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情形到了宋朝，鄭樵、朱熹等出來做翻案文章，他們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些詩歌是「愛情詩」，又說是「淫奔人所作」，雖然還它們以本來面目，可算是一大功勞，但是既是淫詩，又豈能「無邪」？於是朱熹為了自圓其說又創造了一種新說，即—「思無邪」是對讀書人閱讀應有的態度而言，「思無邪乃是要使讀書人思無邪耳。」因此，朱熹認為孔子選收這些詩篇，是為了提供反面教材，「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這些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為戒耳」（《朱子語錄》）。然而，朱熹的自圓其說實在是行不通的，孔子所謂「思無邪」明明講的是「《詩》三百」，即作品本身，哪能理解為「讀書人閱讀應有之態度」呢？更不可能是做為反面教材而存在。

其實聯繫孔子所處之社會環境，《詩經》諸多篇章 [39] 皆顯示：周代青年男女的交往是比較自由的，與戰國以後的道德觀念在認知上有一定差距，可見森嚴的男女大防以及婦女貞節觀念等，其實是在孔子以後才逐步建立起來的。因此，孔子刪《詩》不排斥愛情詩，實則為時代背景、社會意識所決定，而非完全由孔子個人意志決定其去留。

孔子所言之「思無邪」，實際就是「中和」原則。〈八佾〉：「〈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言即為「思無邪」最佳註腳。（《左傳》季札觀樂也有「憂而不困」、「樂而不淫」、「哀而不愁」之類的評語）西漢劉安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則進一步將孔子的意思詮釋得更加完備。詩既為「言志」而作，即在表達人的心情、意念、志趣及情感。孔子以為愛情詩及怨刺詩是表達情感的作品，但在宣洩情感的同時，講求不逾越禮的中和尺度。愛情詩是可吟的，但不得涉及淫蕩；怨刺詩也是可作的，但不能流於忿滿。孔子以為三百篇合於此標準，因此稱其為「思無邪」。

「思」是「發乎情」的自由想像力，而「無邪」則是「止乎禮」的自由意志心，詩之或欣賞，或創作，如無想像力的自由，則便無法達到藝術極致之美（至美）的可能，而意志自身如果無法獨立於自然因果律約束之外，而能自主自律，則無真正之「自由」可言，亦無法達到一切道德的理想極限（至善）。統合來說，「思無邪」即是「至善」與「至美」合理的配合，以成就人之「圓善」最高理想目標 [40] 。就實踐意義上來說，「至美」必須附於「至善」的理念下，方能顯示其至高無上、圓滿自足的價值，亦即詩所具備之「思」，乃是一種具有方向性、目的性之自由自主的「思」，而非一味盲目放縱、無法則單憑情慾衝動的「思」。這裡強調出人之有情感本乎天性，但在表現時，必須以「禮」為最高準則，不得逾越尺度。亦即孔子之言「思無邪」，其最後評斷標準仍是為「合乎禮」，此與其政治理念是不謀而和。

[38] 〈顏淵〉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以，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39] 如〈將仲子〉、〈東門之池〉、〈木瓜〉等不勝枚舉。

[40] 戴朝福：〈《論語》之詩教研究〉，《孔孟學報》，民七十八年，第57期，頁218—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