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幾年，我幾乎每天都看電影，甚至一天看兩場。那是差不多從1936年到大戰期間，也就是我的青少年期。那個時候，電影就是我的世界，是我周遭那個世界之外的另一個天地。不過對我來說，銀幕上所見才具有世界的獨一無二性，精力充沛、難以抗拒、合情合理，而銀幕外堆疊的，只是那些仿佛因緣際會才湊在一起的雜七雜八的元素。以及在我看來缺乏形狀的生命實物。

電影是一種逃避，大家常這麽說，不乏指責意味，而這一點在當時正是我所需要的，滿足我對異鄉的響往、將注意力放到另一個空間去的渴望，我想這個需求主要與想要融人世界有關，是每一個成長過程不可少的階段。想開辟一個不同的空間，自然還有別的更充實、更個人的方法：但電影比較容易且唾手可得，在瞬間就能把我帶往遠方。每天，我在我那個小鎮的大馬路上窮逛，眼睛里只有電影院，放首輪電影的那三家，每逢星期一和星期四換片，另外兩家陰陰暗暗的小戲院，專放老片或過時的電影，一個星期換三次片。我其實早就知道每一家電影院演什麽片子，我的目光同時在搜尋的是預告下一輪影片的宣傳海報，因為那兒的驚喜、承諾

與期待將伴我度過接下來的幾天。

我多在下午去電影院報到，從家里偷溜出來，或是以去某個同學家唸書作借口，因為上學期間，我父母管我很嚴。為了考驗這股熱情是真是假，我總在下午兩點鑽進剛開門的電影院。看首場電影有許多好處：半真空狀態的大廳，像是只屬於我一個人的，我可以大刺刺地倒坐在“三等席”的中央，把腿伸長了搭在前面的椅背上；有一種回家不被察覺，然後再被放出去的希望(或許再看一場電影)；在接下來的下午時光中微微地心神蕩漾，對讀書很不利，但對幻想十分有益。除了這些奇奇怪怪不足道的理由外，有一個是比較嚴肅的：在剛開門的時候進場，可以很難得地從頭開始看電影，若是下午或傍晚時分到戲院，便往往只能從電影的任何一段或片尾開始。

片子開演以後才入場，與當時意大利觀眾對待其他事物的蠻橫態度一致，今天亦然。可以說在那個時候，我們所接觸的敘事技巧要比今日電影還矯揉造作，把故事的線性時間打散，變成一塊一塊組合起來的拼圖，或者就硬要人接受支離破碎的模樣。為了繼續自我安慰，我只好說，在知道電影結局後才看片頭，有雙倍的成就感：解開的不是謎團和劇情的結，而是它們的源頭；還有就是面對劇中人物時那朦朧的預感。朦朧：算命師會有的那種，因為重組片斷的情節不一定都很順利，尤其是偵探片。先知道兇手再看謀殺案，總會留下更晦澀難解的疑點。再說，在片頭和片尾之間我還不時遺漏一段，因為突然一看手表，發現時間已晚，如果我不想聽家里人囉嗦，就必須在我進場時放的那場戲於銀幕上重新出現之前，趕回家。所以好些片子我都有一個漏洞。直到今天，30年後——我在說什麽——已經快40年了，當我無意中又看到早期的某部電影時——打個比方，在電視上——我都還認得出我進電影院時的那一刻，那場我看了但是沒看懂的戲，仿佛我前一天未完成的拼圖，重新拾回那些丟失的片段，把所有的圖塊排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