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作爲青年群體認同的文化，所體現的青年的態度和價值觀總是與成人文化或主流文化存在著差異。西方的青年文化是這樣，當代中國的朦胧詩現象、“文化衫”現象、《流星花園》現象等曾受到批評的青年文化是如此，一般的消費和追星、休閑和娛樂也是如此。這種差異，現實的表現極不相同，而研究者們所持的觀點也有很大的分歧。爭論的一方認爲，這種差異與成人文化是針鋒相對的，是對成人文化的抵抗。另一方則認爲，這種差異在快速變動的社會中不僅對青年的社會化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能夠“反哺”社會文化。前者的代表是伯明翰學派，後者則是以瑪格麗特·米德的理論爲基礎。

伯明翰學派認爲，青年亞文化的特殊風格，是對統治階級和霸權的抵抗，是對社會結構中的矛盾和集體經歷的問題的“想象性”解決的方式。青年文化與青年身處的階級語境密不可分，是社會結構與文化中的特別緊張點。在階級語境和緊張點中出現的青年文化，可能反對或抵制主導文化。這樣的抵抗，是顛覆性的，“青年亞文化用引人注目的風格標志著資本主義共識的破滅和瓦解。”[4]當然，伯明翰學派，特別是海狄奇，也看到青年亞文化風格的多重性和多樣性，認爲抵抗並不是風格的全部內容，其中也包含著對統治階級的部分贊同。青年亞文化所用的原材料，既有現實的也有意識形態的，亞文化團體的經驗中很多時候具有意識形態的成分。

青年亞文化所用的材料，經過學校、家庭、工作、媒體等才到了亞文化青年手中，而每一個渠道都在這些材料上強加了自己獨特的結構、規則、意義和價值體系[5]。青年文化對這些材料的使用，建基于原有的意義系統，因而雙方有共同的基礎。青年亞文化團體經驗的形成，也受到媒體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基于此，青年亞文化不可能沒有對統治階級的部分贊同。雖然有贊同的成分，但是海狄奇還是特別強調亞文化風格對社會制度的挑戰，是“符號的遊擊戰”，是日常符號系統中的“噪音”。

從抵抗或挑戰的角度看待青年文化，在伯明翰學派之前的美國芝加哥學派就已經提出。美國芝加哥學派認爲，青年文化發展出一套價值觀念和行爲模式，這套價值觀念和行爲模式與成人社會是相背離的，並且已經越出了成人社會所認可的青年發展的正常軌道，是對成年人的期望和戒律束縛的反抗，是一種越軌文化。越軌行爲會帶來一定的問題，而嚴重者則導致犯罪。芝加哥學派的研究，就自覺不自覺地強調青年文化的問題性和潛在的犯罪性，提到青年文化總是與犯罪問題相聯系[6]。

因此，對青年文化要加以道義的限制，對威脅社會的行動要加以禁止，將其阻止在成人社會之外。如果說伯明翰學派在講青年文化的抵抗時，強調的是其積極意義，而把青年文化的抵抗視爲威脅社會的越軌行爲時，強調的就是它的負面影響。

青年文化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無論是不與規章制度打交道的逃避，還是希望脫離整個制度的逍遙，或是想把這個制度打爛的反叛，抑或是小小的逸出常規，都會與社會主導文化發生摩擦和衝突。青年的語言、觀念、行爲等等都可能難以爲成人社會所理解和接受，並會引發社會的道德和政治恐慌。

但是，基于社會文化整合或其他原因而將青年文化問題化並不可取。這既會導致對青年文化的過度壓制，也無助于社會文化的發展。現代社會是米德所言的年長者不得不向孩子學習他們未曾有過的經驗的“前象征型”（prefigurative，前喻型）社會，這是不同于“未來重複過去”的“後象征型”（postfigurative，後喻型）和“現在是未來指導”的“互象征型”（cofigurative，互喻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