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認識到詩必須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顯示事物的內在聯系，亞里士多德特別強調作品必須是有機整體，從這個觀點出發，他認爲無論是史詩還是悲劇，都應以動作或情節爲綱，而不應以人物性格爲綱，“因爲悲劇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動、生活、幸福；悲劇的目的不在於摹仿人的品質，而在於摹仿某個行動”。

對於這一觀點，我很是讚同的。從閱讀者的角度來看，情節是作品中最直觀也是最淺顯的部分，更是最能吸引人的部分。從冩作者的角度而言，情節是作品其他相關部分的基礎——人物的刻畫、作品內涵的傳達的基礎，悲劇藝術的六個成分中，形象、性格與思想都是通過情節表現出來的，而言詞與歌曲則更是爲推動情節服務的。情節是作品的骨架與脈絡，情節的發展與變化才使作品有了生命力，於是將藝術與真實融爲了一體。如果情節處理不當，那麼便不能引起人們的憐憫與恐懼，悲劇的情感亦無法得到宣洩和陶冶，悲劇也便不能稱之爲悲劇了。

但是，亞里士多德認爲喜劇和悲劇高於諷刺詩和史詩，也更受到重視，我認爲這一觀點有失偏頗。不論是喜劇、悲劇，還是諷刺詩、史詩，都只是一種藝術形式，雖然可以有個人偏好，但從客觀公正的立場上，並不能説哪種藝術形式高於另一種。藝術作品有優劣評判，藝術形式卻無高下之分。

況且，就古希臘文學的發展與演變歷史來看，諷刺詩和史詩可以説是喜劇與悲劇的源頭，喜劇與悲劇由此衍生出來，卻並非昇華與提煉，而是一種更加細緻的區分與隔離，以此擴充與完善古典文學形式與文藝理論。在文學與文藝的殿堂里，它們的地位應當是平等的，受重視程度取決於人們的主觀選擇而無關藝術形式的高低。

歸根結底，《詩學》是一部優秀的作品。站在它誕生的時代往過去看，它總結了希臘文藝，特別是悲劇、史詩的創作經驗；往對後世文藝的指導作用上講，它又是整個西方世界文藝思想的萬流之源，爲西方文藝理論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本書充分體現了言簡意賅這一文學作品最大的美德，雖然是一部理論類著作，語言卻並不顯得冗長和拖沓，讓人敬佩，也更適合閱讀與傳播。（原載：2014-08-16；山東觀點）