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的家庭是一個典型的藍領之家，父親是一家造船廠的電焊工，為了養家糊口曾經在17年內兼職三份工作。貧寒的家境使得莫里森從小便擁有對大眾的關懷，而日後讀書和南下的經歷，更加深了她對女性、對種族和權利問題的思考。她用文字和小說不斷探討的，正是掩蓋在紛繁復雜表象之下的種種不平等和矛盾。她用智慧的筆鋒為我們奉獻了一部部傑作。1993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她，她也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一位美國黑人女作家。這篇《剝奪的語言與語言的剝奪》正是作家在諾貝爾獎頒獎禮上的發言。

這篇文章討論的是語言問題。

20世紀的西方哲學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變化——轉向語言中心論。在語言論閃亮登場之前，本體論、認識論都曾經占據哲學講壇的中心地位。通過歷代哲學家對紛繁世界進行過抽象和規整之後，人們普遍相信，世界存在著四個維度： 人——語言——現象——本質。在這個圖示中我們看到，人與本質距離最遠，因此在哲學演進的過程中，本體論最先遭到淘汰；認識論的式微和衰亡在於人們逐漸明白，即便是現象也不是距離我們最近的東西，因為人和現象之間仍然橫亙著語言，並且，它們之間唯一的紐帶就是語言。語言存在的客觀事實摧毀了直接認識論。但是，由於語言在人類認知領域里獨一無二的地位，我們只好承認，雖然語言有時候會阻礙人類的認識，可現階段(或更長時間)，它都是我們認知世界的唯一方式。哲學家們相信，語言是人類存在的唯一寓所；他們更加相信，語言論是人類繼續追尋本質的唯一途徑(如果真的有本質存在的話)，也是唯一一條救贖之路。哲學家們認識到，對語言的操用，彰顯了一種權威。因為語言天然地與文字、與文明、與知識聯系在一起；而對知識的占有，正是一種最古老的權力範式。

莫里森洞察了這一點。

本文以寓言發端，場景首先設置在老嫗和青年們之間的差異上。他們之間的力量對比是失衡的，甚至毫無可比性。而最後這個失衡的秩序被打破和扭轉，其間的轉捩點便在於老嫗看到並一語道破了隱藏在青年背後的權力：“我不知道你手中的鳥是死是活，但我知道它在你的手中。”誠如作者所解釋的，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她的回答： 它(“鳥”亦即“語言”)究竟是死是活，由你決定；無論哪種情況都由你定奪。失明老嫗“將注意力從力量的體現轉移到了行使力量的方式上”，恰恰因為老嫗明白，掌握權力的人才能操控語言。那麽，在人與現象之間橫亙著的語言，就只能在各種操縱之下，或者僵死或者鮮活。顯而易見，在作者關於“老嫗——青年——鳥”的比喻當中，老婦人身上寄寓了作者個人對語言問題的憂慮。作者期冀更多人關註並且抵製各種對語言的媚化操控——因為這實在是對語言的一種褻瀆。

就當今這個各種各樣“話語”雜陳的世界而言，本質不過是通過文本而進行的權力敘事。“模棱兩可的官方語言”，“虛假的、沒有主心骨的媒體語言”，“盛氣淩人又僵化不堪的學界語言”，“被商品化了的科學語言”——這些被“剝奪”了的語言充斥了整個世界，不斷擠壓語言真實的生存空間；而有能力有願望讓語言保持在一種鮮活狀態的知識分子，卻一再被剝奪這種話語權。這對知識分子來說，不啻為殘酷宰殺。扼殺語言，從而掌控權力。面對如此局面，作者難掩焦慮。

痛苦還在於知識分子的失落。我們不難理解擁有知識、充滿關懷並且自動保持與主流話語距離的知識分子本該擁有權力駕馭語言並且影響社會。可是在媒體操控語言的大眾時代，世界卻越來越走向其對立面。各種獨立的有價值的思想淹沒在空洞無聊的話語之下，消解在權力機製偽飾遮掩、自欺欺人的運作之中，失去了在社會上本該具有的主導作用。知識分子試圖發出獨立的聲音越發艱難。羅蘭·巴特說“權力”無處不在、永久延存的原因是由於權力是一種超越社會有機體的寄生物。它和人類的整個歷史，而不止是和政治的、歷史學的歷史聯系在一起。在人類長存的歷史中，權力寄寓在其中的東西就是語言。掌握了語言，就能夠掌控真理。從這個意義上講，對語言的爭奪，便不僅僅是小節而是“大義”了。

在青年們挑釁的質問過後，老嫗以長時間的沈默對抗語言霸權的冒犯。我們從文中盲眼老婦人的身上注意到了作者寄寓的某種希望，也願意看到這種理想的實現。被置於權力之下的小鳥畢竟是我們人類把握世界的途徑，它所承載的是一組希望與危機並存的辯證關系。善待語言，猶如激活人類唯一自由的空間。只有語言能夠把握認知，思想依靠語言生存；在“主體——他者”的兩極之間，語言是唯一的通傳者。假如剝奪了語言的透明性——假如語言的透明性被權力所掩蓋，那麽，人類超越自身的微渺希望也將徹底瓦解。作家之所以執著於對“語言——權力”的解剖，正是由於她不得不註視這嚴峻的事實。

如果你也存有莫里森一樣的憂患感，那麽，請善待語言。(劉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