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雄辯、魅力、學術氣的背後，激動人心也好，充滿誘惑也好，這種語言的核心仍是消沈懈怠，甚或可以說，一丁點活力也沒有——如果說那隻小鳥已經死去了的話。

她不想讓這幫來訪的年輕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以為語言非得勉強維持一點生氣。語言的活力，其實就在於為說它、寫它、讀它的人鮮明地刻畫出實際的、或是想象的卻又可能存在的生活。雖說它有時偏向於取代實際經驗，然而它又不能當作實際經驗的替代物。

它向可能產生意義的地方傾斜。當一位美國總統將他的國家想象成一塊墓地時，他曾說過：“世界對於我們此時此刻說過些什麽將不太注意，也不會長久地記住，但它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這里曾經做過些什麽。”這番話言詞簡單，卻含義雋永，令人振奮，因為它無意囊括這場內戰浩劫中死去60萬人這一事實。

他的這番話，無意樹碑立傳，亦鄙視作“終極之語”，即所謂精確的“歸納”，它承認了他們“極其有限地增減其意義的能力”，因此表達了一種對於所追悼生命不可挽回的哀思。正是這種哀思令她感動，使她認識到語言永遠無法與生命相提並論。而且不應該相提並論。語言永遠不能將奴隸製、種族滅絕的大屠殺和戰爭“說透”。而且也不應該有這樣的奢望。語言的力量，措詞的得體，僅在於指向那不可言說之意。

斟酌再三的詞語，有意的沈默，不受任何干擾的語言等，無論粗獷還是婉約，無論深處求意，渲染誇張，還是拒絕認可，無論放聲大笑，還是無言的哭泣，它總是要向知識，而不是向知識的毀滅推進，可誰人不知文學因其散布疑問而遭禁，因其批判時政而遭貶，因風氣的輪轉而遭廢呢？而多少人一想到這自我糟踐的舌頭不就暴跳如雷嗎？

她覺得，文字作品是崇高的，因為它具有再生性；它產生意義，使我們的差異，我們之所以為人的差異得以確定——使我們與任何其他的生命不同。

我們總是要死的。這也許就是生命的意義。但我們用語言。這也許就是衡量我們的生命的尺度。(盛寧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