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地說，文化的內核和軸心就是價值觀和價值尺度。在這一點上有了清楚的認識，寫作者就仿佛戴上了一副透視鏡，他盡可以像以往一樣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描摹、刻畫和敘述一定的情境和一定情境中的人、事、物，但他更會自覺地把這種描摹、刻畫和敘述，延伸到抓住價值觀和價值尺度生成、變異的具體情境和具體人物的深度。在這樣的深度上，他寫的故事、人物、情節、場景，無論審美格調和藝術韻致如何不同，都同樣會因為開掘到了文化的內核層次，而產生動人的力量。

堅持文化自信的詩性表達，應該把寫人、敘事、造境的力量

滲透到貫穿知、情、意三重精神活動的層次，也就是詩性的核心層次

當代中國的作家和文學創作，與現代文學史上的作家和創作相比，較少受到文學理論批評和哲學、史學、社會學等非文學的學術活動的直接影響。四十年前，新時期文學與思想解放運動並起，更一度強化了文學事業緊隨國家政治生活的進步而積極變革的經世致用品質。而在發揮這種作用的過程中，文學與它所從屬其中的整個社會生活之間的部分與總體的關係，由於沒有獲得人文社科學術（就其性質和功能而言，它們本來應該是文學生活和現實生活之間從感性到理性的一個精神緩沖層、從虛擬到實際的一個社會功能轉換區）的間隔和中介，常常或正或反地直接承受社會現實急劇變化的促動和衝擊，隨之也做出過於直接但往往又並不適當的應激反應。

由此所致的一個至今仍流行甚廣的認知定勢，就是文學創作的本分即在於表「情」 ，文學創作者的天職就在於張揚情感。某些學者近年力倡的「道始於善」「以美儲善」等「情本體」觀點，似乎也有意無意地佐證和助長了這種可以回溯到一千七八百年前「詩緣情」 （西晉陸機《文賦》 ）之說里·的以情為主或以情為本的文學認知。但事實上，即使在「詩緣情」之說流傳不息、備受推崇的悠久年代，「明道」「載道」的詩文寫作主張也一直同樣在流布和發展。主情和主理的美學取向和功用觀念，在中國古代文化和文學的演變歷程中，始終是以鳥之兩翼、舟之雙楫或太極之兩儀的形式相依並行著，在辯證對立的鬥爭、制衡和轉化中產生各自的意義和作用的。

這種看似對立甚至截然區隔的審美習慣和藝術思維方式，實際上並存為一個完整機體的情形，正體現著我們民族文化傳統深處的詩性精神活動的整體性特質和內在各層次、各面向、各要素之間的辯證關係。按照我們慣熟的知識框架，當今的世界文學已經跨越了單純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進入了不能用單一的概念和主題給予定性的、無以名狀和難以歸類的時代。置身此時此境，面對世界文學格局中遍地碎片、滿目瑣屑的觀念現場，一則視之為不可收拾的亂象，一則也可視之為正值得從頭收拾、別開生面的新態勢。從這個意義上看，文化自信在文學寫作中的具體體現，也正應該是詩性表達。而所謂詩性表達，就是重返情、知、意整體觀的傳統藝術思維模式，把寫人、敘事、造境的力量，滲透到貫穿知、情、意三重精神活動的層次，也就是詩性的核心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