時寫道:「歐洲謹慎的政治家們害怕公海,他們只從事沿海的航運。」在他的世界觀中,非洲富足的事物(如能源資源)將交給歐洲,而歐洲富足的事物(如勞動力和技術)將交給非洲。這全新、強大的「亞特蘭特羅帕」大陸將通過干預性的技術政治和技術經濟產生。
我們也許認為瑟格爾的想法極其幼稚,會覺得不值得在世界主義的崇高下探討它們。我最感興趣的,是30年代闡述該項目的基本姿態,特別是海洋和領土的關係。瑟格爾以一種完全無視國家或亞國家身份的強硬姿態,從慕尼黑的角度重新安排了地中海世界,並激活了帝國主義,體現了帝國主義的深層意義和最重要的特征——有效的監管、平衡、節制、普遍。
在瑟格爾的想像中,這些社會特征被一個連接古老大陸紐帶維系著。在早期的現代性中,這個紐帶出現在一個由磁力和古老的電力驅動的通信網絡鏈條上。
至少從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開始,南歐哲學中就有一種多元邏輯,這種多元邏輯是異端思維、異質性和變異性的特定模式。布魯諾來自那不勒斯附近的諾拉(Nola),在他死於宗教裁判所之手的時候,那不勒斯是歐洲和非洲世界之間的一座大城市,是一個「接合點」。
那不勒斯被認為是離非洲最遠的歐洲城市,這意味著它的身份仍然與非洲有關。那不勒斯以北,就是野蠻人的領土了。
在我們的當代話語中,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部分——學會在最大限度的「異質性」(heterogeneities)中進行系統性思考。它印刻在文化政治和藝術話語的議程上——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米歇爾·雷里斯(Michel Leiris,1901-1990)、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以及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1930-1992)的《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1980)。
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起,學術界存在著兩種相互競爭的「元邏輯學」(metalogical)和世界觀,它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共同塑造了政治經濟學、歷史和藝術領域的話語。
為想像世界之必要而理想的相互聯系,我們不應該把「世界」設想成一個單一實體。例如,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前沿物理學家已經假定在平行宇宙中存在許多世界。最近,奧托·羅斯勒(Otto Rössler)又進一步提出了這樣的假設:各個現實之間的關係是不透明的,因此我們甚至無法從經驗上認識到任何其他世界。
領土和海洋視角下的思想,以及海盜思維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座》(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一節「世界史的地理基礎」中說:「江河與大海不分離,而是聯合在一起。」他尤其強調了地中海的聯合功能。順帶一提,黑格爾只能理解內海。他和尼采不同,尼采去過海邊,但黑格爾沒去過海邊,沒見過大海,沒聞過海的味道。
黑格爾的觀點無疑是意識形態的。三大洲環繞的地中海是世界史的焦點,也是連接三大洲的紐帶:「因此,地中海是舊世界的心臟和先決條件,是地中海讓舊世界變得有活力。如果沒有地中海,世界史將不可想像。地中海就像古羅馬或雅典的公共集會場所(forum)和街道,城市生活都匯集於此。」
我先想到了波蘭藝術家、詩人布魯諾·舒爾茨(Bruno Schulz,1892-1942)的話。在德羅霍貝奇(Drohobycz)的街道上,舒爾茨被奧地利黨衛軍殺害。他生前曾給作家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寫信,表達了以下觀點:
我根本不相信競技場和公共集會場所的神聖法典。我鄙視它。你是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如果不是對普遍性的渴望,對非人性化領域的渴望,對少數意識形態的剝奪和為了大團結而征服它們的渴望,那麼你對『二律背反』(antinomies)的病態敏感還會是什麼呢?
沒人不同意「一致性」離不開「共識」。異端思想家愛德華·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1928-2011)認為,「一致性」是最嚴重的智識與意識形態恐怖。把被強大的海洋打碎的單一領土重新連接起來,格里桑把這種做法成為「克里奧爾化」(creolization)。
格里桑說這是「這種混合不可預測」。克里奧爾語是一種複合語言,從高度不同的各語言元素之間的接觸中發展而來。在加勒比地區,基於法語的克里奧爾語是17世紀與布列塔尼和諾曼方言的接觸中形成的,不過人們對它語法的起源說法不一,有人說它綜合了西非黑人語言。
克里奧爾語同時被模仿和破壞,它和非裔美國人的英語之於「標准」英語的關係很類似。格里桑的德文譯者貝特·蒂爾(Beate Thill)列舉了一些語言的干預方法,如音節加倍、同音異義、轉換韻律、某些詞中故意遷移元音等。
格里桑從克里奧爾化的概念中提出的「關係詩學」,對應著一種完全由海洋及其運動、能量和行動塑造的世界觀。2004年的「世界文化之家」(House of World Cultures)組織了一場會議,會上討論了「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使之成為一個異質的跨文化空間。「牙買加誦詩(dub poetry)之父」林頓·奎西·約翰遜(Linton Kwesi Johnson)是與會的明星嘉賓之一。
在關係詩學的現實世界中,對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人工制品是快速而可靠的船隻。在「世界性」( mondialité/world mentality)的概念中,航海是一種卓絕的文化技術,比如閱讀風向的能力是生存的基本條件,也是在物質和文化意義上豐富世界的基本條件。
這是奴隸貿易的遺產,也是威廉·丹皮爾(William Dampier,1652-1715)等海盜的遺產。他們的海盜活動和探索航行為現代貿易和制圖學奠定了許多基礎,參考墨西哥學者費利佩·費爾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的著作《探路者:探索的全球史》(Pathfinders: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
威廉·丹皮爾的地圖《新的環球航海》(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1697)去領土化:島嶼作為范式我只想關注格裡桑的一個觀點。上世紀90年代,我從與他的討論中了解到這個觀點。一開始我天真地以為,格裡桑對關系詩學的呼籲與加勒比世界的地緣政治局勢緊密相關,並以為關係詩學的相關性應該局限在沒有任何地面聯系的破碎領土世界。可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島嶼已經成為描述領土內關系的主要范式,甚至成為新的政治烏托邦。
在遙遠的東南亞、近東和南美,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大城市和城市間的大聯合體中。城市本身是文化、經濟和社會建構的結果,作為統一的領土,城市的身份不一致。沒有什麼總體規劃,能做到聖保羅、上海和新加坡這樣就了不起了。不過恰恰相反,這些城市的發展就是碎片的集合體。換句話說,它們是特殊的城市島嶼,是動蕩的社會和空間變化的結果。
這些城市島嶼不再主要由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連接,而是主要通過電信網絡連接。正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觀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1967)中所言,電信網絡只能連接過去和現在業已分裂的東西。
島嶼是當代「都市性」(urbanity)的典型模式。我們近距離觀察那些在島嶼內、島嶼間移動的個體,會發現類似島嶼的生活設計或計劃,符合私人流動的范式。人們裝配上電子的「快樂套裝」,就像奧斯瓦爾德·維納(Oswald Wiener,1935- )設計的「生物適配器」。
奧斯瓦爾德·維納(Oswald Wiener)設計的「生物適配器」
辦公室和配套的管理學無處不在。包括藝術生活在內的生活被納入行政管理。人造物已經成為生物生命形式的親密附屬品,它們幫助我們應對技術-邏輯的現實,並我們在其中找到位置。這些人工制品是我們在世界中和諧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
地中之海,世界之海
1986年,威廉·弗魯塞爾(Vilém Flusser,1920-1991)發表題為「方法與海洋」(Means and Seas)的演講。從歐洲人的角度看,那不勒斯灣「光芒四射」、「輪廓分明」,非洲和歐洲似乎在這裡相遇。
弗魯塞爾還說:「由於地中海的文化價值,也由於我是猶太人——我的內心深處藏著地中海的遺產,因此我不能對地中海和貫穿它的眾多軸線采取不同立場。」
在舊世界,海洋比領土更能發揮文化、宗教、科學之間接口的作用。這也是世界尺度的投射,讓我們再次聚集在地中海。
舊世界最重要的分裂不是「南」和「北」,而是「西」和「東」。伊奧尼亞海(The Ionian Sea)連接著亞洲、阿拉伯、非洲和歐洲的世界,連接起東方和西方的知識文化,同時也將它們分開。
在歐洲,所有對競爭性身份具有重要意義的東西都是在腓尼基、亞歷山大、巴比倫、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和羅馬世界之間懸而未決的動態關係中產生的,如基於數學的音樂理論、現代字母、作為基本數學方法的代數和算法、二進制代碼,等等。透視思維產生於希臘的數學、幾何學與阿拉伯的算術、實驗和天文學的碰撞。可編程音樂自動機的概念是巴格達、亞歷山大和雅典這些島嶼之間的文化深層聯系的結果。
在過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現實中,海洋也扮演著矛盾的角色,它既連接又分裂。不過,當人們談論海洋的時候,顯然強調的是分裂。它不是為了同質化而連接,而是創造距離,作為真正交流的重要前提,從而將所有種類的多元性聯系起來。在一次談話中,格里桑曾向我強調,加勒比海地區唯一具有統一力量和意義的聯系是沉沒海底的奴隸貿易的鏈條。
新世界主義?或世界倫理學?
世界性的態度或身份可以用一個悖論來描述。一方面,它面向特定的個體;另一方面,它面向一個想像中的世界共同體,面向普遍性。在康德(1724-1804)的著作中,個體主義和普遍主義以一種能夠塑造身份(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方式凝聚在一起,但這仍然是一種極致的平衡行為。在普遍性之下,各種社會性的中間地帶都很有限。
黑格爾來自斯圖加特,死於柏林,這位德國哲學大師探究了領土和普遍世界觀,但從未走到比瑞士伯爾尼更遠的南方,甚至沒有翻越過阿爾卑斯山。康德來自東普魯士,是德國哲學史上最崇高的世界主義思想家,但只離開過家鄉柯尼斯堡(Königsberg)數英里遠。他一輩子都圍繞出生地打轉。
新世界主
(續上)與其他德國哲學家不同,尼采使思想中的「走出去」成為可能。他在熱那亞發展出輝煌的思想,在那裡他獲得了海洋的知識。尼采還去到西西里島的墨西拿(Messina),如果瑟格爾的跨撒哈拉火車修建成功,那麼車站將在這裡。
無論哪種海洋都不能只靠想象力來把握。要讓人了解海洋的複雜含義,需要付諸感官體驗。可是,偉大的普遍性和世界性思想家們卻試圖通過假設的整體性或統一性來克服狹隘。
墨西拿(Messina)
一方面,我們需要在個體與整個世界之間取得極致的平衡;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在文化身份與技術身份之間取得極致的平衡。
或多或少,世界主義的實際概念是對技術先進的世界共同體的充分表達。遠程連接產生新的社會關系,這難以把握。互聯網的非地方性提供並產生了超越階級、種族和政黨,超越約束性或強制性的社會、文化、政治運動的永久性身份——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試圖定義的一種特殊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我相信世界倫理學(cosmoethics)比世界主義更有價值。政治是一種極致的綜合體,它總是可再分的。另一方面,倫理學是思想和行動的指導原則,是不可分的。
西方歌劇院的勇敢創新者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1957- )制定了一個宏偉的計劃。千禧年後不久,他邀請了七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跨國藝術家,為2006年維也納「莫扎特年」節創作新的電影作品。這項委托在美學和世界觀方面非同尋常。這些作品將是大膽、勇敢的,之如這位奧地利天才作曲家的晚期歌劇。
電影導演來自印度尼西亞、伊朗、馬來西亞、巴拉圭、泰國、乍得和南非。從維也納的地理位置來看,他們都來自遙遠的東南和南方。
馬哈曼特-薩雷·哈隆(Mahamat-Saleh Haroun,1961- )是來自乍得阿貝歇(Abéché)的導演,他在這個飽受內戰摧殘的國家創作了影片《旱季》(Daratt,2006)。在這部令人驚嘆的作品中,哈隆沒有將鏡頭對准敵人的坦克和槍支,並拒絕與全球新聞機構和電視台的普遍觀點相勾結。
乍得電影《旱季》(Daratt,2006)
相反,哈隆將他對無情的緊張局勢的看法作為倫理和政治烏托邦,致力於闡述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故事是關於復仇的文化義務和巧妙地拒絕復仇的可能性。影片是關於憐憫和仁慈的,這種憐憫是無可比擬的。這樣一來,電影就變成了一部非常特殊的「天堂機器」。
泰博霍·馬拉斯(Teboho Mahlatsi)的電影《牧羊少年的奇幻風琴》(Sekalli le Meokgo,2006)是一個了不起的南非童話故事。80年代末,在學校影院閱遍意大利西部片的馬拉斯搬到約翰內斯堡學習電影。2007年,馬拉斯拍攝了自己的南非西部片(或者更准確地說,是「南部片」)。
南非短片《牧羊少年的奇幻風琴》(Sekalli le Meokgo,2006)
《牧羊少年的奇幻風琴》片長僅16分鐘,是一部有爭議的電影。它是馬拉斯對莫扎特歌劇《魔笛》(The Magic Flute)的特別詮釋。影片講述了單相思、受害者、權力的殘暴、反抗、南非風景的驚人之美,以及最重要的,音樂和寬恕的救贖力量。
馬拉斯在萊索托山區取景拍片,對南非人而言,這是一個異常神秘、詭奇的地區。大多數演員來自塞蒙孔(Semonkong)的小村子,時間在那裡靜止了。出名的演員只有穆杜茲·瑪巴索(Mduduzi Mabaso),他曾出演過《盧旺達飯店》(Hotel Rwanda,2005)。
克服二元邏輯是多元性邏輯的公開目標。我們必須意識到,這種實踐不僅僅是一個好想法,而且要與不同的現實保持密切聯系。
(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方法與海洋》(2020) Original 陳榮鋼譯 譯窟 2021-11-14)
愛墾評註:舊年代的文化傳承
基於雜劇的昆曲、京劇等紛紛入選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得到全人類的關注與珍惜。
就文化優勢而言,文本、唱腔、演藝、舞臺之美等自不待說之外,雜劇還有一個別的古典文學品種無可比擬的特點,也就是入世性,以及由此而來的普及性和強大影響力。誠如陳獨秀所言,“戲園者,實普天下人之大學堂也”。幾百年來,寓教化於娛樂的雜劇,曾潛移默化地塑造著民眾的是非榮辱觀。花木蘭替父從軍、中山狼忘恩負義、眾人舍命救助趙氏孤兒、才子佳人墻頭馬上來相會……家喻戶曉、口口相傳的“中國情節”,沈澱於中華兒女的集體記憶中,時刻提醒我們堅守勤勞簡樸、通情達理、尊老護幼、愛國如家的美好品德。(周曉陽:大學者改寫的小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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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來自沙巴的沙邦 on November 4, 2015 at 7:30pm 3 Comments 75 Pro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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